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亲朋同事闲时相聚，或是陌生人萍水相逢，评评时政，发发牢骚，甚至放言无忌，说些尖锐的批评之语，已不至于闹出什么严重后果了。这与一时出语不慎，便可能惹下灾祸的年代相比，的确是社会的进步。但国人也只是在非正式场合敢于畅所欲言，享受一下“言论自由”，一旦到了会议发言、接受采访等“正式场合”，即一旦面对话筒，头上就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金箍”，生怕玄奘先生念动“紧箍咒”而不敢“放肆”。大约20年前，我读张贤亮先生的小说，有一句话至今未忘，大意是“中国人一对着麦克风，就要说假话”。此话虽说是小说语言，却也道出了一部分国人的心态。
在一些庄严肃穆的会场上，某些官员大谈反腐倡廉，而自己却大肆贪污受贿；大谈端正生活作风，自己却包养情妇或到处猎艳；也是对着麦克风说假话，但这些人只是为了欺骗大众，为自己制造清廉正派的假象。我要说的，是那些一面对话筒便言不由衷，假话脱口而出的人。最近，电视新闻中的几个镜头，令我颇有感慨：现在的房价，明明在飞涨，但一位普通居民，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却说“对房价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已取得明显的成效，现在的房价已比较稳定”；现在的物价，特别是肉食禽蛋粮油之类，明明在大幅度上涨，但在菜场买菜的一位中年妇女，面对记者的话筒时，却说“现在人民收入提高了，物价涨了点，也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国民头上何以会有这道无形的“金箍”?说来话长。早在尧舜时代结束之后，“诽谤”这个原本美好的词，便成了一种罪名，无论臣民，谁若是批评朝政或是帝王老爷，“诽谤罪”的巨帽便要兜头扣下，轻则丢官下狱，重则砍头分尸。周厉王姬胡，为了禁止臣民“诽谤”他老人家，利用卫巫监视臣民，让他四处打探，发现谁背后说他的坏话，立即向他报告，为后世皇帝推行特务政治提供了样板。到了汉代，“诽谤罪”进而发展成“腹诽罪”，即尽管你嘴上没说出来，只是d里对朝政或皇帝老爷不满，或被人认定心怀不满，也要被严厉治罪。西汉武帝朝的大司务颜异，就是被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的。这又为后世皇帝以思想治罪提供了依据。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堪称推行特务政治的鼻祖，他设置“校事”一官，以“广耳目，察群下”，即用特务来监视百官的言行，大小官员，说话稍有不慎，便要倒霉，甚至掉脑袋。老曹的儿孙们竞相效仿，大搞特务政治，致使曹魏时期告密成风。曹氏祖孙这一套，后来又被南北朝时期宋、齐两国的皇帝以及唐朝的武则天女士发扬光走。到了明朝，洪武帝朱元璋更是将特务政治运用到极致。他通过锦衣卫和巡检司两个机构，在全国布下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使得特务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无论官僚还是百姓，均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臣民即使是在家中说话，也会担心隔墙有耳。
上述种种，我们只能从史籍中读到，而距今不远的“文革”时期，无论官民，因讲了几句真话而遭牢狱之祸、灭顶之灾，或是被戴上什么巨帽，闹得祖孙三代不得翻身，兄弟姐妹侄男伯女皆受株连者，以十万、百万计。这场浩劫，给国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驱散的阴影，有的人至今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几年前，我在家乡采访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被无辜扣上“右派”巨帽的老人。不料当我返回北京后，他的老伴竟又打电话又写信，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采访录音寄还或就地销毁，说是怕以后再有什么运动，被当做“罪证”。即使在今天，因直言批评领导而遭打击报复者仍不寡见。难怪有的人开口说话时小心谨慎，在自认为不能说真话的场合大说假话。
国人头上这道自古已有的无形的“金箍”，可谓戴之已久，而国人也对这道“金箍”惧之已久。几千年来，因说真话而惹祸的事例太多，教训太深，所以一旦面对话筒，或是身处什么正式场合，未曾开口，便会下意识觉得自己仿佛处于监控录像系统的镜头之下，生怕言语有失，被人抓住把柄，留下后患，而不由自主地说起假话来。看来，提倡说真话，就要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创造可以讲真话的环境，使国人不再感到共上有一道无形的“金箍”，才能使国人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敢于口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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