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2日，即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出生，对于一个三代单传的家庭来说，自然是件非常喜庆的事。于是父亲邓绍昌按照邓氏家族谱系的字辈，给儿子取名邓先圣，后来又取学名邓希贤，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20多年后，他投身于革命事业，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于1927年自己改名为邓小平。
“偷钱”助人
1909年初春，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一天，不满5岁的邓小平被叫到父亲面前，邓绍昌严肃地对儿子说：贤娃儿，今天送你去发蒙。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大孩子了，你要听先生的话，好好读书。邓小平盯着父亲，认真地点点头，母亲又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然后他跟着父亲到一家私塾馆拜师。一年后，6岁的邓小平正式进入私塾读书，开始了他人生的启蒙学习。
私塾的功课主要是读书、写字和作文。读书首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开始，私塾先生不讲意思，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且要背得不打“格顿”才合乎要求。好在小平聪明伶俐，先生教过之后，他马上就能记住，背诵也很流畅，颇得先生喜欢，不至于挨手板。小平写字尤其认真，每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在家反复练习。因此，他的字进步很快，有了良好的书法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可以说这是他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但私塾落后的教育方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小平在一年之后，很快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协兴小学堂，开始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
协兴小学堂在距离小平家约1.5公里的协兴场上，是由一所祠庙改建的。由于当时新式教育刚刚开始，从教师到教学内容都很不统一，也很不正规。邓小平在协兴场小学堂读书时有三个班，他在二班。学堂开设有国文、体操（即体育）、图画等课程，任课教师是临时凑起来的，而且很不稳定。既有如邓小平父亲邓绍昌这样受过一定新式教育的乡绅，也有邓小平远房堂叔邓俊德这样的落魄读书人。
小平读书勤奋用功，而且不畏困难。在协兴小学堂学习的四年时间里，除一次因生病缺了几天课外，从未旷过一天课，不管是酷暑寒冬、刮风下雨，小平总是一如既往。下雨天，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他常会滑倒在泥水中，回到家经常是一身烂泥。祖母和母亲心痛小平，也怕摔坏了他年幼的身体，便劝他下雨天不要去学堂，在家自己读书写字、温习功课。但小平不肯，一定要坚持去上学。由于刻苦努力，小平在全学堂的考试中，除一次考得第二名外，其余每次成绩均为第一名，深受老师的称赞和同学们的敬佩。学习之余，小平还常在外面帮助一些贫苦孩子割草放牛，在家里帮母亲养蚕，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一天，在放学路上，一个同学独自坐在路边哭，小平和其他同学见了急忙围上前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泪说，妹妹发高烧，家里没钱治病。第二天一早，小平悄悄地塞给那位同学5个银元。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500斤谷子，这是小平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几天后，父亲发现丢了钱，便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可还没等他说出威吓的话，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承认是自己拿的钱，并且递给父亲一根棍子。在一顿呵打之后，父亲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他开始感到有些困惑：这孩子平时节俭得很，给他钱都不花，怎么会突然拿这么多钱？于是，他试探性地问了问，小平这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父亲听了又惊又喜，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还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小平回答道：不管怎么样，随便拿家里的钱都是不对的，所以受惩罚理所当然，只是不能自己挣钱去救人，感到非常羞愧。听了儿子的解释，父亲感动了，也看到了儿子倔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责任感。于是，他决心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相信儿子将来会有更大的出息。
劝说好友
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从协兴小学堂转学插班到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是广安人蒲殿俊创办的，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其建筑原是清代紫金精舍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蒲殿俊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紫金精舍书院为主体，将培文、渠江、甘棠书院并入，建立了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这是广安兴新学的开始。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并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全面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虽然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讲，广安偏僻闭塞，然而《新青年》的声音也同样激荡着小城乡镇的青年学生们，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青少年学生明确了要做一名新青年，就必须反对迷信、反对愚昧，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里，至今仍流传着邓小平帮助同学破除迷信，制止“割肝敬母”的故事。
一天，小平从家里返回学校，听到学堂到处都在议论着李再标割肝敬母的新闻。李是小平要好的同学，于是他急忙向同学了解事情的经过：李再标出身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家里最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也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家里派人送信到学堂，李再标十分焦急，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由于他读过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毒害较深，一些孝子的故事启发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和挽救重病的母亲，他决心剖腹割肝敬母。幸好被及时发现，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小平听到李再标出事了，马上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来龙去脉后，他严肃地对李说：“你割了肝，难道你母亲的病就能好吗？既然你母亲如此爱你，而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母亲也可能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这种结果你想过没有？”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小平又耐心地安慰道：“你也是读过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也不要做这样的傻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你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几天，这才是你作儿子的真正孝心。”小平劝说李再标的事，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1918年夏，14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近四年的学习，随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广安县立中学堂就是现在广安第一中学的前身，原位于城西秀屏山下，是清朝广安进行科举考试的考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县立中学堂。当时中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体操等，邓小平在第十班读书。
考入留法预备学校
1919年6月，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在目睹了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后，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与当时的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各界社会名流，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此后，经过周密策划，在重庆商会、重庆教育会和勤学所的全力支持下，由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又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任董事长兼校长。
该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学制一年。校址设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即今天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处。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室简陋，设备很差，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地，食宿均由学生自行解决，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报考，竞争相当激烈。当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好在重庆，他得知了这件事情。
邓绍昌是成都法政学校的毕业生，当过教师和“哥老会”协兴乡的首领，在重庆经过商，也见过一些大世面，因此对乡间的落后很不满意。他本能地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懂得科学，必须向洋人学习，必须走自强之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长子到大地方的学堂去，学新知识，见大世面。如今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让儿子到重庆，进而到法国去见世面学本领，自然十分高兴了，便极力主张儿子去重庆，希望儿子能够通过预备学校，进而到法国留学。但是，邓希贤的母亲淡氏却极力反对。她不时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又读书又做工，啷个忍心�！”
是啊，从未出过远门的邓小平年仅15岁，让他孤身一人到重庆求学，实在有些使人担心。想到这里，邓绍昌连忙托人到顺庆（今南充）联合中学找到小平的堂姐夫胡明德（即胡伦）和与小平同在广安县立中学读书的远房族弟邓绍圣（邓小平的叔叔），让他们一道前往重庆。分手那天，母亲和弟妹们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五里墩。母亲不停地擦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小平也忍住满腔热泪，对母亲说：“妈妈，你莫哭。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回来。将来在外面干事，我来接您。”
1919年9月，邓小平与胡明德、邓绍圣三人在广安城码头，乘货船顺渠江东下，来到了重庆。据胡明德回忆，当时广安协兴乡还有一个高小学生胡楚材也要进预备学校，他父亲在汉渝路当工程人员。于是他们认为“同族兄弟到法国就有四个同伴”。
9月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全校共招收110人，根据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入学时均要考试，邓小平以初中一年级的学历，分在了初级班。学习课程有法文、数学、中文和工业知识，其中以法文为主。要求学生毕业时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工业知识，为到法国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教法文的教员有两人，高级班的为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翻译王梅柏，初级班的是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张某。当时邓小平是所有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根据预备学校花名册的记载，他打算去法国学习生铁铸造。同学江泽民（原名江克明，1903年出生，四川江津人）曾回忆说，邓小平“那时就是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围困警察厅
此时的重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还在澎湃。邓小平和同学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参加了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
11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以警察厅名义公开拍卖用四千多元公款廉价购买的八十多箱日货，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愤怒，他们几次派人前去质问阻止，都遭到拒绝。于是11月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商中、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浩浩荡荡来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交出日货。郑直到下午2点多才出来会见学生代表，面对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求，郑找借口推诿，拒绝承认。于是同学们便将警察厅紧紧围住，彻夜不归。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市民的声援，他们送来稀饭、馒头等食物，慰问学生。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坐在警察厅的外面，几位年长的同学看他年纪小，就劝他先回去休息，但他摆摆手，要和同学们一起等待斗争的结果。夜深了，重庆卫戍司令部和商学联合会也派人来支援学生，向郑施加压力。面对绝不妥协的激愤的学生和各界的压力，郑终于答应交出日货，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而此时，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已经在警察厅外露宿一夜了。
第二天清晨，邓小平和同学们不顾饥困，又整队到商会等候郑贤书交出日货，并协商处理办法。这时，郑带着几十名卫兵，耀武扬威地拥入会场，勒令学生散去，并拔出手枪指挥军警向学生开枪，3名学生被打伤。愤怒的学生和军警展开了搏斗，将郑的卫队解除了武装。郑见势不妙，从商会后屋越窗而逃。下午，学生们在重庆朝天门将这些日货付之一炬。这场斗争最终以四川当局被迫撤销郑贤书职务而告胜利。
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两天一夜的请愿示威斗争后，回到学校就将自己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用品摔在地上焚烧、砸烂，把洋布衣服也撕毁，以示再不用日货的决心。江津人江泽民在回忆中写到：“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这一场场使人热血沸腾的运动，更坚定了邓小平爱国救国、振兴实业的思想。尽管当时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在同学中流行的工业救国思想，在他们那尚且幼稚的脑海中，只是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同时，学点本事回国。但这次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对于邓小平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启程远航
1920年7月4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各侨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参加了毕业典礼，以示祝贺。在经过学校的考试后，学生们还要通过体检和法国领事馆的法语考查。当时法国领事馆的考官是预备学校校长兼领事馆的翻译阿尔贝・博达尔先生，满分定为20分，凡低于5分的考生不得赴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和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获准赴法。其中，江泽民、冉均等46人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每人300元赴法费用。余下的38人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凑足费用。邓绍圣取得了贷费生资格，邓小平和胡明德都是自费生。
据胡明德后来回忆：“由重庆到上海去法国，路费是自费，每人一百元。邓希贤是由他父亲筹备的路费，邓绍圣的路费是由堂兄邓元亨借的，我的路费是由胡楚材的父亲借助的。到上海后，胡楚材听他的亲戚说他年纪轻，当工人受不了那个苦，他就留在上海进吴淞学校读书。”
随后，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通过重庆海关监督和法国领事馆办理了出国护照，并委托袁文庆、吴宥三、王兴智三人为领队，负责办理沿途事宜。在这当中，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校长汪云松先生一直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可谓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汪老曾做过清朝的四品道台，民国初年，当过重庆商会会长。四川的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增强了他的爱国思想，他一直想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对培养新学人才的热心，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1949年12月，已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还特意看望这位当年的老师，请他吃饭。在一次宴会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这便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在等候办理护照期间，邓小平去拜访了早一批赴法俭学回国的同乡何鲁老大哥。何鲁给他介绍了法国的情况，鼓励他赴法后发奋工作和学习，努力深造。何鲁是斐声中外的数学家，1950年，邓小平主政西南后，提名由何鲁主持重庆大学校务工作。但有人给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信，说邓小平讲私情，安插他的同乡把持重庆大学。于是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道：“像何鲁教授这样的人才，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应该重用。”这件事在毛泽东首肯后才平息了风波，这是后话了。
就要启程了，8月25日，即农历七月十二，正好是小平16岁生日。母亲从广安捎来了他爱吃的东西，父亲则带他到餐馆点了几样菜，既是为他祝生，也算是饯行。行前，邓小平给最爱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母亲不要担心他，不要挂念他，他是有志气的，到了法国，能够独立生活，等将来学好本领回来干事，一定要来接她。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和赴法的同学们，在家长亲人的尾随簇拥下，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欢送下，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28日清晨，吉庆轮拔锚起航，胸怀鲲鹏之志的邓小平开始了万里远航，也由此开始了他壮丽辉煌的人生！
责任编辑苗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