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伦理学;性善论;相似性;差异性 一、中国伦理学关于古代“性善论”思想的阐述 人性论是先秦儒家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伦理学史上关于人性的探讨应起源于先秦的儒家学派,其“性善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善恶观的代表人物应首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讲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但由于环境和习惯的不同，才使得差距越来越大。这就肯定了人性是普遍的、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具体的生活习惯，至于怎么个“性相近”，孔子并未对此展开论述，因而孔子并没有建立起人性善恶的理论。
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在继承和发扬孔子学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性善论”，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学说，使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像水往低处流的本性一样，是生来就有的，而人的善良本性是由于人们所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端在人性中得以充分发挥的缘故，孟子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他认为这“四端”是与生俱来，就像人生来都有四肢一样自然而然，不用后天的努力就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存在了，进而认为没有这“四心”，人就根本不能称其为人。这“四心”正是“仁、义、礼、智”四种社会道德规范的始端，并且这“四心”不是外界强加于人的，它是一种天赋，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只是有些人不去探求而已，也是这“四心”才会使得人们在共同生活中能够和睦相处。 “四端”和“四心”是人性本善的根据，是人的基本道德品质的源泉，更是开明顺达的政治社会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鲜明地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人性的共通性、并把这种共同人性归结为先天的善良意志的思想家。
孟子还指出：人性虽是善的，但是由于外力的作用，人性也是可以变更的。他说：人心虽然向善，但是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仍然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会受外界环境和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会陷溺也会被阻塞。孟子举“牛山之木”的例子说，牛山本是一座树木貌美的山，但人们每天用斧子砍伐树木，上山放牧牛羊，遂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样子，就认为山上不曾有过成材之树。这不是牛山的本性如此，而是外界环境的破坏使得它变成了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发生许多的事情将他搅乱，迷乱他的心智，动摇他的本性，使他日夜滋长的善心都不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尽管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天赋人性论，但他还是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后天客观环境的影响。再加之人自身的不努力，人性就可能抵御不了这些外因的干扰，在物欲的诱惑下人就会丧失理性，从而使人舍其本心，道德误入歧途，这时就产生了“恶”。
可以说，孟子的人性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虽然他主张的是一种先验道德论的性善学说，但在某些方面，他的人性思想中也包含有一些唯物主义因素在内。他在沿着孔子探求人性路线的基础之上，以理性主义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局限，将孔子对人性活动的亲切而具体的描述升华为对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揭示。如果说“性相近说”,是经验主义的,是对人性的论断是模糊,那么“性善说”则是理性主义的,对人性的论述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孟子把“性相近”扩展为“性善相同”,使人的共同本性的外延在得到进一步扩展的同时,又使得人性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和丰富。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整个儒家人性论发展史中起到奠基作用，并决定着其发展的基本方向。时至今日性善论的魅力不减，它与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契合，为倡导向善的社会道德归向提供了理论根基，并对个人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孟子的人性思想也有其不合理的成分。虽然孟子注意到了人性和动物之性二者的区别，但他关于人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出发点和解释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虽然孟子注重从人的社会性方面去探讨人性问题的见解，但他的人性思想的实质还是鼓吹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的道德论。由于孟子说人生来就是善的，不是后来强加的，对人民很有欺骗性。所以，他的学说历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共同尊奉的正统的人性理论。这种对人性的基本估价成为儒学的经典思想之一，成为中国文化关于人性的主流价值判断，其塑造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也成为后世人们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二、西方伦理学关于古代“性善论”思想的阐述
古希腊哲学奠定了西方哲学人性观的思想基础，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人生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他从人的内在入手寻找人的根本，将人视为理性的存在物，为古希腊哲学实现了人学转向。“善”是苏格拉底的最高哲学范畴，苏格拉底的整个哲学都是围绕着“善”，对其进行的不同角度的讨论和对“善”的普遍性的追求。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善”。所以有必要，首先并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苏格拉底认为“人之为人在于灵魂的求善”，他认为善体现着人的本质，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而至善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继承苏格拉底关于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在他那里，“善”的理念是神，神这个“善的本体”产生了人，因而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的善的本性是天赋的。当然，人的天赋善性并不包括奴隶在内。柏拉图从解决普遍善与具体善的矛盾入手，开始将分散的、互相排斥的善恶观统一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柏拉图承认现实世界具体事物的善恶是相对的，但在具体善之上还存在一个最高的、绝对的善。这就是善的理念。在柏拉图那里，善的理念不仅是道德观念的来源，也是万物的创始者，认识了善的本体也就认识了万物，善即真，真即善。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善的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的，人的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是处于理念世界中的，因此，人原本就具有对善的知识，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只是受到肉体的玷污而忘却了，因此善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其还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并以理性来认识善。 真正全面系统地论述善恶观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坚持柏拉图的人性善的主张,以“至善”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伦理学主要研究个人的善,而他的政治学集中探讨了城邦的善。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伦理学体系探讨的是“至善”，即“幸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体系称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体系。其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是人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人性最完善的体现。城邦中的自足而至善的生活是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个人的善和城邦的善的考察还带有经验主义倾向，他既承认人的理性是人的本性，又承认人的自然本性，这使得他的学说具有内在的矛盾，但他最后把人的自然性归属于人的理性，人的本性也就是善的了。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不仅对中世纪善恶观的世俗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世界伦理学的发展方向仍有着重要影响。
三、中西方伦理学关于古代“性善论”之异同
第一，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观的差异。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性善论是一统天下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用“人之初,性本善”作为工具,使得性善发扬光大。西方则不同。虽然他们也持性善论,但是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人性思想却一转成为性恶说,而且性恶说对于西方人性思想的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性善说。
第二，在人性培养道路上的差异。修身养性、内省自律成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儒家在人性问题上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的成长、道德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的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它的重视学习的功能，重视礼乐教化的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而西方则要求面对现实，为了实现理想人格，西方则采取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方法。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与儒家区别不明显，但继承他的柏拉图提出洞穴理论，指出人们要认识实体必须走出洞穴。这里就有了微妙的区分。也就是说儒家注意心灵培养，而柏拉图则要求看看外在世界。重积习有保守的倾向，因为人的学习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向善。而面对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却给人选择的自由。
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儒家主张的是宗法伦理关系,以家庭为主,而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则是按照人们对家庭的义务推导出来的。而西方在探求人与人的关系时,则从人与社会的角度着手,来看其中的关联。
第四，在人性认识基础上的差异。儒家对人性认识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学说。儒家认为世间的所有秩序都是由上天决定的:人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一部分,因此一定会与天地发生关系,在儒家看来,天在人们心目中威力无边,人世间的灾难吉祥,都受“天”的主宰,因此,人对天要敬、顺。西方对人的命运的认识，基本上持创世主张。如柏拉图假设人是老天分别使用金银铜铁四种不同的金属铸成的，因而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和精神的日益丰富，人们的观念开始形成了统一的至上神，此时的崇拜也就发展成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崇拜，即对上帝或至上神的崇拜。□（编辑/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