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在一九八六年第七期《读书》上发表的《及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中缺乏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缺乏一种不计功利而唯以道义目标为至上的精神动力？缺乏一种以社会进步和人类事业为最高目标而为之献身的无私精神？”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脱节的。目前，中国必须改革的大趋势已经为亿万人民所领悟。真正困难的，是具体要改什么，怎么改。时代需要的，不是大声疾呼，不是赴汤蹈火，不是舍生取义，而是冷静的思考和谨慎的行动。
理想主义固然推动过历史，但揆诸历史，却也不难发现，理想主义者因为自以为出诸纯正的理想，往往肆无忌惮，从而时常成为许多罪恶之源，阻滞了社会的进步。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借老残之口，说清官常常比贪官更可怕，其意也不外乎此。中国民众对此感受尤深。以往的一场场政治灾难，除了其他因素外，不是正因为有虔诚的理想主义为之推波助澜吗？人们接受了历史的教训，终于抛弃了那种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仍不回头的偏执的理想主义。在当今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出了不少“大任在肩，慷慨激昂”的形象，但在读者眼中，那不过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三流演员。
如果说，在前些年人们把改革看成理想主义者所向披靡的舞台在所难免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想在社会政治领域成就一些事业的人，如果不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不能运用政治智慧与策略，在必要时牺牲一部分理想，不但事业的成功毫无希望，而且连自己赖以奋斗的基本条件，都要丧失掉。
“不计功利而唯以道义目标为至上的精神动力”的人，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利弊参半。伟人辈出的民族，也许正是其人民远未成熟的民族；理想主义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的社会，也许正是一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中国的戊戌变法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浪漫得多，壮烈得多，可百日维新失败了，而明治维新却为日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如果我国的改革成功了，那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只是，写在纸页上的，可能只是很枯燥的大堆统计数字。反之，如果改革失败，大起大落，出现各种曲折，使各种矛盾激化，就会有一大批风云人物脱颖而出。那样的社会生活，倒是能为文学创作提供许多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素材，也许能为后世留下几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可那代价，却是社会发展的迟滞，人民经历更大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