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活到高寿九十四岁，一生作画四万多幅，“为万虫写照，代百鸟传神，只有天上之龙，无从见得，吾不能画也”。如今，称他为百代宗师、伟大的艺术家，都已决然无疑，可他五十七岁时，国内还只有寥寥几位别具慧眼的大师能评估出他的真实价值。倘若他不巧犯病或撞了什么邪煞，死在那个年龄上，身后寂寂无名，与草木同腐，也不会让人感到特别奇怪。
这大器晚成者是谁?他就是齐白石，一位实打实的山民老艺术家。
当年，有一位姓齐名纯芝的细木匠，人称“芝木匠”，在湘潭四乡揽接些雕花的木工活儿做，因为心灵手巧，别人搞不掂的手艺他也能接，渐渐有了名声。但他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看见别人画像，觉得有意思，就瞟学了几招，也去写真，居然不止于形似，还能神似。那年月，乡间死了人，不像如今有现成的照片可以放大作遗像，还得临时请行家里手来个“急就章”，当然须画成开眼的样子，芝木匠为了挣钱养家，也不嫌这话儿晦气和丧气，照单全接。对这位多才多艺的小青年，有人早留了神，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大好的天赋被白白糟踏尽，就主动找上门来，问他，你愿不愿意学正宗的绘画?好啊，芝木匠一看来人是鼎鼎大名的本乡绅士胡沁园，二话没说，当即焚香，纳头便拜，认下这位高水平的启蒙师傅。
传统读书人讲求的是名正言顺，胡沁园琢磨一晌，先替他把名字刷新了，取名“璜”，字“濒生”，的确雅气了许多。然后，再谈绘事、书法、金石、诗词，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好在湘潭县城的大儒王�运也是孔老夫子那样的教育家，有教无类，门下先已收了铁匠张正阳和铜匠曾招吉，再收一位木匠，正好凑齐“王门三匠”。名师出高徒，这三人后来果然个个都能笔补造化。
齐璜学画时，已二十七岁，修炼的不是童子功，也不妨，苏轼的老爷苏洵在这年纪上始知发愤读书，照样名满天下。芝木匠学篆刻，有一天问铁安：“我总刻不好，怎么办?”铁安给他开了个天底下最笨的方子：“南泉冲的础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点心盒，都成石浆，就刻好了。”他那么聪明的人，真就这么下了一番苦功夫和笨功夫，没有半点投机取巧的念头，直弄得满屋子水，满屋子泥，遭了灾似的，没一块干地方。某天，与他同期学印的黎松庵(语言学家黎锦熙的父亲)对他说：“濒生，我不学印了。”齐璜便问他：“为什么?”黎回答说：“坏眼睛。”从此，黎松庵就辍学了。后来，齐璜慨叹道：“我当时的家境要是跟松庵一样，也就没有今日了。”在艺术创造的起始阶段，可能真有“饱者死，饿者活”的规律吧，毕加索年轻时学画于巴黎，只有面包加清水，更别说那位一辈子受憋屈，总共没吃过几顿饱饭，任何一种颜色都燃烧着饥饿感的荷兰佬梵・高了。
齐璜中年治印“白石山人”，以此名世，世称齐白石。他一生作画不辍，几乎没有节假日可言，唯有抗战时滞留南京，听说母亲去世，悲痛不已，停工三天，写了一篇悼念文字。老舍夫人胡�青女士(与新凤霞一样，是白石老人晚年所收的女弟子)曾深有感慨地说：作家能著作等身，就算非常了不起了，至于白石老人，则要用“画作等屋”甚至“等楼”方足以形容。
我最佩服白石老人的倒并非其勤奋多产，而是他在五十七岁时仍有衰年变法的勇气。别的画家早就急于守成了，守得门户严严紧紧的，连只蚂蚁都休想钻进去，他却背道而驰，一改娴熟的画风，去追求陌生的境界。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起因于他对自己的工笔画越来越不满意，且看他如何说：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
“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余平生工致画未足畅机，不愿再为，作诗以告知好：从今不作簪花笑，夸誉秋来过耳风。一点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
“余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
齐白石勇于衰年变法，外界强有力的赞成者和推动者是同时代的大画家陈师曾。陈在欧洲学的是西洋油画，但对中国画的造诣也十分了得。他凭慧眼和法眼看出，齐白石有天纵之才，若打破定式，往大写意方向发展，成就未可限量。
几经琢磨，白石老人霍然悟出“大笔墨之画难得形似，纤细笔墨之画难得传神”，“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他曾告诉弟子娄师白：“书画之事不要满足一时成就，要一变百变，才能独具一格”。
赞成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还有一人，即以画马著名的大师徐悲鸿。白石老人在《答徐悲鸿并题画江南》一诗中写道：“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可见徐悲鸿对他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非常之高。在京城，他们曾多次合作，而且是大幅大幅地泼墨渲染，画完了，相对莞尔一笑，仿佛宇宙之大，唯使君与我耳。有陈师曾和徐悲鸿这样当世无几的国手在一旁大力鼓动，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就更加底气十足，信心百倍了。
说来不可思议，齐白石五十多岁时，仍觉在京城“居大不易”，这位山民老艺术家进不了某些封闭的小圈子，画名既受限，画价也才每幅二元，比那些徒有虚名的画家低了一大截。后来，识货的荣宝斋老板不好意思了，自动将他的画价提高了两倍。陈师曾古道热肠，将齐白石的画带到日本开了个画展，经他妙语鼓吹，加之日本人对中国画素具眼力，展出的那些画竟卖得天价，这不仅使齐白石名动海外，掉转头杀回马枪，也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陈师曾的知遇之恩，齐白石充满感激，终生难忘。陈师曾英年早逝后，他写了饱含深情的诗纪念这位才高命薄的朋友：
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
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
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我言君自知，九原勿相昧。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位知己还是无双的国士呢?不用说，陈师曾是齐白石的益友和畏友。一九一七年八月，陈在齐的《借山图》上题诗，劝这位山民老艺术家“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对齐白石的画也不是一味猛夸，有不够满意之处，他也会讲出自己的看法。六年间(1917――1923)，两位艺术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此的心灵曾作过一次又一次高峰对话，可惜春花委地无人收，珠玉般的咳唾都已随风飘逝了。
齐白石衰年变法终于大功告成，真正达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由之境。这种蟒蛇蜕老皮的苦乐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
老把精神苦抛掷，功夫深浅自心明。
齐白石特别讲求继承传统，转学多师，他最欣赏最喜欢的画家有徐渭(青藤)、石涛(原济)、八大山人(雪个)、黄慎(瘿瓢)、吴昌硕(�庐)等人，都属于艺术个性鲜明，反对墨守成规，能别开生面的丹青巨擘。齐白石骨子里十分高傲，却也写过对前辈大师心悦诚服以至于五体投地的诗：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愿作徐青藤门下走狗的，齐白石不是第一人，第一人是清初的大画家郑板桥，郑板桥曾刻一印，印文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齐白石则不啻要作青藤门下的“走狗”，还要作八大与�庐门下的“走狗”，轮值于三家门下，真够辛苦的，可他心甘情愿。我想，在冥府之中，齐白石见到徐渭、朱�和吴昌硕，执意要拜他们为师，只怕那三位前辈高手都逊不敢当，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折杀老夫”的话来。
齐白石的性情也如他的画，不拘一格，饶有变化。王森然先生是这样描写的：“先生性柔时如绵羊，暴躁时如猛虎，无论其如何暴躁，过时无事。正如狂风骤雨之既逝，只有霁月清风耳。其情常似闲云，其心极如烈火，烈火燃烧，云光灿烂，极尽美观。”那么白石老人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呢?北京艺专的曾一橹教授与白石老人时相过从，前者给后者画过一张惟妙惟肖的头像，齐白石的自嘲颇为风趣：“曾君一橹，工于画，此头颅，能得衰老之神，见者必曰，此不合时宜之齐白石也。余曰：是矣！先生真能识人。白石记。”他自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倒要看看他怎样不合时宜。
最值得一说的，便是他敝屣尊荣。一九�三年，齐白石的好友夏寿田劝他去京城发展，诗人樊樊山也答应荐他去做宫廷画师，给慈禧太后画像，这无疑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想都不必想，伸手抓住就行。然而，对他们的好意，齐白石敬谢不敏。夏寿田是个大好人，还要给他捐个县官当当，又因齐老弟没有搜刮地皮的兴趣而作罢。在齐白石心目中，绘画是寂寞之道，必须心境清逸，不慕官禄，于绘事才能精益求精。我们从其闲章便能看出齐白石的志趣的确在彼(艺术)不在此(官俸)，他出身卑微，但从未因此自惭形秽：“木人”、“木居士”、“大匠之门”、“芝木匠”、“白石山人”、“湘上老农”、“有衣饭之苦人”、“立脚不随流俗转”、“我行我道”、“自成家法”、“三百石印富翁”，诸如此类闲章，透露了十分丰富的信息。这位山民老艺术家同情一切弱者，悲悯及于虫蚁，平生最看不起的是墨墨浑浑的官场中人，他多次用画、用诗揶揄嘲讽那些大耳阔面、好作蟹行的老爷们，其代表作《不倒翁》更是滑稽万状，一副志得意满的草包样子，活该被齐白石的谑语重重抽上几个耳光：
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一生自食其力的人是可以冷眼看官场的。他在艺海中遨游，那种纯净的乐趣、不受玷染的情操和自由自在的心境，确然是那些虚伪其身、厚黑其心的官老爷所无法拥有的，纵然胸怀残余，也必须尽快加以抹煞。齐白石从晚清一路走来，穿越了民国的沼泽，纵览无穷世象，仍然傲对强梁，无半分攀结的媚态，倒是以处身清白，自食其力，不刮民脂民膏为至上光荣：
何用高官为世豪，雕虫垂老不辞劳。
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
啮到齿摇非禄俸，力能自食非民膏。
眼昏未瞎手犹在，自笑长安作老饕。
齐白石一生俭朴，于银钱事不肯信任旁人，他总疑心这世间马面牛头无所不在。“因为人少鬼多，所以处世对人，总不放心。即家中一切琐务，亦由其自己处理，甚至对油盐酱醋茶叶米面，自己经营，菜蔬劈柴笔墨纸张，自己购买，门窗箱柜钥匙，自己管理。此种生活之烦苦，在他人以为可厌恶，在先生以为有趣味。”(王森然《齐璜先生评传》)然而，他的精明确实有限，骗子的额头又没黥字，自然防不胜防，他受骗上当不止一次两次。曾有人找上门来，主动提出帮他在香港卖画，三言两语就轻而易举地哄走了他亲笔订下的润格，他很开心，殊不知那人更开心，回去正好借此公开地卖假画。齐白石的大弟子李苦禅先生曾撰文揭过恩师的“短”：
“齐老师对于艺术之外的事都很‘傻’，常受人骗。那时因国家动荡，钞票骤然变成废纸乃是常事，齐老师不知丢了多少血汗钱，才想到要买黄金。他不瞒我，让我看买来的黄金，我很吃惊：‘金子还有绿色的吗?’老师明知又吃了亏，还不敢声张，生怕惹祸。真是哑巴吃黄连，苦在肚里。”(《忆恩师白石翁二、三事》)
艺术家本是天真的，心如赤子，不通世事，倒也不足为奇。有一回，外宾参观他现场作画，一个个欢笑着叽里咕噜地赞美了一通，白石老人却不高兴，不为别的，就为洋人没翘大拇指！
齐白石衰年变法，从自发而迄于自觉地追求“自然的精神”，他追求到了，脱却了一身匠气，直抵造化之美神秘的殿堂。我想，一个人要衰年变法，勇气之大，并不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士小，白石老人敢于突变，而非渐变，在艺术风格上进行革命，就要冒“见光死”的危险。在一片讥嘲声中――有人甚至将他的诗作哂为“薛蟠体”――他居然轰轰烈烈地“活”了过来，这决非上天保佑，福大命大的结果，而是其天才的悟性和艺术家的实力征服了美惠三女神，因而从她们手中摘取了金灿灿的王冠。
我忽然想到满清王朝也曾衰年变法，可是“百日维新”却只留下腥风血雨的印记。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总是不受欢迎，也很难成功的，所以吾国吾民在几千年里都积弱积贫积愚积昧，不断受外寇侵凌，受内盗剽掠。你当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政治与艺术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群体行为，后者是个体劳动，这话不假。但即算是在文学艺术上吧，衰年变法也罕见成功的范例，因为没有几位两鬓星星的老人肯拆掉自己多年营建而成的八宝楼台，哪怕只是几间破落的草庵茅庐，他们也要苦苦守成，又何尝有什么再建华宇的胆气和心劲?
齐白石的伟大之处便愈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它至少证明了一点，真正的天纵之才，其强大的创造力只受风格的羁縻，而不受年龄的限制。在我看来，齐白石暮年所获得的由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只不过是飘落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一片雪花，根本不足以增添其高度。至于“文革”中，革命小将仆毁其墓碑，则说明，艺术家在这个国度不仅生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死后也得不到必要的安宁，即便官方纵虐如此，仍无损其凤凰一毛。
然而，也有人善意地指出，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齐白石以九十岁高龄，用一个上午的时间，为东北博物馆书写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文，不知那是不是一位艺术家的份内事?我想，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已没有标准答案，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标准答案了。当时他心里高兴，就提笔写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大可不必将那幅字视为稀世奇珍，权且当作纯粹的历史活页去看，如果你悟性够好，眼力也不赖，说不定能从字缝里看出别的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