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档案： 荒煤（1913-1996年），生于上海市。当代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电影艺术家。 （一）接触荒煤先生 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往事了，最初见到荒煤的印象，至今飘荡在脑海中。
当时，听好多同事议论说，原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到文学研究所来工作了。这大名鼎鼎的作家，我早就读过他几十年前撰写的小说，也早就知道他曾领导过全国的电影工作，而且还因为电影《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被撤了职，“文革”开始时，又被投进监狱，真是尝尽了人世的磨难。
后来，荒煤先生出现了，他始终是轻轻地说着话，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就像悄悄流淌的小溪那样，觉得他的话里蕴藏着无穷的味道，因为他反复阐述着要恪守文学艺术的规律办事，否则就会产生巨大的灾难，这种说法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瞧见他翕动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两条眉毛中间竖起的皱纹也在不住地起伏着，从眼眶里还射出一道“悲天悯人”的亮光。我深深地感到他这番话语的分量，而且，也强烈地觉得，有一股亲切的力量鼓舞和激励自己应该努力去治学。
话说从沙汀和荒煤这两位著名的前辈作家调来文学研究所主持工作之后，他们一心扑在公务中间，不知疲倦地规划着许多研究的任务，谆谆地嘱咐大家要开创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许多同事都齐心协力和摩拳擦掌地想大干一番事业，好弥补过去荒废了的光阴。当时，真是充满了一片百废待兴和欣欣向荣的气氛。我也被调到了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正夜以继日地赶写着计划中的研究项目，觉得几十年都没有像这样兴奋和欢乐过。
大概是过了将近一年之后，他有一回在走廊碰到我，约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当我静静地坐在他对面，默默地看着他时，他也默默地望着我。从窗外刮进来一阵温馨的微风，吹动了他桌上的纸片，他这才像是从梦中惊醒过来，低声细语地问我：“为了明年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你们考虑过没有还该做一些什么工作？”
“除了已经上报的三部学术章著之外，还发动大家多写一些论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着眼于提高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准，这样来发挥鲁迅研究室的作用，大家都有信心去完成。”我也像他这样慢条斯理地说着。
“你们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工作吗？”他默默地望着我，然后就和蔼地笑了。
我无法回答他突然的询问，摇了摇头说：“还没有。”
“应该赶写一部言简意赅的《鲁迅传》，让更多的人准确地了解鲁迅，这既是最有意义的纪念，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啊！”
这个主意实在太好了，我在好多年前就想到过撰写《鲁迅传》的事情，还认认真真地钻研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挥舞着红笔，在自己的这本书上圈圈点点，想从里面学到一点儿写作的窍门，怎么这一回制订研究计划时却忘记了呢？并不是忘记了，却感到这是一桩相当艰巨的攻坚战，得放在以后再考虑去进行，于是，有点儿犹豫地说道：“怕不容易写好。”
荒煤拉开办公室的抽屉，拿出几本书来，默默地瞧着我说：“我找来了你写的文章，认真地看了看，觉得你应该能写好它，时间很紧了，回去研究一下，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也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就决定下来。”
除开荒煤之外，从来还没有哪一位领导在阅读我的文章后，再布置和指点我去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心激动得跳荡起来，多么想冒出一句感谢的话儿。
（二）荒煤先生的心胸
从1981年夏天开始，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准备工作，就一天天地紧张起来。荒煤是这个纪念委员会的秘书长，工作的头绪相当纷繁，首先是筹划有上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会前来北京，聆听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讲演，真是事关重大呀。对于我参加的学术组这一摊事务，他也经常来过问和指导，想开好一个有全国上百位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也实在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就在人们纷纷前来报到，会议即将开幕的前夕，他终于劳累得病倒了，我前往首都医院向他汇报工作时，瞧见有几位电影界和文学界的朋友们正围坐在床边，倾听他说话。
他跟我握了握手，依旧滔滔不绝地继续往下说去，发表着对电影《伤逝》和话剧《阿Q正传》的看法。我瞧着他消瘦的面颊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瞧着他异常憔悴的脸色，惊讶于他躺在病房里，怎么还能这样不顾一切地工作？面对着这位充满了献身精神的“殉道者”，我心里翻腾着一种痛苦而又崇敬的感情，暗暗地发誓，毕生都要努力地工作，才不会辜负他的言传身教。
当我正想得出神时，荒煤轻轻地招呼我走到他床前，询问着宾馆里对于食宿方面的生活安排，是不是都作得很妥善？嘱咐我务必转告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尊敬和团结所有的作家与学者，说是只有分外地尊重和发挥知识的作用，国家才会有前进的希望。从这件细小的工作中，我也强烈地领会到了，他宽厚和广博的胸怀。
不久以后，荒煤又奉命回到国家文化部去工作了，回忆着往昔几年令人神往的岁月，真感到怅然若失。我跟他并无更多的交往，还由于在我们之间年龄和地位的悬殊，几乎从来没有过私人之间的谈心，然而，他燃烧和发光的生命，他出自内心地关切着所有人们的情怀，始终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我常常想去看望他，却又知道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因为，他关心着整个中国的文学事业，要阅读数不清的作品，然后，给这些作家们详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来，怎么能平白无故地去打扰他呢？
有一回，我下了决心前往他家里，准备坐一会儿就走。在那间朝向马路的屋子里，坐着好几位年轻的作者，正说得十分热闹，有个年轻人气愤地诅咒着，人人憎恨的贪官污吏，说是希望他们“早死”。
“应该大家共同来努力，有效地采取道德裁判，有效地进行法律的惩处，仅仅是停留在烦恼和愤懑中间，那就远远地不够了。“荒煤依旧是轻轻地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我真想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向荒煤先生请教，正好在不久之后，自己的一本“游记选”将要出版，于是，又拿起一叠剪报去找他了。荒煤仔细地翻阅着剪报，摇着头笑道：“我是个从来不写游记的俗人，能发表什么意见呢？”
“你不管发表什么意见，都会对我有启发的。”我诚心诚意地笑了起来。
他瞧着我笑得好欢畅，也嘿嘿地笑了，说：“这不是逼上梁山吗？”
没有过几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荒煤突然找到我家里来了，气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举起手来轻轻拍打我儿子的肩膀，高高兴兴地跟肖凤说道：“孩子长得这么英俊，真是青出于蓝啊！”接着，又关心地询问她正在撰写什么传记作品。闲谈了一番之后，他才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剪报来，将夹在里面的“序言”递给了我。
在匆匆告别时，他还回过头来打量着这间狭小的屋子，眺望着书柜顶上堆积如山的典籍，皱着眉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书太多了，太拥挤了！”
我瞧着他忧郁的眼光，在他凝重的张望中，一股激流撞击着我的胸膛，深深地感觉到，他总是关怀别人的一切。我一直送他上了车才回到家里，赶紧翻开他的序言阅读起来。他对于“游记”的能够开阔视野、沟通心灵和提高境界，阐述得是那么的精辟。这篇序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我听到好多朋友说起，读完之后，受到很多的启发。
如果永远能够听他说话，永远能够阅读他的文章，永远能够受到他的启迪，这是多么的幸福啊！那次，在山东东营考察。清晨，当地的市委书记搀扶着荒煤乘上了轮船，大家直往黄河入海的地方驶去。船舷底下是汩汩流淌的波涛，船舱顶上又卷起阵阵的狂风，我瞧着荒煤直挺挺地站立在栏杆旁边，挥着手臂跟人们说话，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多么的神采奕奕，再也瞧不见丝毫忧郁的神色了，我深信，他肯定会跟人们在一起迎接21世纪的来临。
哪里知道灾祸这么迅捷地降临。虽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还远远地超越了这个期限，本来可以昂起头颅，用最虔诚的敬礼为他送行，却总是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抑制不住悲哀和痛苦的呻吟，因为，他实在太善良和高尚了，实在舍不得他离去；不过他虽说是离开了大家，却永远在我们心里矗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