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人：她可以在学者、作家、教授、官员的角色中自在游走；32岁时，她写就生猛的《野火集》，犀利的笔锋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文名正盛之际却悄然离开，远赴欧洲定居；此后的13年，她育儿著书，游历欧美，视野日渐开阔，文风刚柔并济；47岁时她顶着“文人从政”的帽子，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从无到有地垦荒；2012年，60岁的她重返政坛，将自己又一次置身于风口浪尖。
纵观这个时代，敢于仗笔直言、行文光明犀利、性情豪迈磊落的女人可谓寥寥，相比之下，龙应台却是一匹恣意奔跑的骏马。因个人际遇，她有眼界、有格局；因个人性情，她又有真心和情怀。想了解她似乎并不难，正如她所说，“去看我的作品”。她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对社会的观察、时事的看法，几乎都能够从她的文字中找到答案。她复杂又天真，锐利又温情，深邃又幽微，丰富饱满，难以一言道尽。许多人不喜欢她，说她自视清高、傲慢自大、咄咄逼人，指责她思想上的偏激武断，但也有众多人喜欢她，甚至爱她，说她勇敢无畏、自由独立、富有才情，赞扬她理智、诚恳、有胆识。
不管你喜不喜欢她，赞不赞同她，不可否认的是，龙应台的文字和思想，总能在华人世界里引发理念之争和内心翻滚。
写作：智思之魅
说龙应台是当今华文世界第一健笔并不为过，她的作品既有“金刚怒目”般的寒气逼人，也有“一泓春水”般柔软纤细。她的侠骨和柔情，都来源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正如她所说“我对一切宏大叙事抱以最深刻的怀疑，因为一切伟大的东西背后都是一个个柔软的个人。”
1952年，龙应台出生于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出国十年之后，由于想念“台湾夏日里四处飘漾的茉莉花香”，1983年选择回台，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
回台后的龙应台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勇气，写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杂文，她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言辞犀利辛辣，切中民意，引起巨大反响。后来，文章集结成《野火集》出版，一个月内再版24次，迅速在台湾刮起了一股“龙卷风”。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鲁迅”，不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希特勒”。
“龙卷风”刮得正劲时，龙应台随丈夫移居德国。“秋天是带着篮子采苹果的，夏天是带孩子到草园里采花的，给野花做标本。给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来给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发烧彻夜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她一边专心育儿，一边写作，尽情展现其作为女作家温柔细腻的笔触。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后来的《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等书中，她的创作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有关家庭、亲情的诸多细节，温暖动人，如细水长流。
身为母亲与女儿的她逐渐明了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千帆过尽之后，龙应台愈发地温情和深沉。
亲子：柔情之魅
1999年，龙应台应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三年里，她每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电话中经常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之后便很难再继续下去。“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她万万没有想到，巨大的挫败感竟来自于她的两个儿子，这让她颓然不知所措。
龙应台不了解的是，大儿子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不再是她“可爱可亲可抱，有点婴儿肥”的安安了。等到她任满回到儿子身边时，安德烈已满18岁，谈了恋爱，有了驾照，长成了一个她所不认识的冷冰冰的独角怪兽。她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母子俩开始了书信沟通。那一年，龙应台52岁，安德烈18岁。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安德烈对母亲的紧张大为不屑，“当然是隐喻”他在对喜欢讲大道理的母亲强调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强调那些能够让人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龙应台大受震撼，但母性的柔软，也让她告诉孩子，“对她而言，他做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或替河马刷牙的动物管理员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从事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工作。当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它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就这样你来我往，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母子二人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当面对两个儿子时，龙应台不再是写着激扬文字的著名作家，而变成了一个极为普通、温情、琐碎，甚至有点唠叨的母亲，与天下所有的母亲没有任何不同。三年中，她终于体会到：“做父母，得从头学起，得放空自己。”
从政：拓路之魅
2012年2月始，如果不失眠，龙应台每天都会很早起来，因为一天的会议常常从早上8点一直排到下午6点，这是她出任台湾文化部长以来的通常日程安排。从文化人变身成为官员，龙应台的角色转变让人充满着想象空间。
然而这却不是她第一次当官。早在1999年，在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的三次力邀下，龙应台从德国回台，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其中的周折被她详细地记录在《孟子和小科员》一文中，当秘书告之马市长的这一邀请，客气地希望她能寄履历过去时，龙应台的反应是：“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当进一步希望她能到市长下榻的酒店一谈时，她答复人家：“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于是，风尘仆仆的马英九专程前往她位于法兰克福乡下的家，亲自相邀。 此后的三年里，她每天工作15小时，把辞呈随时带在身上放手地挥洒，将台北带进了崭新的文化境界。 没有人预见到龙应台会在相隔13年后再度为官，这一次也同样是马英九的召唤，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只是这次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对于她来说，当官似乎仍是艰难的决定。但对于公众来说，却是众望所归，并寄予了深切期待。
“做官，要达成一件事情，80%用在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快50岁才认识到。”龙应台反思自己曾经“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嘲“不食人间烟火，自视清高”。她的确变了，如今她在答询台上不再用手托腮，因为曾被指责过不庄重；面对“立委”质询，她会平静地用笑容面对；遇到不快话语，她也不会再高声抗议和贸然离开。
十三年后的她重回江湖，收敛起脾气，只是期许自己可以圆融地达成目标。“为了让文化建设回归文化本质，我可以弯腰、低头，甚至趴在地上。”有人评价现在的她“EQ高了很多，笑容也多了，身段变得很柔软，比过去暖了很多。”而未来？她说过“学而优则仕”，“仕”在龙应台看来不是要谋官，而是要做事。
对话龙应台
《BLOOM》：你人生的众多角色中，你觉得哪个角色做得最成功？
龙应台：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孩子长大之后，我却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亲爱的安德烈》。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我比较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亲看戏，带他们散步，可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叫死。等到父亲去世，我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才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至于我是不是出色的作家？这个应该由你们回答。
《BLOOM》：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是如何完成角色转换的？
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像做裁判；但作为官员，像是球员。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地去批判；当一旦成为官员，就完全不同了，必须暂时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一个忍辱负重，有耐心协调的人。不能靠文章去宣扬自己，必须要以自己工作的成果去任人批判。
《BLOOM》：从《野火集》的犀利凶悍，到后来《目送》的温情细腻，是什么影响了你文风的改变？
龙应台：《野火集》和《孩子你慢慢来》就是同一时间的作品，读者以为是一前一后的改变，但其实不是，它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做的事情。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所谓的刚和柔的元素。在我身上，不存在从一个怒目金刚变成温柔小女人的过程，而是同时存在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婴儿将来的幸福去做怒目冲冠的事情，因为你心中有爱。
《BLOOM》：近几年，你写了很多关于家庭、亲情的作品，你觉得家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幸运的人有非常美好的家庭关系，有一个永远可以托着你的看不见的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家庭会是最压迫你的地方，是你要挣脱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最重要的人生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