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这一个一个“5块钱”一样，这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也被非典撕裂为一个个碎片。邓若静和黄文斌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路碎片拼起来，作为“后非典时代”的这座迷宫里前行的指引 “恐怖。”正在炒菜的邓若静需要放下锅铲高举双手，她以投降般的动作模仿10年前躺在广州市中山二院监护病房的自己。她本来是一个准备迎接双胞胎儿子的准妈妈，但在那个时候，她突然从命运手里接过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是，全球首例感染非典病毒的孕妇。
4个半小时以后，在由12个人组成的手术小组协助下，生下双胞胎男婴的邓若静成功地启动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三个身份—“非典妈妈”。
产后第三天，她的高烧开始缓解，而之前，她的体温一度飙升至40摄氏度，31天后平安出院。劫后余生的喜悦没过多久，3份让她和丈夫黄文斌“因为太严重，差点麻木了”的诊断报告降临：“脑瘫”、“零听力”、“甲状腺低下”，这一度让他们看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然而10年以后，她当初的两个7个月大的早产儿已经读到了四年级。
“你们两个算幸运的”，11月7日晚上7点，吃完晚饭，邓若静看着趴着写作业的他们说，“所以要好好的。”哥哥“楚楚”抬起头，看了妈妈一眼。
10年之前，和弟弟“扬扬”一起，这对双胞胎多项异常的生理指标把这个家庭原本平稳的运转节奏打断，然后以他们缓慢的发育速度，把一家四口拖入了一个几乎没有表情的孤独困境。
按医学标准，健康婴儿生下来第二天的正常吃奶速率是5分钟70毫升。因为没有力气，早产两兄弟的速率只有30分钟1毫升—正常婴儿的420分之1。
30分钟1毫升。30分钟2毫升。30分钟5毫升。每个毫升的增长，构成夫妻俩的唯一希望。
两个月后，这个速率提升至30分钟40毫升—虽然还是远远落后于正常水平，却大大鼓舞了夫妻俩的勇气。每次吃完奶后再轻轻拍打背部30分钟，仍不能避免他们每天不低于3次的喷射式吐奶。
同样不能避免的是经济压力。为维持工资收入，黄文斌必须照常上班。邓若静扳着手指花钱，必要时用草纸演算开支情况。背一个，抱一个，她每周要去医院3次，为双胞胎做理疗。打车去医院大约30块，她耐心把价格砍到25块。省下5块钱，够吃一个盒饭。
正像这一个一个“5块钱”一样，这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也被这场瘟疫撕裂为一个个碎片。邓若静和黄文斌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路碎片拼起来，作为“后非典时代”这座迷宫里前行的指引。
家里主要的声音是铃铛声—以训练4个月时仍无听力的双胞胎。其他时间，夫妇俩几乎没有处理具体事项以外的交流。“为什么是我？以后怎么办？”邓若静回忆，“类似的问题，我没说过，他也没说过。但是夜里会想，他肯定也会想。但一句也没讨论过。”
来自外界的眼神加剧了这种压力。一次，无意听见了医生诸如“长得很可爱，但是听不到，智力也不行”这样带着怜惜的感叹后，黄文斌更加抗拒把孩子带出门去—即使是推着他们去小区里晒太阳。他惧怕自己孩子的不同被人识破后投来的各色眼光，宁肯躲在家里。
这段时间里，一些媒体的采访要求被黄文斌断然回绝，这个男人几乎带着一种竭力控制的、不爆发的情绪。
伴随着双胞胎渐有起色的发育，零星的笑声—来自孩子也来自大人—开始在这个家庭隐现。从一个星期内相继学会了抬头开始，两个孩子开始向“正常”的孩子迈步。1岁3个月能够走路。1岁8个月说话清楚。2岁以后，除了哥哥的甲状腺还需要药物辅助，双胞胎的身体指标和其他同岁的孩子几乎看不出差异。2005年4月，美国专家来广州全面检查了两个孩子的身体后，惊讶地连声重复：“ Miracle（奇迹）。”
夫妇俩紧绷了两年的神经得以舒缓，把孩子送进了幼儿园。邓若静恢复了她医药代表的工作—作为这个家庭走出迷宫的重要手段，增加收入被提上了议程。老家的亲戚陆续来照顾孩子，夫妻俩把精力部分转移到了工作中。邓若静开始在外奔波，“家里的灶火曾经两个月没有去碰过，”她说，“那几年老公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孩子都不亲我了。”
然而这个家庭对非典的恐惧久未散去。
上小学以后，每逢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诸如过多打闹、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甚至考试成绩波动等，夫妇俩都会瞬间产生“难道还有问题”的怀疑。这种间歇式涌起的怀疑挠动他们的神经，换来邓若静焦虑后的失眠和黄文斌买烟频率的提高。屡次应对这种怀疑，邓若静自我训练出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宽慰：“这样已经不错了，表现差点又怎么样？想想当初生下来那时候的情况，我们就不想要求那么高了。”
放松要求，降低对孩子的期许—这对非典迷宫里的父母最初以这种方式应对焦虑。其他父母，此时正忙着把孩子送进各种培训班，以普遍的高压的教育模式增加孩子的竞争力。
这10年中，“非典”二字成为为这个家庭词汇库里的屏蔽词。“基本不会主动去想，”黄文斌说，“偶尔碰到，马上想别的。提那个干吗。不舒服。不想提。”
即使将非典列为禁忌，但10年前的那件事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仍在他们不经意的细节中隐现。夫妇俩无法忍受不和孩子亲昵，虽然现在孩子已经接近10岁，每隔几天他们都要搂着孩子睡一觉。“不然的话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邓若静挥动双手，似在做出抒发感情的动作，“超过三天不和孩子亲，我们俩就会像一顿该吃的饭没吃一样，心慌，不自在。”
这几年，邓若静格外关怀他人的不幸。“非常想带两个孩子去参加‘壹周立波秀’，让他们到台上去蹦一下，跳一下，让遭遇了类似不幸的家庭看看我的故事，多些信心，”描绘自己的心愿时，邓若静降低了声音以示虔诚，“还有一个梦想是有了足够的钱，能在中国的城市里面，找一批志愿者，组织一些免费的脑瘫理疗医院，每天帮那些不幸的孩子理疗一个小时。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她喃喃自语，强调了三遍。
一天下午，我问楚楚：“什么是非典？”
“是一种病。”楚楚转动眼珠想了一下，回答说。这个解释源于他的外公—他10年前曾递纸条给产科专家，坚决反对邓若静生下他们。
“还有呢？”
“不知道。”楚楚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他摇摇头，转身去踢沙发边的足球。他们已经踢坏了两只足球。
我见过非典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最后印记—除了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疤痕，还有超过其他孩子的独特勇气—他们从来不怕去医院，不怕打针。
“英语也没读语文也没读，怎么还看电影？”这个时候邓若静转过脸，向屋里的扬扬大声说。
10年之后的这个瞬间，是邓若静和这个家庭走出非典迷宫的标志—她终于可以恢复到一个普通妈妈的状态，这是属于她的最重要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