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百合花》 暧昧 抑崇高 摘 要:本文从精神分析学角度，重读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在对小战士和新媳妇的心理特征作了重点分析之后，进一步探讨了文本的价值问题。该文本在思想上揭示出了崇高背后的暧昧性，在美学上提出了“抑崇高”现象。
《百合花》这篇小说诞生在一个大写崇高的年代，写崇高也成了这部短篇不可避免的主题。然而，在对崇高的表述上，与当时有代表性的同类作品相比较，这朵引人注目的“小花”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笔者不妨称之为崇高抑制，或者说抑崇高现象。在那个年代，这种抑崇高现象造就了对一般性崇高理解的陌生化处理，以致其一出现就引人注目，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欣赏法则。新法则虽然崭露头角，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特别强调与专门讨论，理论界往往更注意小说的现实主义的一面，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欠缺与遗憾。作为补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百合花》解读，我将就“抑崇高”这种艺术法则的形成过程､表现特征及美学和思想意义作一个较为详细的解说。
一､超我的完成
小说在描写小通讯员这个角色时，强调了两个有意思的细节:一是小通讯员与“我”之间强烈的距离意识以及“脸红”特征，在护送“我”到包扎所的路上，小通讯员与“我”总是若即若离地保持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既能保证“我”作为被保护者不致掉队，同时又避免了二人间太过靠近，开始的时候，“我”对此极为不解甚至有些不满，但马上便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似乎理解了小战士这样做的理由，认为女同志下部队，总有些不便，但问题在哪里，“我”没有做进一步说明，而是主动靠近小通讯员，与他聊天，没想到这使得这位小战士更加局促，忽地脸竟红了开去;二是“借被”过程中的张皇表现，当“我”看见小通讯员在新媳妇的门口借被子时，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这位小兵却垂首扭头就走，张皇中，自己的衣服挂在了门边的钉子上，军服被撕开一个口子，新媳妇刚想拉住他，为他缝补衣服，不想他飞快地跑了。通过这两个细节，笔者发现，在小通讯员与女性的接触过程中，总有着轻微的心理及行为失控，这种失控是轻度神经症的一种体现，反映出小通讯员内心深处那种无法遏制的异性焦虑，而这焦虑的来源，明显出于原始的“性”渴望和现实禁忌之间的矛盾冲突，确切点说:小通讯员的焦虑实际是由于性压抑而导致的。既然涉及到性压抑问题，自然便想到弗洛伊德的泛性化的精神分析理论，不妨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析一下，看看小战士的“本我”如何向“超我”转化，他的“超我”最终如何实现。
对于小通讯员的入伍行为，可分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
“参军时的自我”及其焦虑。按小说所言，小通讯员的入伍过程似乎很平常，不过是部队转移时，自然而然跟了去了，淡化到不值一提，但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由“性冲动”所引发的“恋母情结”与各种严格的现实禁忌(如道德禁忌､法律禁忌等)，在入伍前的小战士心理同时发挥着作用，罪恶感与欲望相互扭斗，引发了他在心理上强烈的焦虑意识，这就是“自我” 的焦虑，为了排遣这种焦虑，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偷偷逃入部队成了他离家出走的一种象征，或者说成了他淡化焦虑的必然选择，即用距离来淡化心理焦虑。除了淡化作用，参军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发泄作用，这需要从战争的本质角度做一些分析，因为，抛开政治目的不说，如单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讲，所谓战争实际就是合法的､合道德的人杀人，所谓战争英雄，常常不过是通过释放大量的人血换来的，战争也使得杀戮､掠夺等行为在战争道德的狰狞面目下，张牙舞爪地崇高了起来，而这种崇高从头到脚都释放着人类的邪恶本能，浸淫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焦虑，比如美国对伊拉克的那种充满重度神经症倾向的进攻。继续回到关于小说的文本分析，小通讯员的参军行为也有着类似的自我泄导的意识因素存在，即通过战争中的死亡游戏来释放邪恶的“本我”，转化焦虑，实现心理平衡。可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使在军营，即使成为了一个战士，他的焦虑度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似乎更重了，请看小通讯员的第二阶段:
“兵营中的自我”及其焦虑。或许距离感一定程度上多少淡化了他的恋母焦虑，而这种由性本能所引发的焦虑却依然存在，难以克服，其中的原因在于:一､当兵时间不长，只是一个做后勤工作的小通讯员，无法直接在最前线参加集体的死亡游戏，本能发泄受到了抑制，难以发泄便会淤积;二､“人民军队”内部有各种的规则和相应的严格的惩罚措施，每一条都代表了一种黑色禁忌，禁忌紧紧箍住小通讯员的神经系统，使他总处于抑制状态;三､当时的军队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与入伍前相比，十八九岁的小通讯员缺少了与女性接触的心理准备，在性焦虑的作用下，一旦与女性接触，轻微失控的神经症倾向就会产生;四､小通讯员的本能无疑还受到各种现实道德的抑制，造成焦虑，即使通过相应的日常德行，即所谓的善，转化了一部分能量，焦虑却依旧存在。所有这些抑制与反抑制力相互抵牾，搅动焦虑漩涡永不停息地旋转。这在小通讯员身上表现为两类有些极端化的性格和行为倾向，一类属于“善”的倾向，比如在一般性教科书中所形容的憨厚､朴实､天真､关心人以及可爱等等;一类则是轻微的神经症倾向，如脸红､略显冷漠､失态或者张皇等。“兵营中的自我”，其焦虑在时间上带有永恒特征，因为只要触发焦虑的各种原因存在，只要有意识的肉身不死，那么这种焦虑永远不会消除。用一句宗教语来形容，这个“自我”带有强烈的原罪意识，“它”是一个有着深层痛苦的矛盾体，那么“兵营中的自我”又该如何完全消除焦虑呢?小说中，作者巧妙地为小通讯员安排了一个壮美的舍己救人的自死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阶段:
“超我的完成”。在《圣经》故事中，有所谓耶稣的死，耶稣自诞生之日起，只要他还拥有着凡人肉身，他就无法避免现实的各种诱惑的折磨，象征性地表现为撒旦加诸他的各种引诱，诱惑引申为“本我”，他必须抵抗“本我”对他的侵蚀，抑制“本我”的出现，如撒旦一样不死的“本我”反过来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灵魂，只要活着一天，他便陷于最深层的焦虑中，他的选择只有死，通过慨然赴死走向最完满的“超我”，随着肉体的死亡，性别与性也同时被取消了，耶稣的复活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精神的升华与不死，这也是东方神道的最高境界，所谓的超我､无性及不死。同样，永恒的焦虑困扰着战士那个“兵营中的自我”，既然还无法冲到最前线体验死亡的快感，只能在面对死亡的绝对选择中，在舍己救人､舍生取义的行动中去解脱焦虑，升华自我了，于是，在小说中，作者为小通讯员设计了一个崇高无比的死亡结局，当一颗哧哧冒烟的手榴弹落在担架旁，眼看伤员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小通讯员毅然选择了扑上去，以大无畏的自死以换取伤员的生，从而完成由自我向超我的完全转化。
作为对于这种转化模式的意义补充，新媳妇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两个情节很耐人寻味，“借被”与“照料伤员”。下边分析一下这两个情节的内在含义:与男性的恋母情节相对，女性为恋父，这在最初引发的是乱伦的焦虑，而在与异性有了婚姻契约后，女性的这种焦虑常又表现为对于出轨的隐秘渴望与焦虑，这本身体现出一种渴望能够自由释放性本能的取向，一般情况下，这种心理在伦理定型､禁忌较多的社会中，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多停留在焦虑阶段，不过也有例外，《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的便是一出封建社会下的婚外情的故事，成了现代社会婚外情作品的母题。把话题扯回来，新媳妇生活的环境实际是一个虽然提倡革命与解放但仍或隐或显地，存在大量传统禁忌的环境中，因此，自由释放个人性力的行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受到严格限制，在行为上，新媳妇虽然比小通讯员表现更加自然，但由于新婚不久，那种身受传统的性禁忌影响的心理依然非常强势地左右着她的思维方向，然而，新媳妇能够很快地完成她的心理及角色的转化。拿“借被”这一情节来说，“被子”作为床上用品，就新婚的媳妇而言，带有一种暧昧的性象征意味，“借”引申为向夫妻以外的人(主要是男兵)展示､公开或者借出自己，在借的问题上，这位新人的刹那的“犹豫”动作，说明她首先受到了现实禁忌的制约，不过她的潜意识中却有“借出”的渴望，因而，她很快作出了“借出”的决定，还在最后一幕中，主动“送出”了自己的新棉被，把它垫在小通讯员的身下，永久为小战士陪葬。现实中的“借出”､送出在道德层面上体现为“善”行，这样，新媳妇的出轨焦虑也在与善的结合中获得相应的转化和释放。“照顾伤员”与此类似，突然要去服侍大量的陌生男兵，开始时，新媳妇处于羞怕状态，而在小说的结尾，在照顾小通讯员的尸体时，新人主动为死去的小战士解衣服，擦拭身体的动作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暧昧特征。
总之，无论是注定要小通讯员死，还是作为生者的新媳妇，最后都在“死亡”的结局中合二为一，性别界限没有了，欲望释放了，焦虑解除了，超我完成了，精神永恒了，崇高诞生了，一个新的东方神话随之产生，震撼人心的美感从神话中漫无边际地钻出来，包围你。本能的抑制与转化在自然而然中，造就了崇高，形成了作品的抑崇高现象。
二､崇高的陌生化
《百合花》写崇高，然而，崇高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完成，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种游荡在字里行间的挥之不去的“抑制”鬼魂，比如:小通讯员总远远地躲着“我”，被“我”靠近时，小通讯员莫名的脸红，枪口插着的鲜花､树枝，小通讯员低着头，慌慌张张地跑开，挂开的衣服洞口，新媳妇默默地为死去的小通讯员垫被子，流着眼泪默默地为他擦拭身体。即使写小通讯员的崇高之死，在叙述上，也采用了软着陆的方法，作者并没有采取在场的方式去见证小通讯员的舍己为人，杀身成仁的过程，而是让流泪的伤员自己讲出来，整个过程在人的大脑中转站稍事休整，再行出发，这样，就可以避免直呈死亡与流血场面的那种过度的血腥刺激，从而有效抑制了崇高的张牙舞爪之态。再加上俊逸､婉约的语言，小说整体上的抑制倾向非常明显，把崇高自然融化在带有抑制特征的优美中，所谓阳极而阴生，以阴促阳，用平淡来造就浓烈，阴阳相生，成就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艺术品格。
这种格调，与同期､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如《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保卫延安》等作品的艺术品格张牙舞爪，它更多是通过在战争过程中，在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正义与邪恶的存亡对立中，在生与死之间的血腥对杀场面中，来刻画英雄，抒写崇高，因此，这样的崇高，当英雄立起来时，满脸烟火，衣衫褴褛，骨感强烈，而他的周围则满目疮痍，一地死尸;这种崇高更注重量的巨大，由于力量､外形对比上的巨大差异，使感受者心生畏惧､仰慕之意，崇高感油然而生。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描述的:“好像要压倒人的悬崖峭壁，使我们的抵抗力在他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他们的形状愈可怕，也就愈有吸引力;我们就欣然把这些看作崇高……”《百合花》则恰恰相反，首先它有意淡化了明确的政治背景，它不像《保卫延安》那样，能够喊出诸如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明确的政治口号，在关于政治信仰的明确表达方面，它与王愿坚的《党费》同样拉开了距离，这样做避免了革命年代在政治理解上的崇高褊狭，从而能够赋予崇高更加永恒､广泛的意义;其次它直接将更多的笔触善意地探向丰富的人性世界，避开了血腥的杀气，避开了政治的喧嚣，迎来中国传统上关于“仁”本质的崇高理解，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为了救人而不是杀人，去毅然选择死亡，这种基于人道追求上的崇高，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会畅通无阻。这实际上已经使小说的艺术品格跳出了关于崇高的量化､自然化的形式范畴，而升华到了人类的道德形而上的范畴中，崇高本质也就成为了对某种高尚德操的崇敬感，这又与康德的认识不谋而合，康德曾专门把不畏险阻､不折不挠的战士说成是最受人尊敬的崇高对象，并认为力量的崇高主要指一种“勇敢精神”;再次，如果说《保卫延安》等作品整体迸射出来的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四射的，甚至是缺乏控制的纯阳刚之气的话，那么《百合花》则给人一种阴阳相生，崇高寓于优美之中的克制感，如果说崇高是一座不断上冲的大山，《百合花》则为这座崇高之山紧紧地套上了一个箍，形体依旧，内质不变，因为一个箍，作品的张力无形中增强了，一篇短短的《百合花》，反比一部长长的《保卫延安》更加耐读了。
不仅在这一篇作品中如此，在茹志鹃其他一些写崇高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陌生化处理，如《高高的白杨树》中，在写 “大姐”之死的时候，“我”抛开了视觉见证法，而代之以听觉感受，先是隔山听到“大姐”唱起嘹亮的歌声，之后便听到两次爆炸声，事后有人去爆炸地察看，发现两具敌人的尸体，以及“大姐”的一点物品。这是软着陆的变形运用。在《黎明前的故事》中，作者虽然用的是“他”叙述方式，却选取了处于懵懂状态的儿童的视角，比如在讲述父亲被抓走一节时，利用儿童心理似明非明的懵懂特征，恰到好处地弱化了现场见证的强烈感。可见，在那个大写崇高的年代，茹志鹃写崇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个独特点，在当时，是一种新创。
三､抑崇的意义
抑崇高的意义首先是思想上的，在《百合花》中，如果说崇高的实现是基于对形而上道德的无条件履行的话，那么，对于形而下的感知世界，包括意志主体善的一面和暧昧的一面，作者没有刻意取舍，对他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做了极富母性色彩的描述，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就是母性象征――理解､宽容和爱心。这样，作者既倾向性地展示了崇高的必然和可敬，又或隐或现地点出崇高背后的一些暧昧因素，从而能够脱出单纯时代的局限性，激发读者对人性与崇高在复杂性上的思考。其次，为艺术价值的考察，笔者以为，《百合花》中的抑崇高现象有三个特征:一､从所谓关心人，为人着想的一般道德到舍己救人､杀身成仁的高级道德，作品要体现道德的发展历程及其崇高的绝对性，提升读者伟大的心理崇敬感;二､写暧昧，暧昧有两层意思，指存在于感知世界的双重性与不可说状态，现实世界很复杂，有些事可说可做，有些事可说却不可做，有的可做但不能说，有的事既不可做又不能说，暧昧便是不言而喻的潜行为与不言而喻的无言。以写崇高为主，不回避暧昧，在暧昧与崇高间形成张力效应，用暧昧反衬崇高的不易，证明崇高的丰富性，使作品更加耐读;三､拒绝崇高的一般形式表现，例如巨大､粗糙､直接甚至血腥，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勾画渺小､凡庸和阴柔等反类形式特征，并在话语的运用上更加趋于优美，表现技巧上普遍使用“软着陆”手段，以弱化强烈的现场感。如此三条，符合条件的作品根本找不到，因此只能说《百合花》只是写崇高年代的独特产物，是流行崇高的变异，不过是变徵崇高。然而，作为陌生化的一种产物，一种新的艺术品格，它又有着应该引起注意的一面。再次，涉及作品艺术特征的概括问题，笔者在讲述“建国十七年文学”时发现，对于某些有时代代表性的同类作品，一些教科书在概括其艺术特色时，往往喜欢重复同样的观点，比如，《创业史》《保卫延安》《三里湾》及《百合花》等作品，把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各分列为一点，就不同作品而重复陈述，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实属赘余。因为，在共和国文学界，“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行的年代，“现实主义”在共和国的经典解释已经包括了“细节的真实性”这一条，心理描写实际也是细节描写的一个分支。既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现实主义”范畴，那基于那个时代的普遍主义要求，它便不可避免地要具备这样一种基本创作特征。那么，明了了那个时代文坛的“现实主义”状况，类似于重复陈述“细节描写”､“心理刻画”之事就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此类问题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处理。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点悟”式批评实际是一种行家间的对话，一言蔽之，点到痛痒处，话虽不免有些绝对，但未尝没有道理，高明的点评家往往具备广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艺术发现能力，使他能够在普遍的烟雾中发现特异火花。如此出言，常一击而中。晚清以来，中国文论界受西方思想巨大的分析能力的震撼与影响，分析工夫有了大幅改善，这是个好现象，然而相较于分析，综合能力同样重要，有评者只重分析，不看轻重，著文时，把大量属于话语烟雾当成综合，以致出现评论话语的重复累赘，慢慢失去了应有的“同中读异”的灵性与活力，仿佛发现之眼生了白内障。有人说文学在走向消亡，我想，不是文学在走向消亡，应该说是评论者在失去判断力才对。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雪伟（1973-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