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1936年生于香港。广东省龙川县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 一、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的煎熬和付出过多少心血与牺牲。“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白鹿原》的诞生经历了漫长、
艰难而又痛苦的历程
陈忠实，1942年8月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三十四中学。此后曾担任过农村中小学教师，从事过基层文化工作。他在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成为陕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2001年12月在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因为家贫，休学，陈忠实到1962年他二十岁时才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院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上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陈忠实名落孙山，他所在的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四年后，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眉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做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于八次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1968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王翠英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陈忠实于1978年10月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任副馆长。此前在他长达十七年的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的生活中，每月工资从30元增加到39元，却要养活这五口之家。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火烧炕，便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火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1973年起有《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198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陈忠实从此结束了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说，1962年至1982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至1992年）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净，二求读书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残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1992年以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1982年至1992年走向成熟这十年的主要创作成果：
1982年7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
1986年6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
1988年4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
1991年1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
1991年1月：《创作感受集》出版
1992年12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
1992年12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6期开始连载
《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1986年起作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1988年4月动笔，到1989年元月完成框架式的40万字的草稿。其间在七、八两月停止写作，实际写作时间是八个月。修改从1989年4月开始，到1992年1月29日（农历腊月25日）完成，然后再阅改一遍，到3月下旬改定。从起笔到改定，历时约四年，一部震惊中国文坛的传世之作《白鹿原》终于诞生了，而它的作者也由此走向了成熟。
从学柳青到努力走出自己的风姿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大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1959年，他在西安市十八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上两章，他就每月准时花两毛来钱到邮局去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到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七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1972～1973年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
在柳青生前，忠实见过他却不敢和他交谈。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1996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还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做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柳青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忠实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阴影。他决心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走好自己的路。
《白鹿原》，一座艺术高峰的崛起，
几乎耗尽了作者的心血和能量
在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到1989年1月完成40万字的草稿时就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中国《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释》、《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外国作家的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等。
作了这些准备和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里，才有望实现自己的宏愿。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
这是1991年冬天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闲不住的农民们忙碌了一天，天黑吃罢了夜饭便早早地歇息了。整个村庄沉寂下来，偶尔有几声狗吠之后便愈加死寂。陈忠实从1988年4月到1989年1月完成40万字框架式的草稿，是用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成的；修改从1989年4月开始到1992年1月29日（农历腊月25日）完成及其后的改定则都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趴在一张小圆桌上写的。可以说，为了写成《白鹿原》，陈忠实用他那支饱蘸黑色墨水的钢笔在老家小屋里的小圆桌上已经爬行了三年。这天，他还是在这张小圆桌铺开的稿纸上整整折腾了一天。他和《白鹿原》里生生死死的众多人物又作了一整天的对话和交流。写作顺畅的欢欣和文思阻塞的烦忧都难以排解。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孤清。
他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塬坡。
靠着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他的笔在老家小屋的小圆桌上爬行了三年，《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死悲欢的故事终于走向了最后的归宿。他的心，在沉重中又有一种做完了一件大事的畅美和恬静——一种从艰难的写作和压抑烦忧的心境中终于得到解脱的畅美和恬静。
回到家里，他仍然坐在那张破旧的小凳上。又停电了，他只好点上两支蜡烛，旋即用蓄满黑色墨水的钢笔，在洁白的稿纸上，为小娥最终的结局不再犹豫地加上了几行字：
小娥从炕根下颤悠悠羞怯怯直起身来，转过身去，抬起右腿搭上炕边儿，左腿刚刚跷起，背部就整个面对鹿三。鹿三从后腰抽出梭镖钢刃，捋掉裹缠的烂布，对准小娥后心刺去，从手感上判断刀尖已经穿透胸肋。那一瞬间，小娥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住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
写到这里，忠实的眼睛忽然发黑，抓笔的手也禁不住颤抖起来。他不得不停下笔，点燃了一支雪茄。随后，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这十二个字。稍后，才继续拿起笔续写下这样的文字：
鹿三瞧见眼前的黑暗里有两束灼亮的光，那是她的骤然闪现的眼睛；他瞪着双眼死死逼视着那两束亮光（对死人不能背过脸去，必须瞅住不放，鬼魂怯了就逃了），两束光亮渐渐细弱以至消失。……鹿三这时才拔出梭镖钢刃，封堵着的血，咕嘟嘟响着从前胸后心涌出来，窑里就再听不到一丝声息。
忠实用钢笔画上了一个粗粗的句号，然后插上笔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双眼竟是湿润的潮热。……
过了年即1992年的3月间，我收到了忠实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到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还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想把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交给别的杂志和出版社。
后来，忠实回忆说：“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生怕某个依旧着‘左’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见陈忠实：《何谓益友》，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而细心的读者，也会在很投入的阅读和强烈的共鸣中体会陈忠实为创作《白鹿原》所耗费的心血和力气。《白鹿原》面世后，石家庄的一位医生或护士给忠实写信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忠实拿着这薄薄的两页纸真禁不住热泪盈眶呵！
《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得到了充分的、坚实有力的支持，
获得了最高规格的待遇
陈忠实在1992年3月25日晨，把我们派出到西安等地组稿的高贤均（时为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和洪清波接到省作协招待所安顿下来。过了两天，当他把厚厚的一摞书稿交给高、洪二位的时候，“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来，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引自陈忠实：《何谓益友》） 高、洪二位在返程的火车上就开始轮换着看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一看就放不下，就拍案叫好。等他们回到出版社，我们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速看完《白鹿原》。
这样，从1992年4月至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后完成了对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三能审读，实际主持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签署了同意按我的意见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此稿的意见。几乎同时，人文社一编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书稿的审读程序。
《白鹿原》显然征服了《当代》和人文社参与看稿的编辑，在内部审读过程中几乎被一致看好。
1992年9月，我由《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当代文学的图书出版工作。1993年1月18日，我签署了关于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了充分的坚实有力的支持，获得了最高规格的待遇：分两期在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连载，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会出版单行本。
其实，最早向陈忠实报告好消息的是高贤均。忠实动情的回忆说：“绝然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引自陈忠实《何谓益友》）后来我问忠实是否还记得具体的内容，他说记不得了，印象清晰的是赞不绝口，仿佛还有“开天辟地”这样夸张的用语。
二、啊，《白鹿的》，永远的《白鹿原》，具有惊人魅力的《白鹿原》，你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朽的诗篇，你是千万读者心中永恒的歌
举世瞩目，“洛阳纸贵”
实际上，我们当初并没有看好《白鹿原》的发行业绩，只看重它的价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第1版只印了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稿费也只按千字几十元支付。到盗印本蜂起，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加印。1993年6月初版，到同年10月已进入第七次印刷，共印五十六万多册，为维护作者的权益，也才重订合同，按最高标准的百姓分之十版税率付酬。此后，作为雅俗共赏的常销书，《白鹿原》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含人文社版的精装本、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中国文库”、“共和国作家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以及其他出版社以“陈忠实集”、“陈忠实文集”、“陈忠实选集”等各种名义出版的《白鹿原》；此外还有线装本，雷达点评本，人文社为纪念《白鹿原》面世二十周年印行的《白鹿原》的手搞本等。陈忠实自己掌握的资料显示，《白鹿原》的盗印本已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总印数迄今已有四百多万册，当不为过。
此外，《白鹿原》在香港出版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由新锐出版社和金安文教机构出版了竖排繁体字本《白鹿原》，日文版、蒙文版和韩文版均已先后出版，越南岘港出版社没有和作者打招呼出版了越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法文译本今年5月由法国色依出版社出版。这是首次出版的《白鹿原》的西方语言译本，它在巴黎面世一个多月以来，已售出三千多部。法国当地许多报刊都对该书的相关情况作了报道介绍。（据2012年7月18日《文艺报》“本报讯”欣闻）
在评论、研究方面，除了最早由人文社出版的《〈白鹿原〉评论集》，还有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畅广元），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说不尽的〈白鹿原〉》和《走近陈忠实》等共十四部研究、评论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研究、评论的文字早已超出了原著。
《白鹿原》先在《当代》连载并于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同年3月23、24日，在作者所在的西安举行了作品研讨会，同年7月16日又在北京文采阁举行了研讨会。讨论中虽然也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学术上的争论，但压倒性的是一片赞美之声。
至于一般读者的热情反应，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绚丽多姿：
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在《白鹿原》的前半部刊发于《当代》1992年第6期后，便应音乐家瞿希贤之请为他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原来，瞿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一批海外学子在《当代》杂志看到《白鹿原》的上半部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找它的下半部。
还有人记述1993年盛夏某日，陈忠实在西安市北大街省新华书店为《白鹿原》签名售书的盛况。从清晨六时到烈日当空的中午，西安市和从咸阳、铜川、临潼、宝鸡等地赶来的读者排成了长队。甚至有从北京到西安出差的人，也加入了等候签名售书的队伍。向陈忠实致敬的读者，不但有送红玫瑰的大小伙子，还有送上两把梳子，并说明如何使用梳子才有益大脑的理发师。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感动。（见1993年11月15日《香港作家》，七版，郑文华文）
2004年8月22日网上还有一则新闻：《白鹿原》出版后，陕西长武县农民任安民八十多岁的父母对小说爱不释手，但因年老眼花，看书很吃力。孝顺的任安民便用毛笔小楷手抄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供父母赏读。不料父母未及读完已先后去世。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得知此事，鼓励任安民将小说抄完。任安民花了五年时间将小说分三十四册抄完。近日，该手抄本经陈忠实题写书名，按原貌出版发行，并被陕西省书画研究院收藏。（引自石守一文，载2004年9月4日《文艺报》）
从评论家、作家、艺术家到普通读者，对《白鹿原》的反响如此热烈，着实令人感动。
《白鹿原》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居然有这样大的魅力呢？
这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约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清末民初写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历史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国共两党从联手进行反封建斗争到兄弟阋墙，分裂争斗，再到联合抗日和抗日战争惨胜后长达三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中间的艰难曲折、残酷惨烈，真有写不完的故事。而陈忠实就把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浓缩地化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这个村镇里一个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和恩恩怨怨：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在作者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活剧。 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厮杀中，其主要人物的命运大多是悲剧性的：共产党的坚强战士白灵被自己人活埋，红三十六军被叛徒告密而全军覆没，本质上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黑娃在解放后被错杀，革命的领导人鹿兆鹏不知所终……；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搞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很快走向反面，在反共中自毁江山，结果田福贤解放后被镇压，鹿子霖被吓傻；以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村族派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中已经无所作为——白嘉轩所代表的阶级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许多道德观念、哲学理想却无疑还有某种价值。此外，白嘉轩视如家人的老长工鹿三疯疯癫癫，白嘉轩视为祸水烂货的田小娥则死于鹿三的梭镖下。……
由此可见，《白鹿原》的整个艺术基调显然是凝重、悲壮的，读来让人深深慨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历史的沧桑无情。因此，读者看这样的小说时，其审美感觉无疑是又感动又沉重的。但作为一个编辑，我曾经向我的同事说过，我读《白鹿原》时还有一种“兴奋感”和“幸福感”。这种兴奋感和幸福感当然指的是当时的专业评价和职业感觉，即一个文学编辑在阅读美文华章、在获得一部显然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宏篇巨著时的心情。这种对一部大作品发自心底的赞赏（尽管难免会有具体的修改意见或批评），会使有胆识、有经验和责任感的编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领导拍胸脯保证：如果对这样的书稿在基本评价和判断上有失误，那就真是昏了头，瞎了眼，因而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受到简单化的干预、责难和种种压力，也能坦然面对，不但敢为作品辩护，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必要时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向领导立下“军令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四十多年的编辑，这样的职业状态确实少见——大约只有在1986年为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承担终审责任时，有过与此相似的感觉和情况。而且，面对《白鹿原》，《当代》杂志和人文社所有参与看稿的同仁的总体认识都是一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也就在讨论、沟通中得到统一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白鹿原》这样一本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喜。
《白鹿原》自然并非白璧无瑕。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它有弱笔，却没有明显的败笔。从整体上、从根本上说，《白鹿原》是一部厚实、凝重、丰富而有魅力的力作，则是肯定的。你可以非议它局部的失误，却无法抹煞它整体的辉煌；你可以不一定承认它是宏伟的史诗式的作品，但只要不带偏见，你就不得不看到这是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可读性，既有突破旧观念的认识价值，又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上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见《〈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评论家蔡葵赞叹：“《白鹿原》很好地发挥了小说的艺术特性，把史与诗水乳交融在一起，真正成为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小说写得十分大气，众多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矛盾冲突，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跌宕起伏，千曲万回，荡气回肠！”（见《〈白鹿原〉评论集》第93页）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转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32页）。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矢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蛾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14期）
2003年10月10日，陈忠实等人参加首届浙江作家节，晚上与参加“华山论剑”的金庸先生见面。金庸说，中国大陆五十年来最好的小说就是《白鹿原》。
不必再征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一批资深编辑组成的评委会经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授予《白鹿原》以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86-1994年）。1997年12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揭晓，《白鹿原》（修订本）终于名列其中，获此殊荣，更是让人感到欣慰。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走向进步和成熟的表现。
三、编者和作者，我和陈忠实的真挚友谊伴随着《白鹿原》奔突向前的步伐而确立、深化和发展
让陈忠实感到一脸茫然的长篇小说约稿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与陈忠实从初识到结下真挚、深厚的友谊，已经将近有四十年了。
1973年隆冬一个严寒的日子里，我根据陈忠实发表在《陕西文艺》（即《延河》文学月刊）上约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交谈的地点就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在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颇感惊讶而茫然地听我请他写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建议。
关于我们的初识，陈忠实有这样的回忆：
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觉到这是一位外来客了。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担心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二十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 对于我们在西安小寨街头的初识和第一次交谈，陈忠实作了这样的回顾：“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体制的区别）主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刊物《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夸张性习惯用语。我在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3期上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给我佐证。”
对于这次未必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谈话，陈忠实的评价是：“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他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以上引文见于陈忠实：《何谓益友》）
1973年在小寨街头，我在寒风中向陈忠实约写长篇小说的行为，今天看来，未必是成熟的表现，但也确实如忠实所说，却是真诚的，也是出于基本的信赖。以为陈忠实立即就可以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来，那是幼稚无知，但一个以文学编辑为终身职业的人，如果不想和有潜力的作家交朋友，那他除非是个傻瓜。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1973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后续的服务工作，使他在二十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一定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东边日出西边雨，欢呼之外有杂音
我们已经注意到，自《白鹿原》问世以来，就在读者欢迎、好评如潮的情况下还另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例如，朱伟就在他的《〈白鹿原〉：史诗的空洞》一文中说：“这部《白鹿原》使陈忠实丧失了自己。”然后慨叹：“一部使艺术家丧失了自己的作品，被捧上了那样的高位，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吗？”张颐武则在《〈白鹿原〉：断裂的挣扎》中表示惋惜说：“《白鹿原》却仅仅是一个在断裂处挣扎的文化产品。陈忠实的卓绝的努力和虔诚的创作态度并未结出理想的果实。”孟繁华也认为，《白鹿原》不过是引领着读者在已往的“隐秘岁月”里，作了一次“伪‘历史之旅’”——即“消闲之旅”而已。（上引三文均见于《文艺争鸣》杂志1993年第6期）
如果说，上述言论只是文艺圈内不同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属正常的学术性争鸣的话，另外有些现象就只能让人深深感到压抑而又无奈了。
1993年7月，在好评如潮的情况下，我理所当然地组织一些评论家写文章，并将朱寨的《评〈白鹿原〉》和蔡葵的《〈白鹿原〉：史之诗》两篇短文送首都某大报。清样都排好了，就要见报了，却终于被退了回来。原来是某领导机关有一位负责人不喜欢《白鹿原》，指示不要宣传《白鹿原》，于是批评或赞扬《白鹿原》的文章便都不让发表。（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入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评论集》，已经是在报纸禁发七年之后了。）
1993年11月，人文社奉命以《当代》杂志编辑部和当代文学一编室的名义，就《白鹿原》的组稿、审稿、编辑、发行等情况向上级领导机关写一报告。几乎同时，中国作协创研部也受命向上级写过关于《白鹿原》的报告。期间，新上任的某领导机关一把手还曾约见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听取他对《白鹿原》的评价和意见。好在这些报告和谈话虽然反映了某些批评意见，但总体上都是充分肯定《白鹿原》的。屠岸还明确指出《白鹿原》是新时期人文社出版的最优秀的四部长篇小说之一。（另外三部为：《芙蓉镇》、《南渡记》和《活动变人形》）这件事以后并没有下文，但领导机关如此郑重其事地关注一部长篇小说，在我的工作经历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十分罕见的。
1996年4月下旬，有关领导机关在福州闽江饭店召开“繁荣长篇小说出版专题研讨会”，全国各文艺出版社均有代表参加，我代表人文社与会。会议的总结报告认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化。而“主旋律”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即指“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以及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认为这“四个一切”就为长篇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丰富的内涵。会议的主持人一开始就传达了当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四项任务，即著名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整个会议对于《白鹿原》这样在市场上长盛不衰的作品不予置评，肯定了一批作品，批评了一批作品，可就是不提《白鹿原》，仿佛它不存在似的。我在讨论发言中只好说，我拥护“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提法，但决不赞成以是否鼓舞人作为判断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试问，《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公认的中外优秀的长篇小说，难道能用是否鼓舞人来判断它们是优秀还是不优秀吗？这种似乎是另类的意见，自然在会议上也得不到呼应。
这种状况到了1997年还没有好转。这年5月，在天津开会评“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我以评委的身份联合另外两位评委（雷达、林为进）建议把《白鹿原》列入候选作品的名单中，却意外地受到临时主持人的粗暴干预。我也由此明白，到那时候，某些官员的心目中，长篇小说《白鹿原》竟是连评奖候选的资格都没有的。 就这样，不管读者怎么喜欢，不管文艺评论界如何赞赏，《白鹿原》在有关领导机关组织的长篇小说评奖中却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在报纸上也不让宣传，真是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让人深感压抑而无奈。后来，我从一个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某领导机关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什么会上说了批评《白鹿原》，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的话。这样，就真的把《白鹿原》晾起来了。不管什么正式场合和活动，《白鹿原》竟成了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不能碰的话题了。
和这种暗地里的压制不同，某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倒是很直白地说出了他对《白鹿原》的不满。他说，写历史不能老是重复于揭伤疤，“《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并指出，“这两部作品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见1993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转引《金陵晚报》常朝晖文）其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只是简单粗暴也一目了然。后来，又听说有位领导干部听取手下某干部汇报对《白鹿原》的看法时，有“你认为《白鹿原》这么好，那你说说它能鼓舞人吗？”的诘问。可见我的“《白鹿原》猜想”其源有自，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白鹿原》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
那就不仅仅是这一奖项的悲哀，
而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了
我曾经明确地说过，“在我看来，《白鹿原》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是当代中国最厚重、最有概括力、最有认识和审美价值，也最有魅力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它荣获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相反，如果它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那就不仅仅是这一奖项的悲哀，而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了。”（见《〈白鹿原〉档案》，载《出版史料》2002年第3期）
让我们回过头来，先看一看《白鹿原》诞生以来在各种评奖活动中的情况吧。
1993年6月10日，《白鹿原》获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第二届“双五”最佳文学奖。
1994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一批资深编辑组成的评委会通过认真讨论和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授予《白鹿原》以“炎黄杯”人民文学奖（评奖范围为1986—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
此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鹿原》在比较具有官方色彩的评奖（例如“国家图书奖”）活动中，均告落选。如前所述，在“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的评选活动中，它连候选的资格都被粗暴地勾销了。
在这种情况下，《白鹿原》要想冲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真是谈何容易啊！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从1995年启动，到1997年12月19日揭晓，历时两年多，其中的麻烦复杂不难想见。
《白鹿原》先在二十三人专家审读小组（读书班）顺利通过，却在评委会的评议中出现了不小的分歧，以致评委会一位副主任陈昌本在评议过程中不得不打电话给陈忠实，转达了一些评委要求作者进行修订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 见《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第152期“本报讯”）
对上述修订意见，陈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书稿进行修订，本来就意识到有些需要修订的地方。于是，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郊区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了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如删去了田小娥第一次把黑娃拉上炕的有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可参看《白鹿原》原版136、137、138页），还删去了鹿子霖第二次和田小娥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的描写（可参看《白鹿原》原版258页）。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的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处，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总共不过删改两三千字的修订稿于1997年11月底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本于12月出书。
据说，在评委会对《白鹿原》的评价出现明显分歧时，延安抗大、鲁艺出身的老评论家陈涌（杨思仲）对《白鹿原》的肯定对它的获奖起了重要的作用。陈忠实自己也很看重陈涌的意见，因为是否评上茅盾文学奖是一回事，《白鹿原》是否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当我打电话告诉陈忠实，说陈涌对某位评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以后，陈忠实坦言，“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参见《何谓益友》）
当然，陈忠实本人适当的妥协和对《白鹿原》所作的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对它的获奖也是重要的——毕竟，每个评委只有投一票的权利，哪一票都可能起关键的作用啊！
总之，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修订本）就这样终于榜上有名，荣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1998年4月20日，它的作者陈忠实终于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
关于《白鹿原》经过修订才获得茅盾文学奖，当时文学圈内颇有一些对作者不理解的甚至有所贬损的话。对此，我当然不能认同。一方面，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我由衷地赞赏《白鹿原》；另一方面，作为有点阅历的文学编辑，我也深知在我国具体的政治环境下，在中国文坛的具体状况下，《白鹿原》能登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台，是多么难能可贵，值得我们珍惜！
因此，在1998年4月20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大会后，当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孙慧等人在对我的采访中也问及《白鹿原》的修订这一类问题时，我当即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要负责任地说，《白鹿原》的修订并不是如有些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甚至于“面目全非”。牡丹终究还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却无损于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 第二，如果我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会痛痛快快地给《白鹿原》投上一票，而不会要求对它进行修订。因为《白鹿原》在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厚审美意蕴上的出类拔萃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至于作品的缺点，那是世界文学名著也在所难免，是改不胜改的。
第三，如果《白鹿原》的作者只有作适当的妥协才能使它获得茅盾文学奖，那么，我是理解并且支持作者作适当妥协的。因为《白鹿原》获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对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有利，对发展整个当代文学有利——《白鹿原》能够蹚过去的地方，其他文学作品也应该能够蹚过去。因此，我对《白鹿原》终于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表示由衷的祝贺。
这期间，我写了一篇短文《欣喜·理解·企盼》发表在1998年3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如实地介绍了《白鹿原》修订的实际情况，强调“理解、支持《白鹿原》的修订和获奖，就是理解、支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我确实难以认同不顾中国国情的唱高调和说大话。当我在长途电话里把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念给陈忠实听之后，他直说“好着呢，好着呢。这一下我用不着另外写什么了”。我确实说了一些陈忠实当时不大好说、不大方便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有使命感的编辑和一个优秀作家在面对某种困难局面时，就应该而且必然会这样互相理解和支持。否则，还怎么能称之为“知音”呢？
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在无锡组织了一次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由与会嘉宾举出二十年来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并略述理由，作为对新时期以来优秀出版物的肯定和回顾。当主持人李潘把话筒交给我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二十年来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就是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我想，这也可以看作我个人参加的一次优秀图书评选活动吧。但当时有与会的朋友说，《白鹿原》毕竟还是个敏感的话题，你这样表态恐怕未必通得过，公开播出这个节目时，你的话很可能会给删掉。我对这位好心朋友的看法能够理解，而私下里却以为，也不一定会把我的话删掉，如果照播，那就说明我的认识在相当层次上还有知音呢！
果然，这个节目正式播放时，我的话并没有被删掉。为此，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里，《白鹿原》该不该
坐第一把交椅？它的重要贡献在哪里？
让我们先看看如下的一些基本事实：
《白鹿原》于1999年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复评委、终评委的认真公正和权威性不亚于“茅奖”）；《白鹿原》入选1999年由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五六部；《白鹿原》完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
《白鹿原》经受了市场的考验，至今长盛不衰。各种书系（含精装本）的《白鹿原》累计印数达二百多万册（加上盗版书，当有四百多万册）。
据陈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十四部《白鹿原》的评论和研究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新锐出版社和台湾金安文教机构出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跟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今年5月出版了法文版，一个多月就发行三千多部，现在英国一位年轻的女汉学家正在把它翻译成英语。《白鹿原》在海内外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白鹿原》。例如说，它有精心的结构，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朱先生等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有好看的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最重要的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方面来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具有空前深度的。《白鹿原》真实准确地描写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它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秘史”的抒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都在腥风血雨、恩怨情仇中厮杀与折腾，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与达致现代文明社会？
《文艺报》记者石一宁访问陈忠实时，曾提出“《白鹿原》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影响”的问题。陈忠实的回答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小说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历程。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小说比较准确地写出来了，而当代中国人情感上、精神上也在蜕变，跟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有点相似，如同白嘉轩面对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困惑，我们现在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因此，阅读这部小说，当代读者在精神上跟人物很容易沟通；在情感上容易发生共鸣。”（引自《说不尽的〈白鹿原〉》，载2004年9月4日《文艺报》）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
社会历史在进步演变的过程中，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或一部重要作品有新的认识。关于《白鹿原》也一样有这种现象。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评委坚持要陈忠实对《白鹿原》作修订的两点意见，大约十年后都有了不同的反响。
其一，是车宝仁在《〈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修订版删改原版二千二百六十多个文字符号，修订版比原版少了一千九百多个文字符号，对朱先生指国共斗争翻鏊子、折腾老百姓的说法的删改，“显得生硬不自然”，“这里的修改很难说修改得很好”，对这种删改的合理性显然是存疑的。至于对性描写的删改，则认为“随着社会和时代向前推进，社会观念的变化，将来人们会更多地看重原版的价值。此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版时一些人批评其性描写，而新世纪以来，已未见此类批评，也能说明读者、评论家观念的推进。”（参见《说不尽的〈白鹿原〉》第712～7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其二，是陈忠实自己明白无误的表述。关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限，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表述。……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面对有人认为“鏊子说”表明作者缺乏智慧的批评，陈忠实的回答是：“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引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陈忠实毫不含糊的反批评的态度再鲜明不过了。 当然，如果要从民族学、政治社会学、史学、文化学等多方面来剖析、研究《白鹿原》，我们还有许多话可以说。要不然，评论、研究《白鹿原》的专著时间不长怎么就会有十四种之多呢！
我不可能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排序作正式的调查。但最近我在相熟的评论家、编辑家、作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如果要排个座次，你们认为谁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呢？
有意思的是，他们竟不约而同地认为，《白鹿原》当之无愧地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如果再按二三四五排座次，那意见分歧可就大了。
我所说的“调查”，是2008年9月以前的事。（请参看《我与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载《芳草》2009年第1期）然而，颇有意思的是，我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的西安之行中巧遇评论家、社科院文学所的白烨（他到延安来参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他那里听到了几条有关《白鹿原》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排座次的一些令人高兴的新信息：其一，在2008年底，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影响中国人的30年30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活动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公众自由推荐和出版社推荐，一个多月的网络票选及手机短信投票，最终由来自内地、香港与台湾的读书类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终评，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即拉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二，是南京《钟山》杂志2009年第2期刊出“30年10部最佳长篇小说”投票结果。为盘点30年（1979～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成就，《钟山》杂志邀约12位知名评论家，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排名第一位的是《白鹿原》；其三， 中央最近讨论如何抓好文化建设工作的高层会议上，有人问究竟什么作品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一位领导人毫不含糊地说，《白鹿原》就是吧！
这几条信息，起码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这次到西安是来朝圣的”
2012年5月16日至18日，我和老伴刘秀文，以及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的邀请先后从北京、沈阳和浙江宁波来到西安。这纯粹是一次文友的聚会，当然也是老朋友的聚会。每一拨客人到达，忠实必到我们下榻的雍村饭店（原省委招待所）看望；每顿晚饭，他也必定和我们共餐。吃饭其实也是无拘无束地聊天的时候。17日的活动安排是忠实的意思：上午参观陈忠实文学馆，然后到白鹿书院座谈聊天，再到书院的大书房题字留念；下午到毗邻的西安思源白鹿讲堂讲课。
“陈忠实文学馆”几个大字是艺术大师范曾题写相赠的。据说市场价每个字值好几万元，可见范曾对《白鹿原》、对陈忠实是如何赞赏和关爱。展馆内大小图片、《白鹿原》手稿、相关出版物、《白鹿原》海内外的多种版本和表现馆主成长历程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相当齐备，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懂文学的刘秀文惊叹：一个作家成就一番事业之后竟然可以达到如此辉煌，如此风光的地步呵！不禁肃然起敬。
下午的讲演由评论家、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主持。思源学院白鹿讲堂的三百个座位坐无虚席，坐满了思源学院的文学专业师生和文学爱好者。主持人宣布按年龄长幼为序由我和白烨、兆林、世旭先后开讲，每人半小时。这样，便由我先讲《白鹿原》的诞生，它的价值和广受读者欢迎，长盛不衰的情况。接着由白烨对《白鹿原》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作理论上的阐释。而由《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的作者刘兆林，由《小镇上的将军》、《镇长之死》的作者陈世旭来和年轻人谈创作，自然是得心应手，博得满堂喝彩和掌声。世旭讲演中笑声掌声不断，却忽然间，全场就安静下来了。只听世旭从轻松的语气转为严肃的口吻说：
我这次到西安是来朝圣的。朝什么圣？可以说是来朝拜“三圣”的。第一，西安是圣城，秦隋汉唐等十三朝的古都。汉唐是我们中国鼎盛的朝代，所以我上午给白鹿书院题字留念时写了“汉唐雄风”四个大字。这样的古都不是很应该来朝拜吗！第二，是来朝拜圣地。这个地方，从唐代就叫白鹿原。到北宋，成了大将军狄青屯兵之地，叫狄寨原。后来，虽又还叫白鹿原，却一直是一块荒芜之地，人烟稀少，以致陈忠实写作过程中可以在这里烧荒解闷。可自从有了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道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的古原就热闹起来了。建起了思源学院等好几座万人以上的私立大学，塬坡上高高地竖立起陈忠实手书的“白鹿原”碑。地方政府把白鹿原作为发展经济的品牌和抓手。辉煌的文学成果造就了现实的繁荣和巨变，真是让人高兴呵！第三，我是来朝拜圣者的。这圣者就是《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忠实是为文学献身的殉道者，牺牲者。他为真正的文学耗尽了心血，和路遥、贾平凹等人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文学陕军。忠实还不到六十岁就煎熬得满脸沧桑、满脸沟壑纵横了。像忠实这样的圣者我做不到，但我由衷地敬重他。……
全场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我这才回想起上午在白鹿书院大书房题字留念的情景：陈世旭挥毫写了“汉唐雄风”四个大字，不满意，又重写了一张；旋又写了一联：浐河灞柳原上鹿，秦月汉云唐时风。他对圣城圣地圣者的热爱和敬重溢于言表。白烨写的是：长安白鹿原，文坛制高点。刘兆林的题联是：白鹿谁云不还童，原下灞水尚能西。我只写了“永远的白鹿原”几个字，那是我在1996年冬为长篇小说《白鹿原》写第一篇评论文章时所用的标题。
我又想，世旭的圣者说，又何尝不可以作为我讲话即将结束时所引陈忠实所作词《青玉案·滋水》点题的话呢？这首词，是去年11月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到贵宾楼去看望忠实时，他应我之请事先写好送给我的：
涌出西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在我看来，《青玉案·滋水》所描述的滋水（即流经白鹿原的灞河）哪怕倒着流也要冲出骊山昂然东去的意象，既是《白鹿原》所写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流着泪、滴着血，苦难艰辛却还有美好希望历史的真实写照，却也是陈忠实为文学经受心灵煎熬，付出心血牺牲的艰辛成长史的真实写照。
今天，《白鹿原》的辉煌把陈忠实推到了当代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都难以企及的高端位置上，但他也已经是满脸沟壑、身心疲惫的古稀老人了。呵，忠实呀忠实，你也该注意必要的休息和锻炼了，为了我们愿意馨其所有去奉献的文学，为了美丽的白鹿原，为了众多敬重你，爱你的人，请多多保重吧。
2012年5月28日夜9时，草于北京
6月20日晨改定于东中街寓所
8月8日再删改于东中街寓所
责任编辑 杨新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