我们这束“闲说”的一个核心观点，现已渐渐由隐而显：谈话风散文的风格，必定与谈话对象有关。胡适是面对广义的学生而谈，周作人只管与远远近近的同行者晤谈，那么，鲁迅呢？ 我们知道，前期的鲁迅与周作人，其思想和家庭经历，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有什么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性格，周作人温顺平和，鲁迅则如他自己所说：“性颇酷忍”（见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８日致蒋抑卮信）。所以，当他们经过家庭的变故，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羞辱，终至于“走异路，逃异地”，在日本又经过了创办《新生》和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挫折，再眼见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失败，经历了五四的退潮与“三一八”惨案，他们的失望与绝望，都是共同的。他们早都阅尽了“世人的真面目”，周作人一再声称，不愿将自己“强行按下”，并说“我们没有迎合社会心理去给群众做应制的诗文的义务”，这其实也是鲁迅的思想。但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不同的，这也可说是缘于他们绝望程度的不同――事实上，鲁迅比周作人更绝望。
我们试取《两地书》作一简略的解剖。
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鲁迅一再说：“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这是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寄自厦门大学的信。同年１２月１２日，他又在信中说：“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此前他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少说话……”（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信）而这年的１１月１８日，他说得更绝：“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这都是很真实的心灵袒露。隔了两天，１１月２０日的信中，又写道：“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
其实，鲁迅的这些想法，并不局限于校园，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一年前，１９２５年的５月１８日，他在北京时，给许广平写信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是指《热风》中的《即小见大》，写于１９２２年，可见鲁迅对于群众的看法，并非一时的激愤之言。其实《阿Ｑ正传》所写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群众”中，当然也包括远远近近的文学青年。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７日的信中，他说：“这几年中，我很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１２月２日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会有这样全面而强烈的绝望，并非因为挑剔，倒恰恰是因为深刻。一旦具有了穿透一切的洞察力，人也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至少在中国是如此。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的信中，鲁迅说：“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一星期后，在３月３１日的信中，他又说：“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吧。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此中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用得真是传神之极。事实上，鲁迅心中的黑暗远远胜过我们平时从他的小说杂文中所读到的（他只在《野草》中透露得较多一些），他是深知其“不祥”的。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信中，他坦陈：“我所说的话，与我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有着这样的心境，鲁迅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谈话对象”？如胡适所面对的“广义的学生”，他早已“不愿意亲近”；而同道稀少，无聊者众，“算可以谈谈的”朋友也不多见，像周作人那样在与“远远近近的同行者”晤谈中聊度此生，他也不愿。他选择的，是反抗，是与黑暗直接面对，是在明知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是做那个决不回头的“过客”。
在《两地书》中，鲁迅的第一通回书（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１日），就回答了许广平关于如何对付苦痛的办法，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人生宣言，我甚至以为，这可以视作打开鲁迅心灵秘藏的一把总钥匙，可惜从来的论者重视此信的似不多见。我们且抄录两段在这里：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吧。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这里所说的“骄傲”，其实就是周作人的方式，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而沉浸于自己的民俗学、人类学、儿童学、妇女学、希腊神话等杂学之中，与友朋呼应以“略免掉寂寞与空虚”。而“玩世不恭”，大约就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后来所选择的方式，即与黑暗势力表面同流，而内心仍保持独立，佯狂假癫，白眼鸡虫。周作人的那些趣味，在鲁迅身上未必没有；而魏连殳形象中本来就有鲁迅的影子，他在绝望之余也曾说过要投奔老同学陈仪去。但这都不是鲁迅想要走的路，他对此二者充满警觉，时时防范。因为这两种方式，虽或也算解脱，但都便宜了黑暗中的对手，他实在不甘心。诚如他自己所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坟・题记》）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独特的对策，就是“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他的这些用词，有我们熟悉的幽默自嘲的成分，意思却是严肃的。我以为，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选择。过去研究者常有“前期”“后期”的两分法，即以鲁迅１９２７年进化论思路的“轰毁”为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此前的鲁迅的一些想法。但其实，鲁迅的“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在此前早已形成，在《两地书》中就一再见得。而他这种在“没有法子”的时候以“捣乱”为法，“聊胜于无糖”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晚年――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坚执于此的。
我们在前文引过鲁迅这样的话：“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当他对眼前的青年、学生、教员，以至“军队”、“土匪”、“世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了失望（可参看鲁迅１９２５年３月３１日信），就只能寄希望于“未见面的人们”了。这也可见他那希望的渺茫，因这样的“人们”也可能并不存在。这很有点像他在《呐喊・自序》里写过的话，他认为中国这“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但金心异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于是鲁迅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关于“希望”和“将来”的话题，在《两地书》中时时出现，这也可说是鲁迅一生的核心话题。鲁迅始终处于怀疑和思考之中，这体现了一个坚执的思想者的无上魅力。他对人类的伟大理想也不轻信：“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８日信）但他随后又说：“‘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这话说得极为平和实在，他大概也时时以此平复自己焦虑的心吧。但紧接着又说：“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封信，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宛若一曲思想的交响，“必无”或“可有”两大主题反复交织，真是好看极了。但从中即可发现，在他的内心里，未来的黄金世界是“料不定”的，那时比现在“好一点”的空想“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而“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终于不能证实，那么，有什么是切实可信的，是真正可以视作“实有”的吗？――有，即他的“绝望的抗战”。不管结果如何，他总是在切实地、不断地走着，在向这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作不歇的抗争，或如他自己所说，即使终于要被老虎吃掉，“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绝望，然而反抗，这就是鲁迅。他仍坚守在原地，毫不退让。周作人本来也和他站在一条壕堑里，但不久就走开了。他们的分道扬镳，不在那些言情小说看多了的研究者所说的兄弟吵架，也不在鲁迅到上海后的所谓“左转”，而不妨以周作人的一篇小文作标记，那就是他的《拈阄》（此文从１９２５年９月写到１９２７年３月，历时一年有半，载《谈虎集》）。文中引了祖父小时候外出看戏三日夜，倦甚而归，所受的长辈训斥：“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周作人由此大受启发：“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同无聊人纠缠似的。无论去同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厮打，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让我离开了下贱戏子，去用我自己的功罢。”但到底什么是“我的工作”？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要拈阄。周作人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古野蛮”是指他所心仪的人类学与神话学之类，“小野蛮”是指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等；唯“文明的野蛮”指现代人身上的“蛮性的遗留”，这就与当下的“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有关了。他愿意拈到前两种而不想再和“文明的野蛮”厮打。过了一年半，他把这篇旧文找出来删改增补并予发表，这时他最想拈到的是“古野蛮”。这表明，经过深思，他已痛下决心，并将此决心公告于世――要沉入到学术工作中去，而不再与当下的“野蛮”相纠缠。文章由“祖训”写起，我想，他是在与早已闹翻却仍站在同一战壕的鲁迅打招呼，甚或，也是在借机“教训”这位“同祖”的兄长吧。周作人的这一转变，到翌年的《闭户读书论》发表，才算正式完成。当然，研究“古野蛮”，并非全然不顾当下，只是“寓思想于学问”，不再热衷于正面交锋；在这转变过程和以后的岁月中，周作人还是写了不少针对“文明的野蛮”的战斗文章的（如“４・１２”政变后的《诅咒》等）。鲁迅则不为所动，仍然，或更其专注于同“文明的野蛮”的搏杀，愈战愈勇，猛志常在。此后，鲁迅不再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厚重的学术作品发表，但也并非全无建设性的努力，如他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提倡，如他的大量翻译方面的成果，就都不是“同无聊人纠缠”。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确是投放在当下的战斗中了。
如果说，胡适的文体是一种“实用的文体”，它是要让更多人懂的；周作人的文体是“艺术的文体”，只给予自己处于同一层面的读者拈花微笑；那么，鲁迅的“战斗的文体”，理应更接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是鲁迅研究中最易被含混过去的问题，但又是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鲁迅明知自己的文章不易读懂，也常说要改变自己的文体，如《写在〈坟〉后面》中就有这样的话：“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而他又十分明白文体的改变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在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２日致许广平信中，他就说：“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从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除了“不容易”，除了他所说的“懒而且忙”，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鲁迅很知道他现在的文章的价值，知道它们好在哪里；而且，它们自有其不改变的理由。此中最要紧的，还是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他的谈话对象究竟是谁？
虽然鲁迅也强调“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常想“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两地书》六九），但我们必须看到，他关注更多的，或每每直接引起他的批评和愤怒的，主要还是他所熟悉的文人学士、正人君子，乃至绅士、叭儿等等，对社会的、国民性的批判，也常常是从这些眼下的战斗引申开去的。直接针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批评，反而并不多。在《坟・题记》中，他说：“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杀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写于一年后的《答有恒先生》中，他对“攻击社会”与“民众”也作了反思：“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也就是，攻击军阀和民众（社会），一方面是送命，一方面是无效，鲁迅越来越看清了这一点。而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君子之徒”，虽然也无效，也遭罚，但至少他们能够看懂，能时有“小不舒服”。这也就是他在绝望时候所说的：“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吧？……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致许广平）甚至，当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京的报刊上大登声援和痛斥的诗文，鲁迅也并不积极参加，他当然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见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３夜信），但他不以为写作、请愿乃至“抵制日货”之类会有多少助益，他私下批评道：“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同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太露，能将‘诗美’杀掉。”（６月２８日信）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写作和批判，还是有着自己的战场，也有着文体的范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深知自己并不是指哪打哪、所向无敌的神侠，他只出入于自己熟悉的阵地，他在这里是能够操胜券的，他的作用也从这里辐射到很远（后来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想动员他发个声明逃到苏联去，或干脆搬他到苏区去，都显示了对他的极不了解）。也就是说，鲁迅的有效攻击对象，主要还是在知识界。这些对手的存在，对他实在太重要了。他们是他不可或缺的读者，也是他写作的灵感所在。所以，在《两地书》的最末一封信中，鲁迅意味深长地说：“因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这时已是１９２９年５月末，他大概早应成为研究者们所说的“后期鲁迅”了。
在《两地书》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在厦门和广州，鲁迅时时感到“无聊”，没有写作的兴致，即使写，“也不过是敷衍”；而同时，“能吃能睡”，“也许肥胖一点了罢”；“我实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这很不像我们心中的鲁迅。何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学院生活过于平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的信里，他又说：“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他不能容忍自己长此下去，他后来脱离教书生涯，专事写作，并且长住漩涡中心的上海，都与此有关。而他所必须面对的刺激，也就是要时时遭遇他的“敌人”吧。
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鲁迅的谈话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他的敌人！解说得最为明白的，还是《坟・题记》中的这段名言：“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他的这些“新文苑”、“旧战场”上的对手，正如周作人所面对的同道，大致有着相近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多半还是“可以对垒”的。所以，鲁迅的“战斗的文体”，也就有了与周作人的“艺术的文体”相似的品位，有着很高的艺术性的追求。
总的说来，胡适的文体是“实用的”，同时也是“学问的”；周作人的文体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学问的”和“思想的”；而鲁迅的文体是“战斗的”，是“思想的”，同时又是“艺术的”。他们之间还有着交叉，即知堂与胡适也有“战斗的”作品，甚至还不少；而鲁迅的作品则充满极厚实的“学问”――这也正是后来的杂文家们常常远不如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