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日之升,则曰大明 ��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到：“这里曾是帝都，而现在还依然幽静美丽。”从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他的那双蓝色的眼睛，深陷在八百年前的眉目里，竟是那样地满含着艳羡，也充盈着敬慕，在旅途中一个行将日暮的黄昏，长久地凝视着龙首塬南麓的那片残垣，而让他如此深情却又苍凉的废墟就是大明宫。其实，这也是大明宫焚毁了已经三百年的时候，整个世界还对它保有着的一种赞叹，更是那终于攀爬着走出了中世纪梦靥的欧洲，对盛唐的突然陨灭而发出的一点不可思议的惊疑。在他们的眼中，大明宫就是一幕神话的化身，是一座矗立于东方的圣殿，尽管已了无完形，却依然透显着斑驳的美丽。
微雨稀疏的午后，城北一隅的这处皇室禁苑里，刚刚散尽了冬日残存的素白，又薄沐上了一层回寒的湿凉。我穿过一路拆迁的狼藉，终于在烟尘中接近了那座传奇的宫殿。眼前，大明宫已经模糊不清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建筑工地上的尘埃遮蔽了视界，而是因为那千余年历史的雾障还依然在这里持续地弥漫着。弥漫在天空，弥漫着思绪，也弥漫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经历。
仍是这个季节，也是一样的日子，中书舍人贾至散朝之后走出了大明宫，与此时的我行走着一条相同的路。他是要回家，而我是想要重新走进盛唐。出宫的贾至携着一身的欣喜，揣摩出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诸寮友》的小诗。宫门外的我却是惴惴不安，怀着一腔宛如朝觐般的那种急切的渴念，春寒料峭的日子，竟心生了一些别样的焦热。一千年前，他是踌躇而志满的贵卿。一千年后，我不过只是后世的一个虔敬的遗民。在那个缺少媒体的年代，贵胄的诗作无异于今日网上的热帖，总会引来了一群无聊的应和，王维就凑了个热闹回复道：“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与我同行的贾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原作多年后已不再被人提起，而王维跟的帖子却成为了一个昌盛帝都的写照，成为了大明宫的一种恢弘的写真。我吟咏着这段激昂的文字，怀着一种对于故都的崇敬，在它坍驰了整整一千一百零一年的时候，前来凭吊那个曾经的盛世。
大明宫原本是李世民为李渊避暑专门修建的夏宫。起初，为求太上皇的永寿安康而取名为“永安宫”。可是，工程还没建完李渊就驾鹤西行了。有人认为还是名字没有起好，说刘备败走白帝城后归天的地方也叫永安宫，不很吉利。这样，贞观九年落成的时候就赶紧又改名为“大明宫”。
“大明”一词早见于《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篇，按《毛诗序》的释意为：“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文王，武王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文句里显然是寄寓着一种期望，当然，也是一种勉励，更是一种追求。我真的认为，贤德明鉴的太宗就是想要求取这种经意的。因为，在他后来的统治中也的的确确显示了这种包容和境界。如同未央宫的名字也出自《诗经》一样，都是以周王的勤政贤明作为榜样的一种自我的鞭策。
大明宫的来历还有一个奇异的传说。初建之时，从工地上曾挖掘出过一面古铜宝镜，魏征认得是秦始皇曾经用来清除异己的镇国之宝，叫“秦镜”。传说它能照见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纤毫可见。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照出群臣的忠奸、国运的兴衰。大明宫峻工后，秦镜就被悬挂在了朝堂上来震慑妖邪，以后也就有了“明镜高悬”的说法。有宝镜镇守，自是一派的正大光明，所以才称为了大明宫。
如今，五门横街没有了丁点从前的样貌，自强路的两侧尽是拥挤着扑满烟尘的民居。在这条远年的御道上，我感受着时光的悲凉，不禁又想起了老白“遥认微微上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的诗句，而宫门里，庭燎的烛光燃尽了。我企图寻找到当年金水桥头的踪迹，但是“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的风景已难以寻觅，宫墙下的河水干涸了，赶朝的鸾声也不再将将。虽然大明宫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恢弘，可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却依然响亮。今天的我们，开发的不必是它的宫宇，而是要留存住它千年的空旷，我们需要在这种空旷中填补上那种缺失了的豪气，树立起一种勤勉的精神，让它成为今生的激励，重拾这个城市的信心。
如日之升，则曰大明。今城北，夜未央。
一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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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词》中曾经多次提说到了玄武门，而今天，城北之北的玄武路上，已经寻找不到了那座宫门丁点的遗痕。赭褐色的高墙早就了无了一丝的残迹，但眼前却似乎仍然矗立着一堵永远的屏障，遮蔽着那个远古的传奇。耳边的微风，仿佛携着阵阵悠悠的丝竹乐音，从高墙内的历史深处漫出，吹落了昨夜的一个残破的旧梦。
玄武是一种黑色的龟蛇，代表着二十八星宿的北方，而星宿又对应着王朝的帝都，所以，宫城的北门就叫玄武门。长安是一座座北朝南的目字形城垣，皇宫靠北，玄武门外就是一片园林，再没有了其他的护甲围栏，所以这里一直都是御林军驻守的重地，也自然地肯定成为了权力争斗的要点。因此，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在李氏家族内部的皇权争逐中，就发生过多次的“玄武门事件”。由于大唐初期的政治中心在太极宫，而到了高宗以后又迁移到了大明宫，两座大内都位于城垣的北缘，分别各设了一座通达北苑的宫门――玄武门，所以，相同的事件，却并不一定都发生在相同的地点。
唐高祖时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在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愈演愈烈，并终于发展成为了一种生死的对峙。一个夏日的黄昏，秦王得到了一封线人的密报，称太子与齐王要当晚进宫面圣，极其疑似是要加害自己。此时的危难已然是如箭在弦，秦王思忖再三后方才拔出佩剑很下了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世民当即抢先在太极宫的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太子血刃了齐王，用武力断然扭转了危局，也控制了朝廷。此后不久，李渊就在强权的紧逼下，迫不得已地禅让皇位退居了二线。
武周时期，曾一度迁都洛阳，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又回到长安，这时的大明宫已在高宗时扩建的极其华贵，而宫室又处于龙首的高处，能够极尽天子傲视朝臣的威仪，所以女皇就落驾在了这里。虽然，武则天“上乘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使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是，她任用酷吏，宠信二张，也引起了众卿的不满。当她垂暮之年来临的时候，昏花的老眼已经辨识不清了时局的权重，宰相张兼之就借机逐渐发展了起来。当他终于攒足了抗衡的臂力的时候，便潜入大明宫的玄武门，冲进内苑杀了张昌宗和张易之，并以武力相逼迫使武皇退位，拥戴中宗李显重新复位，让皇权又一次回到了李姓的手里。
中宗自小仁厚懦弱，作为男人他缺乏果敢，而作为皇帝又更少了一些狠劲。他忌惮骨肉相煎，根本就不喜政事，一切朝务都任由内室协理，整日里沉溺于诗文酒色之中。而韦后和安乐公主却深知缺失了权柄的悲凉，她们惟恐皇权旁落，竟置亲情和礼制于不顾毒死李显，企图效法武则天执掌大唐。临淄王李隆基觉察后，果敢地率领御林军又从玄武门杀进皇宫，铲除了韦后和她们的那帮还羽翼未丰的党羽，在太平公主的号召下，又恢复了睿宗的帝位，而李隆基也因平叛有功被封立为太子，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开元盛世”。
门里门外，江山便是几经的更迭易张。而如今，玄武门内的大明宫在西安百姓的眼中，已经仅仅只是一个街办的地名，远古的记忆都已模糊不清，所知的不过也就是太华路与北二环交接的这个区域，倒成为了建材市场的一个代称。我企图从人迹中寻找到远古的影子，但是，一切都消失的没有了丁点的踪迹。眼前，太华路的两侧挤满了经营装饰装修材料的门店，周围先前的工厂都改建成了市场，仅有的一点农田也开发成了商铺，一街连片的兴隆。而这种繁盛的嚣闹，却侵扰着已经沉静了的历史，嘈杂的市声也湮没了曾经的光辉。但是，当又一轮北城改造启动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里。我们一定要为历史留下足够的空间，虽然古老的皇都已经远隔千年，可是那个盛世的功业却应该仍然不可侵犯。我们能够接受它的空旷甚至凄凉，但却实在是难以忍受对它的无知和冷漠。
我从太华路拐进玄武路，竟仿若从世俗的大明宫街办一下子又回到了远年的大明宫故宫。在玄武路上从东走到西，又从西再走到东，企图用脚步丈量出那个时代的宽度，还有历史通往了今天的距离。我伫立在墙外往深宫里探望，再把凝视的目光从千年前收回到身旁。一幕幕高墙内的金戈争锋，一声声穿越时空的历史嘶鸣，一页页翻过的城北旧事，无不让脚下屐痕深刻的路面背负着阵阵凝重的叹息。我似乎仍能感到，这里依然弥漫着远古的血腥，裹挟着肃杀的气息，落洒着时光的沉重。天边，残存着一抹褪色的晚霞，没有了绚丽，却深藏着一种怀旧的质感，仿佛远古凝固的视频，展演着日月斑驳的投影。
遥远的乡情
前往伊梨时途径小镇屯麻札，一个偶然的安排，在一个叫做哈力餐厅的路边小店用餐，竟让我意想不到地完成了一个长久的期盼。
席间老板娘端上了一份烙饼，这本是关中一种最为普通的食品，我却从中品出了两千多年前的余香。烙饼呈半圆球状，叫做“锅盔”。我急问老板娘是哪里人氏，老板娘说是本地人，这令我很是错愕。当我急速的寻找着她们可能落脚边陲的因由时，她却马上又告诉我，她的先祖在陕西，让我疑惑顿解，而从她的话语中到也听出了少许夹杂着的乡音。
相传秦始皇横扫六国后，劫掠了各地的宝物，并用强权统一了货币，使得国库充盈，便进而开始大兴土木。几乎同时动工了三大工程：秦陵、阿房宫和万里长城。共征发劳役一百余万人，使得全国的劳动力顿时捉襟见肘，以致远赴边塞的军队的后勤保障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戌边的士兵只能定期从军需处领到少许的面粉，但没有伙夫和锅灶，无奈中便借用自己的头盔来烹食。不知是谁，偶然发现可以将面粉和水后放入头盔进行烧烤，加工成外酥内香的美食，才化解了当时的困局。以后，逐渐改良、发展，成为了秦人特有的一种面食，被边卒们传为“锅盔”，并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现在的形状与当初已相去甚远。不知从哪个世纪起演绎成为了一种厚寸许、大尺余的圆饼，还以“锅盔像锅盖”的美誉夺得了“陕西八大怪”的殊荣。而今天吃到的锅盔竟还是两千年前的形状，就仿佛少小离家后老大才还的亲人，让人有种遥远的相识和未曾谋面的熟知。 “锅盔”的创制，不仅解决了士卒的温饱，同时还开创了以炊具为食物名称的先河。今天的锅盔，可是那昨天孟姜女夫君的主食，兵马俑们每餐的佳肴，秦始皇祭岳时旅途的必备呢。
这个传说，至今并没有经过专家们的缜密考证，但它所富含的文化背景却也揭示了那个时期的一段历史传奇，而今天的发现，更是增添了这段遗事的一个新的注脚。像这样的注脚，在我们的行程中又岂止仅此一件，馕的来历就也很有一些渊源。
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异族的土特产品、农牧作物和民俗文化传入中原的同时，随着驼队也将他们的饮食习惯带到了长安。他们喜欢吃肉时就着饼，简捷而实在，汉人便很快接受了这种饮食方式，并因胡人喜食而将其称为胡饼。胡饼就是一种用面粉调揉后炕烤的干粮，耐食用又便于携带，还能够储存，真可谓是当时居家旅行的最佳必备，得以广泛的流传普及。后来发现，胡饼因较干，更易于同汤食配用，几经改良后便慢慢地演变成了具有中原风格的汤饼。随着时间的流失，一代代的传续，汤饼已念转成了�饼（也叫��）。而由于传统上那种根深的喜爱，在如今的西安又赋予了一个“��馍”的昵称。又或是因其源自于西域，所以还一直为回回所独享，汉民烙制的却被叫做了烧饼，是否这也正是回人的祖先为我们引进的美食呢？不知何时，汤饼随着长安的商队伴随着丝绸、瓷器又带到了西域，“汤”便在一路的方言与发声方式的改造下，在葱岭以西被称作了“tonm”（音），又经地中海的洗礼和阿尔卑斯山的改造以及大西洋海水的浸染便演化出了“tart”的果馅饼，并派生出了意大利的比萨，而在新疆边陲，则念转成了馕。馕，从根本上说应是由西域舶来而又返销回去的一个结果，就如同今天“家私”的称谓，只是“家私”却是一种出口后又转了内销的产物，不过都是一种经济的强势在文化领域的反映罢了。馕与锅盔一样，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遗存，也是一道隐现于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文风景。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同时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历史。
告别小镇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给店家的大嫂行了个礼，为漂泊在外的这些远方的乡亲，为他们与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为他们还依然保留的乡音，更为他们一直传承的这种黄土地上的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