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笛 编译 或许是荷尔蒙分泌过盛，十八九岁舶男孩容易冲动，常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因此难免就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 我上大一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我选择在家乡的一所大学走读。一天，我和父亲发生了口角，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我反感他事事想管我，干涉了我的自由；他不满我冒犯他，有损他做家长的威严。我们吵得天昏地暗。最后我冲出家门。我没能按时赶上学校的车，而乘下一班车就会迟到了。这使我心中更加愤怒。
一路上，我还在生父亲的气。青春期的自高自大心理在膨胀。我认为，作为父亲，他是无能的，竟然没有经济能力供我上一所好的大学，另外，他一个中学都没能念完的人，怎么能对我这样一个堂堂大学生横加批评和指责呢？
当我快走进教室时、我猛然想起我忘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这节课是教育学，老师是深受同学们喜爱的西蒙教授。西蒙教授上课很有特色，早在开学第一节课他就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每星期二，你们都要交给我一张写有日期和你们姓名的卡片。至于卡片上还要写些其他什么内容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是一点感悟、一个问题、一种心情或思绪，但必须朴实无华，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些卡片你们直接交给我，我会替各位保密。星期三，我会将它们交还给你们。到时，你们会看到我写的评语或答案。记住，卡片就是周二你们上我课的门票。”
第一个星期二，我在卡片上敷衍地写了一句：“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第二天，西蒙教授将卡片发还给我时，我发现上面有他用铅笔写的批语：“你写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事？”很明显，他是认真对待这些卡片的，但是我可不想轻易向他袒露我的内心世界。
现在，我已经迟到10分钟了。我得写好一张卡片，才能进入课堂。我掏出一张空白卡片，写上日期和自己的姓名。另外该写些什么呢?这时我满脑子只有与父亲发生的那场争执。“我是傻瓜的儿子!”我冲动之下写了这句话，然后走进教室，将卡片交给了西蒙教授，找到一个空位置坐下。
可是，一坐下来，我就后悔了。天呀，我做了什么!这下老师就要知道我的愤怒、我的父亲和我的生活了!课上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只惦记着那张卡片。
星期三，上西蒙教授的课时，我坐在教室后面角落里的一个位置上，我不想让他注意到我。讲课前，西蒙教授照例将我们的卡片还给我们。我看到他在我的卡片上写道：“是不是‘傻瓜的儿子’与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有多少相干呢?”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常常把不顺心的事情归因于父母，总是想：如果不是由于他们没有钱，如果不是由于他们错误的干涉，如果不是由于他们没有本事……我就不至于……而对于自己却缺少自知之明，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我太容易宽恕自己的过失，掩饰自己的缺点，而自己并不觉得。我就好像是一个不公正的裁判员，总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把失败推诿给父母。西蒙教授提出的这个简单问题给了我智慧，让我从“自我中心”中跳出来，检讨自己，并学会去做―个有责任感的人。
当我不再把自己当做“中心人物”，开始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和情感负起责任时，一切就起了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年后，我的学习成绩提高了，我的朋友增加了，我和父亲的口角减少直到完全消失了。我发现，我的父亲是一个和蔼、睿智和充满爱心的人。这一切都始于西蒙教授让我对“我是傻瓜的儿子”这句话的反省。
(摘自《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