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谍影》是一部反特电影故事片。 1977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创作组周云发、牟怀珂、李春茂和我等人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斗熊》，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孟森辉和小说作者周云发及我一起改编成反特电影剧本《东港谍影》，审查通过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投入拍摄，影片争取在两年内完成摄制，与观众见面，以进一步贯彻文化部“繁荣文艺创作，不要再让群众看到的只是几个样板戏”的指示精神。他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支持配合。市局对此意见很重视，认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反特片，也是对我们公安工作的支持，我们完全应该积极配合，努力争取把这项工作搞好。过不几天，政治部又指派我以一名公安人员和编剧的双重身份，参加摄制组，协助影片的拍摄工作。这以后一年左右的摄制过程，让我这个干公安的机关工作人员有了一段特殊的“从影”经历，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许多深刻难忘的记忆。
分镜头剧本完成后，经过紧张筹备，1977年8月25日下午，摄制组全班人马，浩浩荡荡开赴大连，这是按照导演沈耀庭和制片主任金兆元的决定，抓紧季节先拍外景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大出动。
这真是一个载着希望载着幸福的航行！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垠，载满旅客的“长锦”号客轮破浪北上。海风徐来，凉爽宜人，登轮前的溽热一扫而尽，大家的心情也像这舒适的环境一样，真是好啊！我注意到他们一个个都像过节似的，人人脸上都是挂着笑意。能不高兴吗？“四人帮”倒台了，许多长期受压制、被打入冷宫的电影工作者终于重返他们热爱的岗位，开始在水银灯下进行崭新的艺术创作，开始追回失去的年华。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我清楚地看到，将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的电影演员朱曼芳、向梅、尤嘉，还有深受观众喜爱的高博、中叔皇、于飞等老一辈著名演员，他们有的在船舱里，有的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兴奋地交谈着，而在著名化妆师倪亦非的客舱里，则已早早地摆开了“筵席”，平时喜欢喝几杯的沈导演等几个人，上船后不一会就兴致浓浓地聚在了一起，他们拿出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酒和熟菜，欢快的笑声不时从他们中间迸发出来……
忽然，胖胖的剧务周福堂挤进门来紧急通知：“大家注意了，晚饭后要开联欢会。”他还叮嘱谁谁谁赶快准备小节目。周福堂一边通知一边也“抱怨”说这临时的安排实在是太急促了，但这是船上的客运部杜主任诚恳的要求。原来有许多旅客发现船上来了不少电影演员，觉得很开心，热情的杜主任更是灵机一动，顿然就冒出个活跃航行生活的主意，于是就提议让电影演员与“长锦”号船员一起开一次联欢晚会，好让旅客们在大海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果然是一群经验丰富的演员，这样的任务再急也难不了他们。女声小合唱很快就抢排了出来；于飞和周嘉麟也即兴创作，现编现演，来了一个相声小品；达式常的朗诵更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而最使我难忘的一个节目，还是一个男声独唱：《怀念周总理》。
唱歌的小伙子是“长锦”号上的一名生火，大概是刚从机房大炉旁上来，粘着黑黑煤屑的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去，然而他的歌声一下子就把全场观众的心紧紧抓住了――
仰望闪闪的巨星
凝视常青的劲松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无限怀念您
日日夜夜把您赞颂
您把毕生精力献给革命斗争
您把全部智慧献给人民大众
……
小伙子唱得太好了，不仅嗓音清亮，而且十分十分的投入，简直就是用心儿在唱，太深情了！以致他唱完之后，沉浸在歌声中的人们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如山洪爆发一般，掌声轰然响起。这掌声却让小伙子脸红起来，只见他朝大家匆匆鞠了个躬，身子一闪就离去了。
唱啊跳啊，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深夜时分，欢声笑语才渐渐平静下来，奇怪的是那个小伙子清亮纯情的歌声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一遍又一遍地回响……人们陆续回舱休息了，我却毫无睡意，登上甲板，凭栏远眺，只见海空如墨，群星闪烁，冰轮似银，分外耀眼。看着看着，头脑里竟也冒出一段打油诗来，事过快三十年了，还记得那打油诗的前头几句：海上生明月/人间扬清风/九州齐拨乱/百业竞日红/自当勤努力/责任记心胸/……后面好像还有几句什么的，可现在想不起来了。
写剧本辛苦，剧本变拷贝更辛苦――这可以说是我参加《东港谍影》拍摄组工作后耳闻目睹的真切感受。
外景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小特务假装醉酒骑车摔下路边小沟，以掩护“老狐狸”盗窃情报。为求最佳效果，扮小特务的演员周嘉麟连拍了三次，反反复复从车上摔倒再滚下坑坑洼洼的沟坡，这镜头在银幕上就那么一两分钟的长度，拍摄时竟苦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周嘉麟尽管穿上了防护背心，前胸后背还是摔滚得青一块紫一块。围观拍戏的路人，见状纷纷惊叹道：“电影要这样拍啊，玩命！”
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但也是个生活艰苦的城市，这当然是指1977年我们拍外景时候的大连。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供应实在太差了。几乎整整四十来天，每天的菜肴不出四大样――白菜炖粉条，白菜闷豆腐，海带炒土豆，再加一盆黄豆片儿汤。这汤可有意思了，清澈见底，粒粒黄豆一目了然，难得见到漂着三两片刀功极好切得极薄的肉片，难怪它起了个挺好听的名――黄豆片儿汤。有的演员很俏皮，看到这汤就开玩笑地问，片儿呢片儿呢？没片儿嘛，原来是“骗儿汤”。
这样的清苦日子一直持续了一个来月，国庆节快到了，大家心想过节一定会改善改善伙食吧，说真的，连我这个对饮食并不怎么挑剔的人，天天吃着那“四大样”，也觉得没劲，也盼望国庆节能吃上一块油腻腻的大肉，或是两块酱红酱红的熏鱼，结果呢，希望全空，饭厅的餐桌上出现的还是那“四大样”。
尽管物质生活很贫乏，尽管也有人说说俏皮话，但干起工作来个个都是好样的。那年头，好像还没有发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类具有高度概括性、非常精辟、简直是掏心掏肺的词句，但《东港谍影》摄制组的同志们，为了拍好一部反特电影，不辞劳苦，实心眼儿地干，真是难为他们了！
有一场“老狐狸”雨夜上山密取情报的戏，只听得导演一声“开始”，简直就像变戏法似的顿时山风呼啸大雨滂沱，刚才还好端端的天气，怎就突然变脸了？原来是借调来的两台消防车和鼓风机应声而动，同时发威。这时，扮演“老狐狸”的高博在“狂风暴雨”中上山了。高博真是个好演员！他已年近六旬，那几天还肠胃不适，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好不容易才借到消防车鼓风机，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病而影响拍摄安排。他抱病上阵，一场戏还没拍完已浑身湿透。停机后，我赶紧上前扶他下山，一挽他的手臂，冰凉。刹那间，我克制不住了，两汪热泪在眼窝中涌动起来。
国庆节过后不几天，一次拍戏时曾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那天拍的镜头是四名侦察员为拦截越境逃跑的某国间谍，因此飞快地驾车追赶。开车的侦察员由达式常扮演。正式开拍了，他就驾驶着一辆事先已经发动的上海牌轿车冲了出去，可是，车轮下的这条路并非一条坦然大道，而是左临大海右傍山坡的石子路，更要命的是这条山路还有个往下倾斜的坡度，下不多远就沿着山势绕到山后去了。可能达式常开车是个新手，也可能是这条路太斜太滑，只见那车越来越快，冲出一百米不到的光景，陡然擦上山崖。当时，我就站在车后的摄影机旁，清楚地看到那车身整个往右一掀，随即左边的两个车轮腾了起来，再重重往下一顿，抖晃了几下停住不动了。“不好了不好了！”全神拍摄的老机师陈震祥首先惊呼，我和沈导演、场记金兆渠等人赶紧冲了过去，还没奔到车边，又见撞山腾起的烟灰中，扮演侦察员老杨的演员王定华从左侧车门钻了出来。天哪，他满脸的鲜血直往下流，染上白色的警服，在海边炫目的阳光下极为刺眼。事后知道是由于撞山后车身猛颠，他头顶撞上车顶而造成头皮绽裂。达式常的双膝、毛永明的下颌都受了伤，扮演女侦察员的尤嘉伤得更重，显然是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与道旁的山石靠得最近的缘故，猛烈的震动使她当场就昏迷过去。
四名伤员迅即被送进大连铁道医院，大家心情焦急地等候在急诊室门外，平日里总是笑笑闹闹的人们一下成了一群沉默的人，那分分秒秒，都紧紧牵动着大家的神经。
初步的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医生说尤嘉主要伤势为右臂上下两段开放性骨折，还有轻微脑震荡，必须要经三个月的治疗休养方可康复。其他三人虽是外伤，但都伤得不轻，全都要住院治疗，并进一步观察，以防还有其他意外。这一说，大伙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
这时，已是晚上7点45分，我顾不得吃饭，通过长途电话向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报告了这场意外及伤员情况。市局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上午，屈成仁副局长等领导就亲往上海电影制片厂，请即将专程前往大连察访的上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同志转达市公安局向受伤演员的亲切问候。政治部还电话指示我，一定要配合好摄制组做好受伤同志的医疗和下一步工作，如有困难，可以用市局政治部名义，请大连市公安局协助解决。
由于四名主要演员负伤，拍摄安排作了调整，先将其他演员的戏提到前面一一拍摄，这段时间里让四名伤员好好疗养。可是过不了多久，这几个人还未伤愈，就一个个重返岗位，就连伤情最重的尤嘉也把医生的叮嘱丢到脑后，仅仅在家呆了一个来月就回到了她的岗位。归队那天，她几分神秘地悄悄告诉我，说她的旅行包里带了个铁家伙！我不明其意，她笑着说是哑铃，并要我帮她强化训练恢复臂力。有这样急急忙忙不讲科学的吗？伤筋动骨100天呢！尤嘉说不去管它了，达式常、王定华、毛永明全都说身体已好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早日拍好《东港谍影》这部电影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反特电影故事片《东港谍影》融合了编导演音美等多方面的创造性劳动，也包含了许许多多不见名传的剧组成员的默默奉献，还离不开热心群众的积极支持。
影片中有这样一场戏：完成了接头任务的特务沙林，得意洋洋地“扬招打的”，准备远走高飞。出租车开了一阵后停下：“到了，下车吧！”沙林一看大惊，原来这里是公安局！这时女司机一回头，观众才看清她的脸，原来是尤嘉扮演的女侦察员。
这场戏是在旅顺口拍的，出租车开得顺顺当当，但生活中的尤嘉并不会开车。怎么办呢？副导演王大卫连忙到旅顺市公交公司求助。公司负责人一听是上影厂来拍反特片，当即表示支持，并按大卫的要求找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大卫一看乐了，她的个头，背影同尤嘉还真像呢，可麻烦的是她梳着两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女司机明白了王导演一忽儿乐一忽儿愁的原委，立即就表示可把辫子铰掉，她还说干就干，漂亮的大辫子三下两下就变成了齐耳短发。有了这样一个替身，戏自然就拍得很顺利。可事后才知道，在当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里的姑娘剪了短发就是表明她有了婆家。这，这怎办呢？摄制组只好表示道歉了，然而那姑娘泰然地一笑，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能为拍电影当一回群众演员不也挺好的嘛。
类似这样的群众支持、帮助排戏拍戏的例子很多很多。让我感动，让我难忘，让我越发明白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干啥事都离不开群众，最真诚最强大的动力在哪里呀？就在咱们不起眼的老百姓身上。
特殊的“从影”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受到了教育，还使我与许多真正的电影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导演沈耀庭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有好几次我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电影是个艺术作品，每一个镜头都要成为美的画面。他又说，戏是拍给观众看的，如果今天我偷工减料拍一个镜头，马马虎虎原谅了自己，明天观众则绝对不会原谅我。他更赞赏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句话“我将抱着摄影机死去”。他的这些话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更了解他说这些决非为了表白自己有多高深有多文雅，而真的是出自内心。你看他呀，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香烟烧到手指头了还浑然不觉。有一阵天老是阴沉沉的不能拍戏，我和他无奈地在住处门口散步，地上铺的明明是一块块六角形的水泥砖，他却对我说老像是看见一圈圈光斑。你看他拍戏都拍傻了，他就这副样子！耳濡目染吧，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东港谍影》完成后，我同他又合作写了一部表现工读学校学生奋发转变的电影剧本《心灵的火花》，1982年浙江电影厂拍完公映后，受到了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赞扬。
发稿编辑/浦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