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看是由需求、投资、货币等原因造成的，从深层看却有着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控制有限退出，单位和地方政府等利益主体觉醒，但单位与个人之间依附关系以及高福利庇护并没有改变，最后导致各利益主体出现了非国家所愿的利益诉求途径，并缠绕于经济改革之中，酿成通货膨胀。
关键词：社会结构；利益诉求；通货膨胀
1978年后中央将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价格改革和放权让利。经济体制既然作为一种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能够影响社会上各种制度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便从社会结构角度来分析其对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
一、 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形成了新社会经济结构。首先在经济层面，取消了市场，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经济主体，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其次在社会组织方面，构建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国家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高度组织起来，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将所有的城镇居民编入各种单位，由单位赋予城镇居民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以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在农村，国家建立人民公社制。规定农业人口不能向城镇迁移，只能从事农业活动。
各单位组织和人民公社，其主要职能是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管理国家所有的资源，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最终在整个社会中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控制、领导和支配单位成员的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量和结构。国家实现了经济控制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合一。
在共产主义意义系统指导下，国家又建立与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渗透。建立了一个以“均等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政策和高福利渗透系统。通过单位组织，城镇居民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一切生老病死全部由单位包下来，单位为职工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庇护，形成一种高福利体系。但不管是收入分配还是高福利庇护，在改革开放前都处于低水平。新中国肇始，国家尚处于极贫极弱阶段，国家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消费水平长期维持在生存阶段，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收入均等化和低水平高福利庇护，并塑造了平等的价值理念和比较均等化的生活方式。但也造成了人民生活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社会缺乏动力和效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境况。逐步腐蚀到国家统治根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进行相应的价格改革，以有计划调整价格为主，同时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1984年以后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一方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另一方面开始以放开价格为主，以调整价格为辅的价格改革。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论述较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原有的基本统治结构和形式的基础上，部分松动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国家放松了对农民控制，农民成为相对自由的个体。在城镇，随着国家有限地收缩控制空间，原来国家与单位这一层次的紧密关系有所放松，引发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收缩，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组织和个人的社会经济独立性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复苏了部分市场活力。社会各主体作为利益体的觉醒，原先被一直压抑的致富追求得到伸扬，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变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收缩后留下的真空地带，又成为单位组织和地方政府扩张的领域，并在原有路径依赖之下形成不同利益诉求途径。（具体内容见下文）但单位与单位成员这一层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单位仍控制着相当地经济社会资源，原先与单位制相匹配的高福利系统也没有发生改变，单位成员仍对单位具有很强的依赖关系。
二、 利益主体觉醒、利益诉求途径和收入消费水平变化
1. 各利益主体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途径。
（1）各利益主体意识觉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与生产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交给承包农户，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专业户，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这部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首先被激发和释放出来。当经济改革转向以城市后，企业利益主体觉醒成为主流。企业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自主分配权等部分权力的下放，企业开始向独立核心经济体过渡，企业利益主体意识被唤醒。
此外，地方政府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利益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权，并将原属中央管理的国营企业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又将许多原来由中央承担责任的工作交给地方政府完成，如基本设施建设、物价补贴、劳动就业等。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日益独立化、明确化和短期化，具有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倾向。
（2）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途径。
①单位成员基于单位制的利益诉求途径。
在经济改革前，国家是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和经济主体，企业员工收入也由国家决定。随着让利放权的展开，国家收缩控制空间，在国家与单位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原有的控制力量丧失，城镇居民追求收入的愿望膨胀起来。
这种愿望在当时主要通过单位也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只在很大程度上松动了国家与单位组织之间的控制关系，但单位与个人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个人在单位之外既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也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如果没有了基层组织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一无所有，失去自身社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利益格局之下，个人的收入最大化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
按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员工收入增长要与企业经营状况联系起来，员工追求收入最大化要受到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制衡，企业员工的边际工资率不能超过企业的边际报酬率。员工与企业家是两股制衡的力量，实现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是进行要素有效流动，合理配置资源，努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企业利润，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国家放权单位之后，单位内部并没有形成新的制衡力量以制衡员工收入最大化。虽然国家也派驻了企业领导人，但由于企业利润并不属于企业领导人自己，他们的收入最大化与员工收入最大化并无两样。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与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和高福利庇护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观点和行为惯性也没有改变，劳动要素依旧无法自由流动，难以进行有效资源配置。
诸因素互相作用，单位成员的利益诉求未按现代企业理论那样，通过采取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的途径增加企业利润，而是采取其他“捷径”，出现了失范行为。如降低企业积累，多提福利基金和奖金比例，甚至不惜损害企业利润，弄虚作假，掏空企业。当时各种减免税、少提留大修理基金和折旧费、申请优惠利率、减免应偿付利息、滞留贷款等等手段在各企业大肆流行，并最终转嫁给国家。即便后来国家实行承包制，也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法阻止他们用眼前利益来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
这导致职工收入增长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以城镇居民实际支出（消费+储蓄）增长速度为例，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职工平均支出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12.3%。企业出现大量隐性亏损，国家财政赤字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88年企业帐面亏损达到1 678.3亿元，潜在亏损1 162.7亿元。政府不得不进行财政亏损补贴，1985年至1988年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补贴达到1 392.9亿元，但仍留下285.4亿元窟窿。
②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途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重新拥有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利，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依赖于自身，取得了农业生产方面的突飞猛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带有社区性和封闭性，农民没有太多其它可供利用的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也无法进一步激发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至20世纪80年中后期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制度绩效已处于相对停滞状况。乡镇企业逐步成为农民利益诉求的另一条重要道路。。但可供乡镇企业动用的资源也相对缺乏，新生的乡镇企业希望能得到政府庇护，这刚好吻合了利益日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两者利益诉求交织起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填补了国家，也即中央政府退出后的空间，扮演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势政府的角色，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职权直接为乡镇企业配置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有的还直接参与经营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纳入政企合一体系中，成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一个重要工具，加剧了乡镇企业短期化行为。各自为政，规模相对较小，布局分散，且大都集中于轻工业领域。使得乡镇企业在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加剧了对原材料和交通、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供给压力。地方政府也深陷于微观经济运作，竞相扩张投资，构建小而全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盛行，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当然除乡镇企业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其他利益诉求途径。如扩大现有企业的投资规模，多创产值；向中央讨价还价，多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并想法截留中央的收入等。
2. 收入消费水平的变化。
利益主体的觉醒以及长期被压抑的致富需求的释放，迅速提高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在1978年时分别为133.6元和316元，至1985年分别增加至397.6元和685.3元，至1988年时更增至544.9元和1 119.4元，在十年间分别增加了3.07倍和2.54倍。
居民消费水平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以1978年的消费为100%，至1988年，农村居民消费增长121.0%，城镇居民消费增长74.7%，全国居民消费增长121.5%。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人们消费向耐用品消费阶段发展。1978年至1988年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至56%左右，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至52.65%。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极大提高了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量，尤其是轻工业产品的需求。
三、 社会结构变动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
从表面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是由经济短缺、需求膨胀、投资膨胀、财政赤字、货币供给过量等诸多因素引起。但透过表象，则发现这其中隐藏着整个社会结构重新协调匹配的因素。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将原来隐藏的物价问题暴露出来，物价上涨，需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调整产业结构加以解决，伴随着经济改革而变化了的收入消费结构以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未能有效地与经济改革协调匹配起来，不仅使价格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无法消除，而且还利用改革纰漏，倒逼国家财政补贴，扩大财政赤字，最终酿成通货膨胀。
1. 价格上涨的客观因素。
（1）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的推进将原来计划经济下所隐藏的价格问题显现。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实行固定价格制度，需求和供给变动并不表现为价格变动。为了解决资本供给严重不足问题，人为压低了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导致产品价格扭曲，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隐性通货膨胀。现在一旦放开商品和要素价格或调高原先被人为压低的商品价格，必然会使隐性的通货膨胀显性化，物价上涨不可避免。
（2）收入消费水平。
经济改革、原有社会结构的松动促使各利益主体觉醒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原先被一直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尤其是1985后城市消费需求释放，整个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尤其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空前高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供需失衡，物价上涨。
（3）产业结构。
建国后，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即农轻重比例失调，原材料、能源、动力和交通运输业发展严重不足。随着社会对耐用消费品高涨需求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的迅猛发展，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也出现供不应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压力巨大。
2. 消除物价上涨的理想途径和实际途径。
（1）企业的内部消化不足与转移价格。 在价格改革初期，改革的设计者们从理论出发，设计了一幅清晰的价格改革蓝图。在价格总水平基本不变情况下，调高农产品等原材料相对价格，调低工业产品相对价格，最终调高与调低相抵，总水平不变，平稳实现价格改革和结构调整。
调高农产品等原材料的相对价格相对容易，如何顺利调低工业产品相对价格以及消化原材料带来的成本高涨压力，便成为价格改革的关键。对此企业可有内外两条道路加以消化。一条道路是从外部加以消化。通过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售价，将成本上涨影响转嫁出去。不过实现这条道路还需要满足一定前提条件，即依赖于需求水平，只有当需求强劲时，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条道路则是从内部加以消化。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耗费来抵消原材料涨价的影响。这两条道路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外部消化这条道路，会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内部消化则会降低物价上涨的压力。两者相较，显然内部消化是我们所需要的。
国家通过对企业放权让利，以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从企业内部消化农产品等原材料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降低工业品相对价格。但当国家放权让利促使企业利益觉醒后，如前文所述，企业未能如国家所愿，通过提高效率消化价格改革的影响，相反却利用短缺经济下供需紧张和双轨制下的纰漏，大肆向外转移价格，以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加剧了价格的上涨。
（2）产业结构调整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追逐。
产业结构中能源工业、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缓慢，成为制约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些基础生产资料部门一般投资大，回报周期长，资本不愿也无力涉足其中，需要各级政府加大相关基础性投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国家收缩控制空间后，利益日益独立化、明确化和短期化的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区财政收入最大化之下，更多地是投入到赚钱效果快和利益高的轻工业部门，而非基础生产资料部门。大量小而分散的乡镇企业的出现，不仅使调整产业结构愿望落空，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对工业原材料等短线生产资料的需求，加剧物价上涨。
3. 政府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过量。
企业和地方政府各种短期行为结果，在旧有的高福利庇护主义思想下，又一股脑儿甩给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每年不得不进行巨额的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从1978年至1988年11年间政府财政收入从1 121.12亿元，增加至2 628.02亿元，增长1.34倍，而同期财政补贴则从115.17亿元升至763.28亿元，增长了5.63倍，增幅高于429个百分点。每年财政收入中的1/4用于了补贴。政府财政赤字日益扩大。1978年至1988年11年间，除1978年和1985年外，其他年份都是财政收不抵支。为了弥补赤字，货币发行开始过度扩张。1984年～1987年M1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79%，扣除经济增长、价格调整、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等因素，M1的增长速度约偏高于5.73个百分点，4年累计超量发行货币（M1）约740亿元，其中，现金多发了250亿元。按当时货币的流通速度，740亿元的M1又会形成约3 900亿元的超额需求。货币过量发行，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最终价格如脱缰的野马迅速攀升。1985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达到8.8%，1988年甚至达到18.5%，达到80年代通货膨胀的顶点。
参考文献：
1. 蔡重直. 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马洪，高尚全. 中国通货膨胀研究.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
3. 刘玉照，张敦福，李友梅. 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李强.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徐华，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2-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