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长期发展中外部性因素作用不断加强，新世纪农业发展又面临资源紧约束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从更广阔视野上提出战略性思路。我们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强化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调控作用。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应当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耐盐农业可谓新世纪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应当在培育耐盐农业新品种、发展耐盐农业新组织上下大功夫，努力使耐盐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关键词：外部性；资源紧约束；耐盐农业；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05-05
农业长期发展中外部性因素作用不断加强，促使 “三农”问题成为一个十分复杂而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新世纪农业发展又面临资源紧约束的严峻挑战，仅靠老办法已经难以应对，我们需要从更广阔视野上提出战略性思路。本文拟在新世纪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方面做一些战略性思考。
一、外部性因素及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科学”不仅包括以农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体系，也包括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体系。自19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学家H. 西奇威克①和A.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概念以来，[2]外部性（Externalities）理论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可以将外部性理论与农业长期发展趋向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为“三农”问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之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可以说是正外部性的特例。个体经济活动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谓个体（私人）成本和个体（私人）收益，而这一活动带给旁观者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外部性问题在经济中如此重要，而又如此普遍存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广义地说，经济学曾经面临和正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外部性问题。”[3]
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较强地依赖于土、水等自然资源，农业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或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农业经营往往以农户及小农场为主，单位规模较小，因此农业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差距较其他产业为大；再加上农产品一般来说量大值低易腐，相对运费高，储存损耗大，农产品价值实现的难度大，使农业在交换中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市场供求波动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这些特征使农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容易被迫接受外部成本或流失外部收益，农业与外部性因素关系十分密切。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的特点，在全人类农业文明曙光初现时，外部性因素就在发挥作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华夏四大文明都在大河流域兴起，都为了治水不得不把水利工程作为公共物品，由规模更大的组织，乃至于由国家来兴办大型工程。此后，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如古代中国的郑国渠、都江堰等等，一直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农民，也惠及后代子孙。历史上，负外部性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例子也相当多。例如，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唐代及其后人们在黄土高原与黄土丘陵地带尽量扩大垦种面积，扩大粗放农业经营，引起严重水土流失，使得黄河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流域陷于千余年水旱灾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4]谭其骧先生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他虽然没有用“外部性”概念，但是实际上指出了历史上不合理的农业开发所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影响。
在农业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以下三大主要趋向，使得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发展中作用呈不断加强趋势。
第一个趋向是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乡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专业化不断发展，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棉农、菜农、果农等增多，他们的产品要大量出售，他们所需的粮食等要从市场上购买，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这一过程不仅加强了农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体现为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使得农民的当年收益及来年生产规划等更加容易受到千里以外其他地区有关农产品的交易或与农业相关产业市场变动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较多地称之为“金钱外部性”）影响。
第二个趋向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困难加大。这一趋向不仅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且也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的缩小（例如农民大家庭分家后兄弟各自经营等，中国改革初期由原先的生产队经营分成农户各自经营也可以作为特例），使得田界纠纷、沟洫排灌等等矛盾增加，使原来同一经营单位的内部问题成为外部问题，必然加大了外部性因素的作用。
第三个趋向是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公害增多（从人类社会发展大历史看），这也必然加大了负外部性因素对农民生活及农村经济的作用。古代的森林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使下游的众多小农遭遇飞来横祸。近现代这种情况就更多，例如，我国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蔓延。2000年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仅淮河流域农田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7亿元。全国利用污水灌溉的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7.3%，比上世纪80年代增长了1.6倍。 有学者主张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推进市场化改革。而笔者认为，由于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发展中作用呈不断加强趋势，必然加大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及统筹工农业发展，这又必然要强化国家的调控作用。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一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这方面如果结合外部性理论的有关分析，可以进一步突破“左”或“右”的路线斗争思维，超越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论争，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理性。例如结合外部性理论的分析，关于国家给予大河流域上游“退耕还林”农民的补助，是对“退耕还林”正外部性的补贴，是合理的。再如，我们现在讲国家财政对农民要“多予少取”，笔者认为这对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仅这样讲还不够，这不仅是多与少的问题，还应当加上“取之合理，予之有道”才行，才能可持续发展。而要做到“取之合理，予之有道”，应当结合外部性理论的有关分析。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出生产经营规模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组织化程度较低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要优化农业组织方式。[5]我们现在讲对贫困农民的帮助，不能光“输血”，还要帮助他们建立“造血”机制，在这一方面也要结合外部性理论及有关公共物品的理论。 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有关外部性理论仍有不完善之处，还有待发展。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研究各类社会组织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有关“三农” 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时，也要考虑农民的组织化，发展多种多样的农民组织有助于“三农”的发展。
二、资源紧约束——新世纪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局势
当前中国关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讨论，往往涉及资源紧约束与耕地保护红线问题。《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用确凿数据揭示了世界农业资源约束趋紧实情。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淡水和耕地等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局势更为严峻。在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更是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是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宏伟蓝图的必要环节，亦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用地日益紧张的矛盾无法避免，并且越来越尖锐。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也减少一部分耕地。仅1997～2003年7年间，我国耕地就净减少1亿多亩。就城镇化水平静态来看，中国目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与全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较大，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差更大。就动态发展趋势来看，国家《2006～202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58%，这将超过全世界平均水平。《纲要》提出，目前中国面临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少等突出问题，同时又提出至2020年应坚守18.05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2011年国土资源部下达全国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而各地上报国务院的用地计划高达1500万亩。2011年6月公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耕地减少过多过快”列为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首要突出问题。
我国东部人多地少矛盾更为尖锐，过去10年北京常住人口以6.6倍于全国速度的增速扩大，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人均耕地已不足0.7亩，东部沿海地带土地利用形势特别严峻。
关于中央坚守耕地红线的决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确定用红线不许越过来保护18亿亩耕地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6]他认为粮食安全可以靠国际市场来保证。海尔地产集团董事长卢铿认为，中国不妨去学学新加坡，新加坡根本没有农业，周边都是敌人，但也在生存。[7]
我们对茅于轼和卢铿的意见有疑问：国际市场是多变的、易被操纵的，如果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农业，依靠国际市场能保证食品安全吗？资源紧约束，食品供给趋紧，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更突出。如果说世界资源紧约束已发出黄色警报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已发出橙色警报；而如果中国没有农业，食品安全完全依赖国际市场，那么世界市场就会改为橙色警报，甚至是红色警报。这样的话不仅会极大地冲击国际市场，恶化中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关系，也将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确保耕地红线，确保足够的农业产出，应作为我国基本国策。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必然占地，死守18亿亩红线会使地价和房价暴涨，必须实行动态平衡。但是现在有不少地方搞的“占补平衡”，实际上是用差地代好地，大大降低了农业产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动态平衡。我们仅靠老办法已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在我国人口增长、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当实行增加农业产出的积极的动态平衡，而这又需要加快探索农业现代化的新路。
三、发展耐盐农业，迎接“万年变局”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第一目的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次也要保证经济作物的产出。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人口的增长，纺织品的大众消费增速将会高于国民收入增速，确保耕地红线就难以避免粮棉争地的矛盾。因此，我们建议调整国民纺织品消费结构，少用棉花多用麻，相应地在耕地播种面积方面应当少种棉花多种麻（将另文详述）。
袁隆平院士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保，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2011年9月20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袁隆平提出良种、良田、良法、良人是增加农业产出的基本条件，他认为良种是核心。袁隆平院士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宋代占城稻大面积引种，明代玉米、甘薯等美洲作物的引进，都较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国农业产出，证明了品种改良在农业增产中的核心地位。当代实行增加农业产出的动态平衡仍然要把品种改良（包括引进和培育新品种）放在核心地位。
考虑到中国一方面人多地少，很多地方淡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又有广阔的沙漠、盐碱地和滩涂，面临辽阔的海洋， 所以我们在引进和培育新品种上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参考著名未来学家约翰·托夫勒的观点。托夫勒认为21世纪将崛起海水灌溉的陆上耐盐植物和现代盐土农业，这些耐盐农作物将为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他还预言现代盐土农业一类“以知识为基础资源”的农业“可能发展成为明天在经济发展中占最大优势的部门”。[8] 陆地动植物的祖先来自于海洋，现代陆地动植物多有耐盐基因，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以此为基础的盐土农业不占农田，不争淡水，不施农药化肥，却能大大增加农业产出，造福中国人民。央视《新闻联播》曾以《巧用盐碱滩 种出新产业》为题，报道了江苏盐城市利用沿海滩涂发展种植海篷子、海芦笋、海芹菜、耐盐甘薯、红柳、竹柳等盐土农业的情况。我国在海带、紫菜、对虾、扇贝、鲍鱼等养殖方面也已取得很大成就。海带、紫菜、对虾养殖可以说是盐水农业。②盐土农业和盐水农业可以合称为耐盐农业，发展耐盐农业可谓新世纪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耐盐农业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但是《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没有将其列入规划之内。[5]《“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列有“完善育种科学设施体系，加强生物育种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高产、优质、多抗、高效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及应用，推动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育种企业发展”等内容，但是在其生物农业产业发展路线图里也没有引进和培育耐盐农业新品种等。[9]因此我们有必要呼吁在总结以往成就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战略眼光，设立利用现代基因技术培育耐盐农业新品种的专门研究机构及有关实验基地，在引进和培育耐盐农业新品种、发展耐盐农业新组织上下大功夫，努力使耐盐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并结合海水灌溉近海沙漠的设想，使盐土农业在我国沙漠和盐碱地上取得丰硕成果。 十七大报告号召“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利用现代基因技术的耐盐农业应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建议把发展耐盐农业补入有关规划之中。
发展耐盐农业，还有一更大意义——迎接“万年变局”。晚清重臣李鸿章曾提出“千年变局”观点，他所说的“千年变局”实质上是指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万年变局” 观点：
我们可在现代生物学的界、门、纲、目 、科、属、种分类方法之外，另按生物生活方式作一分类，即A类——海洋生物， C类——陆地生物，B类——海陆两栖生物。一万多年前，人类社会由向大自然索取现成食物的采集、渔猎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由单纯的捕杀活动过渡到真正的生产，即通过培育动植物，使其大量“生”，而获得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出，以此建立了农业文明。这一万年来农业所培育的动植物基本上是C类生物，人类对于A、B两大类生物仍然是沿用捕杀方式。《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指出，1763年至1970年为世界农业现代化第一阶段。[10]我们认为，在这一阶段，以捕杀方式为主的渔猎经济也在“现代化”，导致地球上不少物种灭绝，渔猎经济“现代化”不能持续。
现在新的“万年变局”正在来临。一方面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培育C类生物的传统农业因受土、水等限制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需要（主张依靠进口解决中国人农产品消费问题者没有考虑到世界市场在这一方面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捕杀鲸（A类生物）、海豹（B类生物）等活动日益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人类在新的“万年变局”中将逐步对A、B两大类生物要进行农业生产，将以海为田，变捕杀为牧养，变渔民为牧民，并培育耐盐C类生物，发展耐盐农业。发展利用现代基因技术的耐盐农业，还将为人类未来发展太空农业奠定坚实基础。
未来学家约翰·托夫勒将21世纪称之为“太平洋世纪”，[8]又认为21世纪耐盐农作物将为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中国发展耐盐农业，可以说是托夫勒这两大趋势的一个交汇点。21世纪正越来越受土地和淡水资源紧约束困扰的中国人，应当在发展耐盐农业迎接“万年变局”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注释：
①Henry Sidgwick，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87. 在这部著作中亨利·西奇威克虽然没有提出“外部性”或“外部经济”这样的名词，但是他认为“个人对财富所拥有的权利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并用“灯塔”的例子加以说明。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等的问题。
②《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称之为“蓝色农业工程”。我们认为未来30年中国将主要在黄海、渤海近岸黄水海域发展海带、紫菜、对虾、扇贝等养殖，因此还是叫“盐水农业”较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24-331.
[3]盛洪.外部性问题和制度创新[J].管理世界，1995，（2）.
[4]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J].学术月刊，1962，（2）.
[5]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EB/OL].http：//www.gov.cn/zwgk/2012-02/13/content_2062487.htm.
[6] 茅于轼.再论18亿亩耕地红线[EB/OL].http：//www.chinavalue.net/Group/Topic/27822，2009-08-27.
[7]卢铿：18亿亩耕地红线怎么就不能碰[EB/OL].house.ifeng.com/rollnews/detail_2011_07/02/7398934_0.shtml，2011-07-02.
[8]约翰·托夫勒.第四次浪潮[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71.
[9]“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EB/OL].http：//www.gov.cn/zwgk/2012-07/20/content_2187770.htm，2012-07-20.
[10]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