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瑞本・卡扎尔斯基是一位十分幽默的人，他打电话到我位于迈阿密海滨的家中问：“麦纳瑟，你不想破天荒地、有生以来地为了我micrve一下吗?”(译者注：micrve是意第绪语，意为“帮助”)
“我，micrve一下?”我被问得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个什么鬼词?希伯莱语?阿米亚语?还是中国话?你很清楚，我从来就没有micve过，尤其在这儿，在佛罗里达。”
“麦纳瑟，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micve。那家伙是个百万富翁。几个月前，他在一次车祸中一下子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妻子、女儿、丈母娘和一个刚满两岁的孙子。亲人的遇难令他痛不欲生。他在迈阿密海滨、好莱坞、劳德代尔堡盖了很多公寓楼和专供出租的花园别墅。而且，他对你的作品喜欢得爱不释手。为了表示对你的景仰，他很想为你举办一次晚会，当然，如果你对晚会不感兴趣，只跟他单独见个面也行。另外，如果我的消息没错的话，他跟你还是卢布林的同乡呢(译者注：卢布林是波兰的一个城市)。他的英语直到现在都不很地道，他刚到这儿的时候身上穷得只剩一条裤衩，可是现在，居然在短短的十五年里，从一个流浪汉摇身变成了百万富翁。简直不可思议，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发的迹。也许这就像母鸡下蛋，或者就跟你写书一样，该生的时候就会生下。”
“谢谢你对我的赞美。可是这跟micrve有什么关系?”
“过不了多久，他就将托着一只盛着海怪肉的大盘子，挽着一位喜欢柏拉图式调情的女郎莎拉在另一个世界里漫步了。而你，正好可以趁机从这个老东西手里买一套半价的房子。那老家伙手里有花不完的钱。他还想写一部回忆录，希望能请你帮他编辑。他患有心脏病，身上不得不装上起搏器。现在他正朝着索命鬼那里走呢，或者说，索命鬼很快就会来找他。”
“他想什么时候见我?”
“尽快，明天都行。他会派一辆凯迪拉克轿车来这里接你。”
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楼下门口的通话机响了，那个爱尔兰门房告诉我说：有位先生在下面等我。我一出电梯，就看到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那人穿着黄衬衣、绿裤子，脚上的紫皮鞋系着金色的鞋带；光秃的头顶上盘了一圈稀薄的银发，好像戴了一顶银色的花环，他的脸圆鼓鼓红扑扑，让人联想到一只光鲜饱满的红苹果；在他的小嘴里，叼着一支很长的雪茄烟。他向我伸过来一只潮乎乎的小手掌，紧紧跟我握了一下，两下，三下，并用尖细的嗓音开口说：
“能够见到您，我真是感到太高兴，太荣幸了!我是马科斯・弗莱德布什。”
与此同时，他用那双含着微笑的棕色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与他矮小的身材相比，那双过大的眼睛显得有点女性。司机拉开凯迪拉克豪华轿车的车门，请我们上车。套着红色丝绒椅套的座椅柔软得如同鸭绒枕头，坐上去后，整个身体都陷了进去。马科斯・弗莱德布什按了一个控制钮，车窗玻璃自动落下，他把嘴里叼着的雪茄烟吐出窗外，又按了一下，车窗玻璃重又关上。
“医生严格控制我的烟量，每天的限量少得就跟我在斋节期间可以吃的猪肉一样可怜。不过，习惯是人的统治者，也有人管它叫‘第二自然’。这个说法，我不是在戈玛拉的，就是米德拉斯的书里读到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日常的说法?”
“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怎么会呢?按理说您应该什么都知道啊!我有一部《作家名言辞典》，我把它跟《犹太圣经》摆在一起，但没有在这儿，而是在纽约。等一会儿我给一位朋友、神学家司坦培尔挂个电话问问，麻烦他代查一下。我有三栋住宅，一栋在迈阿密，另一栋在纽约，还有一栋是在特拉维夫，所以我的藏书分布在好几个地方。假如我要在这儿找一本书，结果发现，我什么时候把书忘在了以色列。好在还能找到电话，需要的时候拨一个电话就可以。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位在巴尔一伊兰大学当教授的朋友，他就住在我家里，当然是免费房客，所以，我找他肯定要比找在纽约或迈阿密的朋友容易得多。电话是通过空间技术传递的――好像叫‘人造月球’或其他的什么古怪名字。对了，我想起来了，叫‘人造卫星’!许多词搅在脑袋里，但很难一下子想起来。我刚在纸上记下一件事，转眼就忘了记在哪儿了。我们共同的朋友――瑞本・卡扎尔斯基肯定和你讲过我的遭遇。不久前我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眨眼之间灰飞烟灭……就跟约伯一样，变成孤寡一人。不过，约伯还年轻，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重新从上帝那里得到孩子、骆驼和毛驴。可我已经太老了，已经没有时间了。更不要说我的病。我若能从今天活到明天，就已经是奇迹了。我每挪一步都要小心。医生只允许我喝一点点威士忌，只能喝跟顶针儿似的那么一小口。我妻子和女儿本来想叫我跟她们一起去旅游，可我没有情绪陪她们去。后来，她们在迈阿密遇到车祸，当时她们正在去迪斯尼乐园的路上，迎面开来一辆大货车，那个酒后驾车的大货车司机断送了我的整个一生。他也在事故中丢掉一条腿。您说，您相信灵魂吗?”
“我不知道。”
“我从您的作品中感觉，您是信的。”
“在精神深处，我确实相信。”
“假如您也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磨难，您的信念肯定就会变得坚定。不管你相不相信，事实如此。”
凯迪拉克轿车停在了路边，司机将轿车托给保安看管，我们走进了一个好莱坞风格、豪华宽敞的前厅：到处都是昂贵的地毯、镜子、灯具和价值连城的画作。寓所内的陈设舒适奢华。地毯软得如同轿车的座椅。四壁挂满的画作基本上都是抽象派的。我在一幅作品前收住脚步，仔细欣赏，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还是摸不到一点头绪，感觉画面正中是一大堆城市垃圾，而且是节日期间的一大堆垃圾。我问马科斯・弗莱德布什先生：这是谁的作品?上面究竟画的是什么?他含含糊糊地回答：
“这跟其它作品一样，都是市场上的便宜货。毕索加或哪个与他同时代画家的涂鸦。”
“毕索加?”
这时，我突然想起瑞本・卡扎尔斯基曾经告我说过：马科斯・弗莱德布什一向习惯这样称呼毕加索。
“它们看上去都差不多。”马科斯・弗莱德布什不屑一顾地挥了下手，接着说，“事实上，我那已经入土的妻子曾是一位画商，而不是我。”
卡扎尔斯基跟我碰杯的时候，向我投来一丝狡黠的微笑。卡扎尔斯基是我还在波兰时交下的朋友。他写过半打意第绪语的喜剧作品，但接二连三地以失败告终。虽然出版了一本算得上文集的随笔，但由于评论界对其风格的猛烈抨击，最终迫使他放弃了写作。1939年来到美国，很快娶了一位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寡妇。女人死后，卡扎尔斯基继承了一笔遗产，感觉良好地闲混在富人圈内。他染了头发，穿起高档的毛料西服，戴着手绘领带，向几乎所有处于十五岁到七十五岁年龄段内的女人频频示爱。虽然他已年过花甲，但看上去最多超不过五十岁，而且头发很多，胡须浓密。在他深色的眼球里总是闪烁着讥讽、轻蔑的目光，似乎无论何人何事，对他来说都不屑一顾。在 一家叫做“西部罗沃”的咖啡屋里，他凭着自己对作家、神学家和政治家讥讽式的模仿而颇享声名。他骄傲地声称，自己是一位“职业的吃白饭者”。就在他性格自闭、玩弄女性的同时，他又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自己有阳痿的毛病。虽然我俩是好朋友，但他从来都不愿表露他善良的热诚。就拿这件事来说，好像是马科斯，弗莱德布什勉强我接受这次会面一样。这时，小老头开始了抱怨：
“您这么长时间都躲到哪里去了?我不下千遍万编地告诉瑞本，请他引见我俩相识，可您不是在欧洲、以色列，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漫游。现在总算能在迈阿密见到您了。我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很怕独处。如果我被一个人丢在这里，情绪就会极度沮丧，还不如一个疯子。那种时候，这幢漂亮的豪宅也会变得像一座地狱。有时我真觉得，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那些在战争中荣获勋章的战士，而是这些隐居山林、独熬余生的孤寡男人。”
“在这座宫殿里有卫生间吗?”
“当然有，而且不止一个，有两个，三个。”马科斯・弗莱德布什答道。于是，他扶着我的手臂，将我引进一个宽敞舒适、华丽典雅的卫生间。在厕所内镶嵌着宝石的马桶盖上，平铺着一张两美金的纸币图案。在正对镜子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装饰画，上面画的是一个挺直身子正在撒尿的小男孩，在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我伸手掀开马桶盖，顿时响起八音盒似的音乐声。过了一会儿，我走到望海的阳台上，正在西沉的落日余晖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顽皮地舞蹈，有几只海鸥在水面捕食，船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惬意地浮荡。我无意中看到一只站在海滩上的动物，从我所站的这个少说也有十五层楼高的视角来看，像是一只牛犊或体型硕大的狗。那显然不可能是狗，可是，一头牛犊跑到迈阿密的海滩来做什么?那个东西突然伸长，竖了起来，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一个披着浴衣在沙滩上拾贝壳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卡扎尔斯基也来到阳台上陪我，他说：“这就是迈阿密。这屋里杂七杂八的艺术品都是他妻子收藏的。无论在家里，还是生意场上，都是由女人说了算。不过，你别因为这个就以为弗莱德布什是个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的白日梦者。在他身上潜藏着挣钱的天赋。他们俩做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生意，比如房产、地产、股票、钻石，最后女人相中了艺术品市场。如果弗莱德布什说买，女人就买；如果他说卖掉，女人就会卖掉。女人拿一幅作品拿给丈夫看，只要弗莱德布什漫不经心地瞥一眼说：‘这样污七八糟的破烂货，那帮家伙肯定会喜欢。买下!’女人就立即开支票。不管他们将手伸向什么，什么都能在他们手里变成钱。他们飞到以色列，在那里成立了一家基金会，为各种各样投身文化、宗教领域的人颁奖。当然，这样一来也免除了他们要交各种税务的麻烦。他们的女儿是个神经兮兮、不可思议的愚蠢女人。恐怕你在弗洛依德、荣格或是阿德勒的著作里都找不到一样能够符合她的心理病症。女孩出生在一个收留无家可归者的难民营里。父母本来希望她嫁给犹太大主教或以色列总理，遗憾的是，女儿却爱上了一位基督徒，一个不仅已婚、而且还有五个孩子的考古学教授。教授的妻子不同意离婚，弗莱德布什的女儿最终用一百万美金的协议和天文数字的将付款额才说服了情敌。婚礼后刚过四周，教授就在一种突如其来的远游冲动的指使下，跑到中国研究起了北京猿人。于是，女人开始酗酒，醉得连大货车司机都自愧不如。好吧，你要真想见识点什么，就跟我来!”
卡扎尔斯基推开客厅大门，高大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来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马科斯-弗莱德布什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魔法般地召集起一次规模庞大的晚会。客厅里容不下所有的客人。卡扎尔斯基和弗莱德布什带着我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到处都结聚着男宾女客，少说也有两百多人，其中以女人居多。首饰、时装、裤子，发型，皮鞋，胭脂，以及西装、衬衫、领带五彩缤纷地汇流到一起，俨然是一场狂欢节的化妆大游行。精心配置的射灯照着厅内的每件艺术品。男侍们一圈接一圈地送着饮料，身穿黑白色服装的女佣一盘又一盘地端来冷餐。
在这样嘈杂喧沸的人群中，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无数次地跟人握手，亲吻，一遍一遍地听着千篇一律、不厌其烦的恭维话。一位身材健硕的妇人紧紧地将我搂在她那对肥硕柔软的巨乳中间，几乎直对我的耳朵尖声大叫：“我读过您的许多作品，著作，我也是从您常在小说里描述的那个地方来的。我祖父在艾什舍克当过大货车司机，后来到了美国，一直还做长途运输的生意。因为我在家里经常听父母讲意第绪语，所以时间长了，我或多或少也能听懂一些。”
在镜子里，我发现自己脸上粘满了难看的唇印。我正站在那儿试图抹去脸上的口红，一个又一个建议接踵而至。一位唱诗班演员告诉我说，他准备将我的小说改编成音乐。一位音乐家不厌其烦地央求我，希望我能将我的某部小说改写成歌剧剧本。一个从事成年人教育的官员邀请我到他工作的机构做一次讲演，并说我可以因此得到一块纪念奖章。一个长发披肩的年轻人请我为他推荐出版社，至少为他推荐一位经纪人。“我必须创作，”他说，“创作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生理需求。”
刚刚我还被包围在一大群陌生人中，转眼之间，客厅里却只剩下了我和瑞本・卡扎尔斯基两个人。侍者以同样惊人的速度撤掉杯盘狼藉的残羹剩宴，端走了尚未喝完的鸡尾酒杯，倒空了数不清的烟灰缸，并将一把把座椅摆回原位。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这种职业的重要意义。马科斯・弗莱德布什又像变戏法一样地重新出现，脖子上系了一个饰有金黄斑点的白色领结。
“到了该用晚餐的时候了。”他宣布说。
“我已经吃得太多了，现在根本没有食欲。”我回答。
“那您也必须跟我们一起去。我已经在迈阿密最好的一家餐厅里订好了座位。”
我顺从地重又钻进由那位面熟的司机驾驶的凯迪拉克。这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昏暗，我既不知道也没想知道我们这是准备去哪儿。轿车只开了几分钟的路，随后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宾馆门前，门口恭候着身穿制服的男侍。一个男孩殷勤地拉开车门，另一位恭敬地为我们打开宾馆大门。宾馆内的装修可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出的平俗的豪华，到处流光溢彩，水晶灯照亮了大堂里的每个角落，巨大的花盆里长着赏心悦目的热带植物，花瓶，雕塑，还有养在鸟笼中的傲慢鹦鹉……无论哪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气宇轩昂，富丽堂皇。我们被引到一个暗棕色调的餐厅内，等在那里的是一位大堂领班，他神色卑微地招呼我们，将我们领到预定的桌前。他格外殷勤地躬腰赔笑，不停地表示着对我们光临的由衷喜悦。没过多久，在他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位男侍。他们俩全都身着笔挺的西服、带花边的衬衣，脖领上系着领结，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看上去像是一对双胞胎。我通过他们的口音判定，他俩都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他们�里�嗦、不厌其烦地向客人介绍了一道又一道菜肴和各种饮品。当他们得知我是素食主义者时， 稍稍尴尬沉吟了片刻，马上向我保证，他们将为我准备一份素食者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尝到的佳肴美味。一位男侍帮客人点菜，另一位则在纸上飞速地记录。马科斯・弗莱德布什用他蹩脚的英语大声说：他虽然并不饿，但是面对这么多诱人的菜肴，他愿意品尝几口。从两位侍者的表情上看，他们能够听懂客人们带着意第绪语口音的讲话，他们准确记下客人们对炸鱼、配菜以及各种佐料、调味品的不同要求。瑞本・卡扎尔斯基为自己点了一份牛排，为我要了一份奶酪水果沙拉。
两个男侍刚一走开，马科斯・弗莱德布什就转向我说：“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只要有人跟我说我们有朝一日会到这样的地方吃这样的东西，我肯定会觉得那是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当时我所能想象出的最大梦想，不过是渴望能在临死之前，能让我得到一次可以吃饱的面包。不幸的是，等我真的变得有钱之后，很快失去了所有的渴望。可是，地上的凡人天生就不愿意平和地度日，嫉妒是盘旋在我们头上的天使。魔鬼撒旦是大检察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一切，他对我们犹太人已经责怨很久，由于我们远祖的远祖膜拜金牛，所以至今都不肯原谅我们。来，我们一起合一张影吧!”
摄像师出现了。“请微笑一下!”他大声招呼我们注意看镜头。
马科斯・弗莱德布什笑得很勉强，一只眼在笑，另一只眼在哭。瑞本・卡扎尔斯基露出他素有的讥笑。我并没有强迫自己。摄影师许诺马上赶回去冲洗，四十五分钟后就可以回来。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马科斯・弗莱德布什问，“哦，对了!在外人看来，我活得很舒适，但我却被囚在这种该遭诅咒的富有之中。这样一幢富贵奢华的豪宅，对我来说却像是一座地狱。不管你信与不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那个漆黑、潮湿的地窖还要恐怖。在那里起码还可以怀有希望。当时，我们不下百遍地告诉自己：希特勒的疯狂持续不了多久。我们一听到飞机的轰鸣，马上就会猜想：肯定是解放大军开始了反攻。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在我们眼前还有着漫长的人生。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想到自杀。可在这里，数以百计的人们都在袖手等候着死神降临。差不多每各一个星期都会有一个人咽气，而且每个人都是豪富，他们遍布世界、难以计数的财产足以颠覆半个地球。当时他们为了发迹，可能偷过骗过，而现在面对这么多钱财，却束手无措不知该如何处置，而且还需要痛苦不堪地节食减肥。除了报刊上的金融专栏，我们多一行字也不会读。几乎很少吃早餐，通常是用打牌代替。如果有人问，谁能为打牌而废寝忘食?他们可以!如果不打，马上会在无聊中窒息。如果他们玩腻了纸牌，便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和粗暴的敌视。今天刚选出一位主席，明天就要罢免他。哪怕有人挪动了大厅里的一张椅子，都可能引发一场整座宫殿的大革命。邮递员是他们唯一的安慰，每天，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就早早地聚在前厅等待，手里攥着钥匙，好像等待弥撒开始。假若邮递员迟到了一会儿，就会立即引发一场恐慌和躁乱。如果有谁发现自己的信箱是空的，便会伸手在信箱里乱摸，仿佛自己能像魔术师那样徒手变出什么似的。他们所有人的年龄都超过了七十二岁，都在享受社会福利补贴。如果没有按时接到支票，就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好像是急等用钱去买面包。他们对邮递员满腹狐疑，每次寄信之前总要将信封抖上三下。妇人们则絮絮叨叨地反复祈祷。”
“犹太人的圣经里这样说，一个随时不忘死亡的人是不会犯罪的。而在这里，死亡就像一个人需要呼吸空气，时刻都不会被人忘记。昨天你还在游泳池边跟谁寒暄，今天他就去了生命的彼岸。死者的尸首还未变凉，他或她的老伴――无论是男是女――马上就会开始寻找新的伴侣。很少有人能够守够丧期。新婚的双方通常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昨天还点着对方的脑门破口大骂，今天竟会结成同床的夫妻，在为他们举办的婚礼上，挪动颤巍巍的脚步蹒跚起舞。结婚后立即签写遗嘱，安排后世，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是刚过一两个月，帅气的新郎就住进了医院。心脏病，肾病，前列腺肥大。”
“我并不耻于承认，自己跟他们差不多一样愚蠢，但是多少还是好一点，至少我还没急着为自己找一个新老婆。我知道自己也并不想找。我有个医生，他过度迷信散步对人体健康的神奇功效，所以，我在每天上午都做一次长长的散步。回家途中，我在贝克。布鲁克金融大厦前停下，推开楼门，我看到的是：里面坐着一排目光呆滞的老人，正盯着显示他们股票跌升的价目牌出神，看上去活像一群幽灵。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股票的输赢对自己毫无意义――所有的一切都将纳入自己死后的遗产，而他们的儿子、孙子都和自己一样富有。如果一份股票的行情上涨，他们就会变得自信，可以转手抛出。”
“我们的朋友瑞本向我建议，要我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我确实有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说起来，十座地狱我都熬过了。就是这个坐在您面前喝香槟酒的人，曾经在一个漆黑、潮湿的地窖里、在死亡的阴影下苦苦捱过了三个季节。当时不止我一个人，总共有六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知道您现在想问我什么。男人总归是男人，哪怕半条腿陷入了坟墓也仍旧是男人。女人不可能跟所有的六个男人做爱，但可以跟其中的两个，跟她的丈夫和情人，而其他男人的欲望只能靠别的方式予以解决。如果我们可以将那段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写到纸上，将我们试图求生的欲望和梦想讲述出来，恐怕连恐怖小说大师都会为之凝神屏气。在那里只存在赤裸的心灵和冷酷的真实，直至今天我都无法将它准确如实地描绘出来。在漫长的九个月里，只有联络人，也就是那些为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当时，我们每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着些钱财，我们要不断地将手中的钱财交给他们，以买回一段段宝贵的生命。我们从联络人那里得到面包、奶酪或别的什么所能搞到的食物――他们将这些东西以十倍的价格买给我们。”
“是的，我可以将事情简简单单地写出来，不过，要描绘好当时的真情实景，则需要有一支天才的笔。何况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健忘。要是您问我那几个男人叫什么的话，我就完蛋了。女人叫希尔达，有一个男的叫艾岱克……艾岱克・萨伯斯坦，另一个叫西格蒙特。但他的全名是什么…一?即使我躺在床上，睡梦也不会降临。我对当时的一切都记得那般清晰，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喏，我还不能说记得一切。”
“的确，这都是写回忆录的资料。不过，到底有谁会对它感兴趣呢?虽然类似的作品数以百计，但作者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而非出于作家的天才之笔。上门的邮递员排成了大队，我不知道自己曾给多少位作者寄过支票。可我不可能将收到的作品逐篇过目……这一道一道的饭菜像是毒药，一个人究竟能够咽下多少?我要的鱼在哪里?肯定还在海里游呢。还有你要的水果沙拉，他们可能现在才刚去采摘。你要记住：如果你走进一家饭馆，发现里面光线昏暗的话，那里八成有诈。刚才那个大堂领班是个以色列和 波兰的混血儿，但他自称是法国人。可能他也是逃来的难民。每回我到这里用餐，都要等上个把小时，只是为了不让人注意到我将支付的高额账单。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哲学家，但还是经常整夜无梦。当人失眠的时候，脑子就会像马达一样不停地转，哪怕最野蛮的念头也会闪现在脑际。啊，摄影师回来了!动作够快的。来，快给我看看!”
我们每人得到两张彩色照片，话题也随之转换过去。
马科斯・弗莱德布什侧身问我说：“您的表情怎么看上去这么惊恐?我知道您经常写有关鬼魂的主题，从照片上看，您好像真的看到了一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很愿意跟您探讨。”
“听人说，您经常去找巫师。”我故意将话题岔开。
“什么?噢，是这样。准确地说在我的住所进行灵魂对话。我尽管知道这一切都是玄秘的骗局，但我还是情愿被他们麻痹。巫师关掉电灯，开始谈话，实际上我听到的是我妻子的声音。不是我傻瓜透顶，我确实听到了她的声音。现在，迈阿密的联络人终于给我们送来了吃的。”
门被推开，大堂领班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三个人。光线很暗，我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人又矮又胖，脑袋四方，银发齐肩，而且有个很大的啤酒肚。身着粉色衬衫，红色西裤。另外两人的身材较瘦较高。顺着大堂领班手指的方向，那个矮胖子径直朝我们这边走来。他急匆匆地边走边叫：
“马科斯・弗莱德布什先生!”
马科斯-弗莱德布什从椅子上弹跳起来。
“阿尔贝吉尼先生!”
随后开始了彼此的恭维。阿尔贝吉尼的英语夹杂着意大利口音。
马科斯・弗莱德布什转过脸，为我们介绍说：“阿尔贝吉尼先生，这是我的朋友卡扎尔斯基，您已经认识了。这位先生是作家，而且是位意第绪语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您也懂得意第绪语。”
阿尔贝吉尼立即插言道：“A geszgunt ojf dein kepele……Hok nist kein cseinik……a gut bojcsik……我父母住在在利温顿大街，那里所有的朋友都讲意第绪语。周六我请您去吃烤鱼、熏肉，玩保龄球。您是在报上发表作品吗?”
“我主要写书。”
“写书?太棒了，书也很有用。我丈母娘共有三间屋子的藏书，能讲法语、德语。她是一位正畸科大夫，但首先是位数学家、哲学家，还学了不少的学科。欢迎您!欢迎您!我现在必须过去陪朋友了，等一会儿我们再……”
他将一只有力、潮热的大手伸向我。他呼呼喘着粗气，头顶蒸发着酒精和发蜡的味道。声音仿佛是从咽喉的深部爆发出来的。等他走后，马科斯・弗莱德布什说：
“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一位‘家族’成员。”
“什么家族?”
“您不知道什么是‘家族’?您也真是太纯真了!
‘家族’就是黑社会!迈阿密海滩的一半都是他们的。如果您觉得这很好笑您尽管笑，可他们确实维持着这里的秩序。萨穆大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由千万条法律垒成的城堡，但是他所保护的并不是和平的市民，而是那些罪犯。小时候，当我听说圣经里讲的‘索多玛’时，无法理解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变成一片废墟?后来，我自己开始琢磨。原来索都玛城也曾有过自己的法律，而洛特小弟和律师将一切都搅乱了(译者注：《圣经》记载，索多玛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当上帝灭掉索都玛城时，洛特带着两个女人从城中逃走)，好的可以变坏，但是坏的却不能变好。事实上，我跟阿尔贝吉尼先生住在同一栋楼里，当我家的悲剧发生之后，他派人给我送来一束鲜花，这束鲜花多得几乎进不了门。”
“您还是讲讲那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躲在地窖里避难的事吧。”
“好啊。我想您会对它感兴趣的。我曾跟一个作家谈过关于写回忆录的事，但当我讲到这段故事时，他突然打断我说，‘饶了我吧!这段故事必须剔掉。殉难与性爱不能写到同一页纸上。要写就只能写好的东西!’于是，我失去了追忆往事的兴趣。那些都是波兰的犹太人，并不是天使，都像你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生灵。我们都是男人，要为男人的欲望忍受折磨。在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做了丈夫，他就是西格蒙德。西格蒙德跟联络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并跟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生意。他手里有两把手枪，当时我们决定，一旦我们落到刽子手手中，我们就跟他们拼死一战，能杀死几个就杀死几个，之后再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跟敌人同归于尽，这曾是我许多儿时梦想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事情后来没有一件按照我们的想象进行。1920年，西格蒙德曾在波兰军队担任过上士，自愿参加了皮尔索斯基部队，曾是一位荣获过奖章的优秀狙击手。后来，他在一个由车库该成的小店里做起了汽车配件生意。他是一位身材魁伟的男子汉，身高至少有两米。有一个联系人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如果要讲我们如何藏进的地窖的话，恐怕我们要坐在这儿一直聊到明天早上。希尔达是他的妻子，是一个心肠极好的妇人。结婚时，她曾对上帝发誓：结婚后将对丈夫永远忠贞。我马上就会告诉您，到底谁是她后来的情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坐在您面前的这个卑微的信徒。她比我年长十七岁――她的年龄差不多可以做我的母亲。实际上她确实这样待我，管我叫‘孩子’。动不动就‘孩子这孩子那’。她丈夫的疑心非常重，他警告过我，说如果发现我俩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他会杀死我们。另外，他还威胁说，他要把我阉掉，其实，这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件难事。不过，妇人因此增添了对自己丈夫的敌意。有些东西既讲不出来，也写不出来，总之，她试图征服我，几乎对我施加了魔法。可是，我不愿意。其他男人对我的埋怨和嘲讽更无以复加。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成了阳痿。如果现在将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在一个阴冷潮湿的地窖里关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那将意味着什么呢?恐怕很难用言语道清。我们必须剥光所有羞涩的感觉。晚上，我们挤在一起，几乎连伸腿的地方都没有。由于六个人挤靠在一起，心里压抑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不管做什么都要当着别人的面，这在外边，恐怕连撒旦都忍受不了。日子长了，我们不可避免地变得玩世不恭，开始猥亵地谈话，以揭掉自己的羞涩。那时，我突然发现，就连骂人的污言秽语都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得先喝一口。那么，好吧……让我放松一下。”
“可想而知，事情进行得不那么容易。首先，必须冲破她丈夫的敌对心理，之后，还要唤起我自己体内的欲望。终于，在她丈夫睡觉或假装睡觉的时候，我们做了爱。而另外几个男人，只能彼此以同性恋的方式寻找慰藉。藏在人类体内的那些最为卑贱、最为隐晦的东西，都在那个地窖里暴露无遗。假如上帝真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制造出人类的话，那么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
“我们忍受了所有可能忍受的耻辱，但我们一刻都没有放弃过希望。当我们从地窖里出来后，每个人都走上自己的路途。西格蒙特遭敌人逮捕，被折磨致死。他的妻子，也 就是我的情人，逃到了俄罗斯，嫁给了一个难民，最后身患癌症死于以色列。在另外的四个男人中，有一个成了布鲁克林的富翁。后来由于分赃给波波夫主教或另一位神学家，最后自罪轻生。剩下几个人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该能听到他们的下落。那位我曾跟您提到过的作家――或许是个评论家之类的家伙――耸了耸肩说：文学必须注重高度的思想内涵和感人的殉难精神。这是何等的无能!愚蠢的谎言!”
“您确实应该将这个故事全部真实地写出来。”我说。
“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行动不便。现在，执笔写作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困难。只要一握起笔，手腕就开始疼，并开始犯困。最好还是让我拜读您写的作品。有时我甚至觉得，您盗走了我的思想。”
“我有件事，虽然有点难堪，但我还是想讲给您。迈阿密海滩住着许多寡妇。当他们得知我变成鳏夫后，便开始给我打电话或上门看望，对我展开围攻，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一个无牵无挂的男人，何况还是个百万富翁!我突然变得那么抢手，连我自己都觉得害羞。也许我该给自己挑一个老伴。也许，在我的天性尚未袒露之前，确实愿意为了某种毫无意义的欢娱而胡乱猎捕一个女人，但是我并不适合找女人。一个声音对自己说：‘我不能像母亲那样总是生活在自罪感中。我要获取生活中所能获取的一切，甚至……’，而另一个声音回应：‘即使能够获得，但我也不愿……’男人与女人的命运，就像雅各和伊若那样，一个站起来，另一个倒下去。一旦女人为淫荡所获，男人就变得像纯真的处子一样惊惧不安。正如先知所说：‘七个女人缠住一个男人……’鬼知道以后将怎么样?五百年后的作家会写些什么?”
“从本质讲，跟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回答说。
“那么，一千年、一万年以后呢?一想到人类存在的时间那么久，简直让人感到恐怖。那时的迈阿密海滩将变成什么样?一幢房子将值多少钱?”
“迈阿密海滩将沉入海底，”瑞本，卡扎尔斯基终于插话说，“至于房子――需要给鱼单独留一间浴室――少说也值一万亿美圆。”
“那么，纽约呢?巴黎呢?莫斯科呢?那时还会不会有犹太人?”
“到那时，地球上将只剩下犹太人。”卡扎尔斯基答道。
“什么样的犹太人呢?”
“他们傻得就跟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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