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该理论强调通过描述文学作品内部的复杂结构来挖掘隐藏在文学意义背后的深刻寓意。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奥瑟罗》情节简单明了，然而剧中却包含了复杂的内部结构。本文主要运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概念来解读《奥瑟罗》,不仅希望读者能够更好的掌握结构主义批评理论, 而且旨在揭示该剧中所蕴含的深层寓意,以便使读者能够更透彻地赏析该佳作。
关键词：结构主义 文学批评理论 深刻寓意 《奥瑟罗》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021-02
一、引言
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往往是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如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因此，“成双的功能性差异的复杂格局这个概念，或曰‘二元对立’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1]。正是这些语言现象中随处存在的二元对立,使语言成为活生生的功能系统。莎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同时也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的高手，柯勒律治认为，“突出地遵守所有对立面相克相生这条伟大的自然法则”是莎士比亚的天才，“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像在自然中一样，相异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2]。对于四大悲剧之一的《奥瑟罗》,我国与外国文学界主要是从剧中的人物性格、女性主义以及种族歧视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本文试图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概念来解读这部悲剧作品,挖掘剧中的深层结构，以使读者能够从多视角赏析该作品。
二、用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概念解读《奥瑟罗》
无论从情节还是从意象上考虑，《奥瑟罗》一剧都包含了多组二元对立关系。本文作者将围绕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剧中所出现的某些重要意象来剖析各成分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便为读者揭示剧中故事的“深层结构”。根据二元对立所具有的高低、主次之分的特性,从剧本整体出发挖掘出了四组二元对立项：
1、文明与野蛮
正如莎翁的其他许多戏剧一样，在《奥瑟罗》一剧中也出现了地点的转移，即从威尼斯转到了塞浦路斯。在该剧中威尼斯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充满都市风情与文明的地方，是一座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在一幕三场中，公爵与众元老在议事厅里按顺序围桌而坐的情景以及他们的会议程序所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及逻辑性便足以体现威尼斯的秩序与文明。当一位水手报告说土耳其人正调集舰队向罗得斯岛进发时，公爵及众元老便马上驳回了他这一说法：“照常识判断起来，这是不会有的事；它无非是转移我们目标的一种诡计。”（一幕三场）就在公爵断定土耳其人的目标不是罗得斯岛的时候，一使者便带来了土耳其人已经掉头驶向塞浦路斯的消息。显然，在这里理性已经占据了上风，看穿了所有的虚伪与欺骗。当伊阿古和罗德利哥在勃拉班修家的窗口下喊道“醒来！喂，喂！勃拉班修！捉贼！……留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一幕一场）时，勃拉班修不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愤怒地说道：“说什么有贼没有贼？这儿是威尼斯；我的屋子不是一座独家的田庄。”（一幕一场）他那充满自信的肯定语气告诉我们：这里是威尼斯，是秩序与理性的源泉，而不是一座田庄，一座农场，任何粗俗野蛮以及法律不允许的事情都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塞浦路斯地处边境，充满野性与激情，在那儿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剧中在第一次开始描写塞浦路斯的时候便将它与“狂风”、“风暴”之类象征着混乱与野蛮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地方奥瑟罗的军队与土耳其人作战并与野蛮势力相遭遇。这种对立体现了以地理和社会的象征来表达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从威尼斯到受人进犯的塞浦路斯，从城市到野蛮状态，从有组织的社会到更接近于自然状态的荒野，从基督教世界到土耳其人的国度，从秩序到混乱，从公道到报复与野蛮的谋杀，从真诚到虚伪的变化。
2、光明与黑暗
这出戏从一开场便被笼罩在黑暗当中，剧中的第一幕在黑暗中开幕，同时也在黑暗中落幕。伊阿古与罗德利哥在黑暗中道出了他们丑恶的阴谋。他们决定去告知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要“打断他（奥瑟罗）的兴致，在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激怒她（苔丝狄蒙娜）的亲族。让他虽然住在气候宜人的地方，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滋扰，虽然享受着盛大的欢乐，也免不了受烦恼的缠绕。”（一幕一场）当勃拉班修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他立即喊道：“点起火来！给我一支蜡烛！……喂，拿火来！拿火来！”（一幕一场）其实勃拉班修此前已经想象到了他女儿和奥瑟罗在一起的情景，而街道上的叫嚷声正是对他一直以来不敢面对的内心想法的证实。这种想法是威尼斯所代表的“文明与理性”所不允许的，因此他呼唤“光明”，希望那微弱的蜡烛之光能带给他些许希望。到了第一幕的最后，也就是伊阿古首处独白的末尾，他袒露了他作恶的计划：“地狱和黑夜正酝酿成这空前的罪恶，它必须向世界显露它的面目。”（一幕三场）由此可见，黑暗在该剧中是与地狱联系在一起的，黑暗象征着邪恶以及威尼斯所代表的秩序与理性的丧失；而与此相对，剧中的蜡烛与火炬所带来的光明便象征着希望以及秩序与理性的恢复。随着剧情的展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恰恰映射了威尼斯与塞浦路斯的对立。在该剧的二幕三场中，凯西奥被伊阿古灌醉之后闹事并吵醒了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的这一场景在结构上是与一幕一场中罗德利哥吵醒勃拉班修的场景相呼应的，它们都包含了夜间的大声喧闹以及对“光明”的呼唤。而且这样的场景在五幕一场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五幕一场中，凯西奥的受伤以及罗德利哥的被杀都是发生在夜晚的黑暗之中，而更为滑稽的是，此时拿着火炬给人们带来“光明”的却是那位混乱的始作俑者伊阿古。伊阿古此时所带来的“光明”实际上是更加的凸显出了当时的黑暗。
3、白与黑
该剧中有一组很明显的对立意象，那就是黑与白的的对立。奥瑟罗是剧中唯一的一个黑人，被伊阿古称为“一头老黑羊”。而他却敢于摒除一切偏见，摆脱一切羁绊与白人女子苔丝狄蒙娜结为夫妇并成为众多白人士兵的统帅，这足以说明奥瑟罗的自信与勇气。然而他始终都跨越不了社会传统以及种族方面的这道鸿沟，黑人永远都只是白人社会的牺牲品。奥瑟罗在威尼斯人眼里只是他们用来抵抗土耳其人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罢了，一旦达到目的，奥瑟罗就立即被白人社会所抛弃，在击败土耳其人之后，他自然就被白人副将凯西奥取代了。奥瑟罗在同苔丝狄蒙娜自由结婚时的确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奥瑟罗说道：“世人还没有知道……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我有充分的资格，享受我目前所得到的值得骄傲的幸运。”在伊阿古刚开始向他散布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有染的谣言的时候，他十分自信地回绝了伊阿古的猜疑：“我也绝不因为我自己的缺点而担心她会背叛我；她倘不是独具慧眼，绝不会选中我的。”（三幕三场）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仍残存着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普遍具有的自卑心理，因此后来连原本勇敢自信的奥瑟罗本人也这样怀疑自己便不足为奇了：“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缺乏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点儿…”（三幕三场）《奥瑟罗》一剧中的黑白对立意象仿佛是奥瑟罗与其他欧洲同僚相区别的标志，但这种区别并不仅仅是如今读者所理解的种族特性。在剧本中，白色与黑色不再是简单的皮肤颜色，而是涉及了人物品行的纯洁与邪恶，而这也正是本剧中值得关注的地方。在圣经中，白色象征着人性的纯洁与善良，黑色象征着人性的污浊与邪恶。然而，奥瑟罗虽是剧中的黑人，而且他的名字“Othello”中含有“hell（地狱）”一词，但他却为人单纯朴实，率直而冷静，高尚而不矫饰，反而是伊阿古这个正统的威尼斯白人成为了地狱和黑暗的化身，一步一步地将奥瑟罗引向了悲剧的结局。此外，莎翁也刻画了另外一组“白”的真假意象：剧中妓女的名字“Bianca”含有“white（白）”的意思，而苔丝狄蒙娜的名字“Desdemona”里却包含有“demon（魔鬼）”一词，而纵观全剧，我们可以看出苔丝狄蒙娜无时无刻不与“洁白”和“纯洁”的意象联系在一起――“wedding sheets”“a handkerchief”“skin whiter than snow”and“smooth as monumental alabaster”。她温柔纯朴，对爱情忠贞不渝，是莎翁眼中的理想女性，而奥瑟罗却将这种纯洁误认为是罪恶，就像他误将伊阿古的欺骗当做真诚一样，颠倒了是非黑白，最终酿成了悲剧。
4、理想与现实
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锋,他的思想无不渗透在他一生的作品之中。在《奥瑟罗》一剧中，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理想体现者，奥瑟罗为人光明正大，坦白爽直，他以己度人，认为“人们的内心应该跟他们的外表一致。”（三幕三场）正如伊阿古所说：“那摩尔人是一个坦白爽直的人，他看见人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就以为一定是个好人。”（一幕三场）殊不知在他所处的现实世界里，邪恶人物的最大特点恰巧在于“表里不一”、“佛面蛇心”。伊阿古恶魔般自私狠毒的心肠隐藏在“待人忠诚”、“为人正直”的华丽外表之内，因而瞒过了世人的眼睛，也使伟大的奥瑟罗上当。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如果对现实缺乏了解，那么就只能成为现实世界的牺牲品。单纯美丽的苔丝狄蒙娜也是其中一例。她天真地向爱米利娅问道“你想世上有没有背着丈夫干这种坏事的女人？”在听到爱米利娅的回答与她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她仍然天真地认为“我想世上不会有那样的女人的”，然而理想总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正是因为对现世缺乏了解，才会被伊阿古玩弄于鼓掌之中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命运”便被用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特殊手段。于是主人公只能得到肉体毁灭而道义上胜利的结局。
三、总结
“莎翁大胆地、诚实地正视生活当中矛盾对立的因素，并把它真实地再现于自己的戏剧结构、场景和人物性格里。因此，在莎剧的结构和人物性格中，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想象性直觉与深邃的反思、和谐与荒诞、实在与幻觉、现实与超现实、悲剧性与戏剧性等对立因素是共存在一起的。从这一点来看，莎剧是一种‘辩证戏剧’”[3]。而《奥瑟罗》正是这种“辩证戏剧”中的典范。通过结构主义分析, 把上文讨论的四组矛盾看作二元对立,就可以使该戏剧的“深层结构”显现如下：理想与现实总是互相矛盾的，善良正直的人们天真地以为世界就像他们的心灵一样永远都应该是光明磊落的，而殊不知现实生活中邪恶的小人却总是在黑暗中才伸出他们罪恶的魔爪，使原本文明的世界变成了野蛮粗俗之地；黑人或许能够在白人世界中获取一席之地，但也永远只是作为被白人利用的工具。总之,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中的二元对立概念来解读《奥瑟罗》这出悲剧,充分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思想中那种复杂对立的特点；展示了莎士比亚所处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有力揭示了人类社会带普通意义的矛盾冲突；唤起了读者和观众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全方位思考；很好地突出了莎翁的创造主旨――对真善美的呼唤，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对社会弊端和邪恶势力的打击。
参考文献：
[1]Marjorie Gaber. Shakespeare After All[M]. 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4.
[2]程雪猛、祝捷：解读莎士比亚戏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李绍芳：《人与鼠 》的结构主义解读[J]，鸡西大学学报, 2009（5）
[4]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莎士比亚（朱生豪译）：奥瑟罗[英汉对照][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6]宋寒冰：浅谈《奥瑟罗》中对比手法的运用[J]，外国文学评论，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