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不久,鲁迅先生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先生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另外,鲁迅的译著《表》在《译文》杂志上发表时,他把其中一个名词译为“怪物”。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将“怪物”改为“头儿”。半年后,才知道这两种译法都是“笔误”,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偷儿”,或是译为当时的上海话“贼骨头”。于是,他马上给《译文》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请予改正。
有一次,奉系军阀张作霖应邀参加一个酒会时,席间有个日本人因为听说张作霖大字不识几个,意欲让其当众出丑,所以就拿出笔墨请张作霖题词。想不到张作霖却胸有成竹,挥笔就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然后落款为:“张作霖手黑”。秘书见状忙小声提醒:“大帅,您的‘墨’字少了个‘土’,成‘手黑’了。”可张作霖却把眼睛一瞪,掷笔而起,大声说道:“我还不知道这‘墨’字下面有个‘土’?这是写给人家看的,不能让他带走‘土’!”张作霖对日本人“寸土不让”,难怪日本人最终还是暗算了他。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还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但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针对赵景琛译作中的这两处笔误,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善意地嘲讽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879-1964年)精于书法,尤善草书,求他的字的人很多。有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他写字,饭后拿来纸笔,于右任在酩酊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第二天,那人拿出这行字请教于右任,于右任知道自己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似有所得,于是叫人取来剪刀,将一行字剪成几块,重新拼排,说:“你看,这不是一句很好的座右铭吗?”那人一看,禁不住大笑,再三拜谢。6个字重新安排,原来是:“不可小处随便。”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隶书录毛泽东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万方乐奏有于阗”一句,谁知不慎把前三字写成了“万方春”,便打算废掉。这时郭沫若在一旁将这张废字纸重新铺在案上,略思片刻,便也用隶书写成了一对联:“万方春色;千顷湖光。”联语突兀见奇,顿添风采,虽是戏笔,却别有一番风趣。
书法大师费新我先生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书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当写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的时候,不留神漏掉了一个“话”字。费新我先生发现“笔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酒后失话”四个字,点明笔误,以示阙如,并加以告诫和表明歉意,补漏成巧,起死回生,观看的客人见此,无不拍手称妙。
民初名画家郭祯擅长画花鸟。有一次,他绘桃花图和黄鹤图各一幅赠友人,并请著名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在桃花图上,赵平误把“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在黄鹤图上,又误把“黄鹤楼中吹玉笛”中的“黄”字写成了“白”字。写成后,赵平发现“笔误”后,灵机一动,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红”下补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鹤楼中吹玉笛”下补上了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补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横生。
当代诗人孔孚的题为《峨眉•古德林漫步》的诗在台湾的《创世纪》上发表后,他收到样刊一看,既喜又惊,因为诗中的“字间杂有鸟语”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间染有鸟语”。由于改“杂”为“染”使诗意更浓,所以孔孚赞扬说:“改得好,改得好,胜我多多矣;一个‘染’字,既可听鸟语,也染得绿色满纸了。”后来在打探是何人改“杂”为“染”时,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错误,于是孔孚又说:“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错字错得较我原字更妙者。然错字为我增色,亦我师也!”
(选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