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 法国知识分子已死？
什洛莫·桑德：法国知识分子因恐犹症而兴起，又因伊斯兰恐惧症而衰亡 康慨
伏尔泰
左拉
《我控诉……！》
巴雷斯
布卢姆
佩吉
德里厄
塞利纳
韦勒贝克
芬基尔克罗
泽穆尔
什洛莫·桑德及其《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韦勒贝克》
随着大选的临近，法国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诡谲。右翼思想家的声音引人注目地占据了上风。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百里挑一，如今已是凤毛麟角，甚至九牛一毛。
人们心目中的“法国知识分子”死了吗？在七十岁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什洛莫·桑德（ShlomoSand）看来，是的。
从恐犹症……
《洛杉矶书评》2 月 10 日发表该刊历史版编辑和加缪专家罗伯特·扎列茨基（RobertZaretsky）的文章，介绍桑德在法国
出版、引起广泛反响的新著《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韦勒贝克》（Lafindel’intellectuelfrançais?DeZolaàHouellebecq）。
桑德致力于剥下法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披在身上的英雄外衣。如果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是献身真理和公义，那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非要落井下石，坚定地置德雷富斯上尉于死地。每有一个为德雷富斯挺身而出的左拉，就有几十个为军方立场辩护的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和夏尔·莫拉斯（CharlesMaurras）；每有一张发表左拉《我控诉……！》的《曙光报》，就有几十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反犹主义加油助威的主流报纸。桑德还引述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Charle）的研究指出，包括批评家莱昂·布卢姆（LéonBlum）和诗人夏尔·佩吉（CharlesPéguy）在内的法国文化界的先锋派并不仅仅出于良心才为德雷富斯辩护，他们还要以此挑战束缚文学创作的保守势力。
桑德认为，法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起源于犹太人恐惧症的爆发，而它在一百多年后的衰落与瓦解则与伊斯兰恐惧症的勃发直接相关。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方兴未艾的伊斯兰恐惧症。许多头面思想家表现出的反穆斯林情绪，甚至比罗贝尔·布拉西亚奇（RobertBrasillach）、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PierreDrieuLaRochelle）、塞利纳和莫拉斯等人当年所持的反犹思想更为阴暗。
1945 年 2 月，因为通敌，作家布拉西亚奇被执行枪决。作家德里厄也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获判死刑，但他在牢房内自杀，从而逃脱了行刑队。“我一生都在奉行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德里厄说。
今天，部分由于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的缘故，小说家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Finkielkraut）和记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Zemmour）等名人已非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而更像已故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所说的“提供文化快餐的快餐式思想家”，但桑德认为，这些人端出的精神食粮不只快，而且有毒。
在他看来，韦勒贝克 2015 年出版的畅销小说《屈服》 （Soumis⁃sion）描写了伊斯兰势力控制法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大权的令人不安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俨然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Drumont）1886 年的反犹主义巨作《犹太法兰西》（LaFrancejuive）的翻版。芬基尔克罗的《不快乐的身份》（L’IdentitéMalheu⁃reuse）和泽穆尔的《法国的自杀》（LeSuicideFrançais）虽有风格上的不同，却对所谓国家的“自杀”做出了一模一样的诊断，即大规模移民将导致穆斯林统治法国。他们不知疲倦地哀叹法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衰落。桑德指出，“他们的书虽然平庸但一直大获成功，证明了这种观点〔知识分子的衰落〕并非完全的虚言。”
2015 年 11 月 13 日的巴黎屠杀发生过后，韦勒贝克刊文指责当局过于松懈，桑德视之为以强烈的道德感参与公共事务、总是站在无权者立场上发声的“巴黎知识分子一个漫长周期的既悲且喜的终结”。这一传统始于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而或多或少止于布尔迪厄和福柯。
……到伊斯兰恐惧症
去年 8 月，桑德告诉瑞士的法语日报《时报》：“当一个知识分子对警察、军队和国家力量大唱颂歌的时候，那么他与伏尔泰以来的法国历史就不再合拍。韦勒贝克指责政府在军国主义上做得不够充分。我们怎么能想象站在对立立场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说当权者不够‘强悍’呢？看到统治今日辩论的知识分子如何反对移民、反对外国人、反对弱者，非常令人惊讶。这是一种新生事物。过去有过德吕蒙、巴雷斯、塞利纳和德里厄·拉罗谢勒，但他们不是支配性的。”
桑德说：“韦勒贝克过去确实写过有意思的东西，但他的新作〔《屈服》〕没有文学价值。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大学的课程以他为研究对象了，就算在以色列也是如此。法国文化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移民潮，而是来自媒体领域，以及它的全球化。”
他对《时报》说：“在我的书里，我强调说有不只一次德雷富斯事件，而是两次。在 1898 年左拉的《我控诉》之前，有三年时间，媒体被我们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统治着。有三年时间，
从德吕蒙到巴雷斯，加上各类恐犹症的记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为德雷富斯说话。所有人都是反德雷富斯者，让·饶勒斯（JeanJaurès）也包括在内。”
桑德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不仅有恐犹症，还有法国南部的意大利人恐惧症。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能发现天主教徒恐惧症——许多波兰裔的矿工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对犹太人的憎恨仍然是最强烈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所说的‘穆斯林现象’。但我认为我们所说的大多数穆斯林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伪穆斯林，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父母的阿拉伯或柏柏尔文化……整整一代年轻的穆斯林只有空洞的身份，正如某些自称犹太人的巴黎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是空洞的身份一样。今天的伊斯兰恐惧症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为此忧虑。伊斯兰恐惧症不仅是一种身份危机，它也是一种由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引起的症状。”
罗伯特·扎列茨基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虽然火力十足，但偶尔忽略了法国伊斯兰恐惧症兴起背后的社会复杂性，尤其是萨拉菲主义的成长和吉勒·凯佩尔（GillesKepel）在新著《六边形国土上的恐怖：法国圣战源流》（Ter⁃reurdansl"Hexagone:genèsedudjihadfrançais）一书中所考察的“伊斯兰的激进化”问题。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一书最后，什洛莫·桑德警告说，没有人，“无论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甚至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及其后代，能够免于这种由拒绝和恐惧他人所形成的传染性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