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迅，出生于1975年，文学硕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并参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一项。在《文艺争鸣》、《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文艺报》等全国核心学术杂志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评论40余篇，现供职于广西文联。
想起金汉先生，我想我该写点什么了。本来两年前就要写的，可每次总是找理由懒得去写，所以现在提起笔来，心底颇感惭愧。
金汉先生是全国知名的颇有成就的文学史家，主攻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当代文学。他不仅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协常委。当然，仅仅这些，在记念他时，都值得大书特书了。但让我为之深感震惊和喟叹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人格的魅力，追根究底，这种魅力又来自他骨子里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显得那么强大，支撑着他走完了整个人生。
那是2003年的冬天，我还没有去浙江念书，当时就某个文学概念求教于金汉先生。这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通话，电话这头的我十分胆怯，生怕他因所提问题太简单而批评我。但没想到的是，竟然得到了详尽的解答。在电话中感觉到他的语气和音调是那样的和蔼、优雅和亲切。要知道，当时的我，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
2004年，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但由于时钟的故障，其中一门专业课考试竟耽误了半个多小时，分数下来自然不尽如人意，但离国家线也仅差两分。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金汉先生，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他当时说，浙江省控制得很严，并建议我到西部的高校去试试。他还说，很多考生都是带着成绩单，亲自出去“推销”自己的。那时正值“非典”肆虐之际，很多地方控制出入，严防死守。我没能出去，只按照先生的建议把成绩单寄往了西部的一所高校，但失败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我终于以396的高分考入浙江师大研究生院。
在浙江读书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美的时光。在那里，我见到倾慕已久的金汉先生，并亲耳聆听了先生的讲课，目睹了他的大家风范。如今虽然时隔多年，金汉先生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依然活在我的记忆里。读研的日子，固然辛苦，但总是幸福的。就在这幸福的时刻，一位老师对我说，金汉先生在一年前就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情绪一落千丈，记忆又一次回到了2003年的那个冬天，那是一次与金汉先生的通话，他说自己身体不好，在杭州疗养。从他的声音中，我已隐约感到他病得不轻。我真没想到，这种不好的预感，现在却成了事实。当时医生说，金汉先生最多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后来，由于师母的细心照料，以及先生惊人的意志，奇迹终于发生了。不是三个月，而是三年。但在我，三年的时间，对他来说确实又太少，只盼着他的生命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
第二年春天，学校为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安排了金汉先生的课，开设当代小说形态论的选修课。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期盼已久的。但后来我发现选修这门功课的学生并不多，连我算在内也不过五个。课堂之冷清，可想而知。不知其他学生是缺乏兴趣的缘故，还是另有他因，而我，只想珍惜这个机会，领略金汉先生的风采。第一学期，我的兴趣在诗歌研究，尤其着迷于诗人徐志摩那飘逸的形象，同时也被他诗中缱绻的情感、空灵的意境和徐缓的节奏所吸引，并很快在学术杂志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诗歌的研究论文。但后来，我的学术兴趣彻底变了，这一转变令我自己也甚感意外。原因很简单，是金汉先生的精神世界的博大和丰富征服了我，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人格的魅力。
三年过去了，金汉先生第一次上课的情形宛若眼前。虽然病魔缠身，头发已然花白，脸色不免有些憔悴，但先生个头很高，步态依然是那么优雅。那种气度，那种风范，简直可以用“飘逸”二字来形容。不过，一件深红色的毛衣贴在他身上，还是留有很多的空隙。只见他扛着一部手提电脑，迈着困难而有力的步子走进课堂。坐定之后，他含着殷切的目光，欣然看了看前来听课的学生，说：
“学校给我安排了八个课时，要我给大家主讲当代文学。当然，除了讲文学史，我还想把当下文学的最新信息传递给你们。”
金汉先生虽然年岁已大，但他丝毫没有落后于时代的脚步，他的思想仍旧很前卫很先锋。在授课中，他以大量的艺术作品为例，分析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的本质特征，把这些文艺思想与舞蹈、绘画、影视等各艺术门类的最新作品联系起来，着重强调了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的颠覆性力量。先生的课给我输送了很多新的艺术观念、哲学思想、史学观念，以及研究文学的思维与方法，刷新了先前我对文学的认识。比如说，他一再强调，研究文学仅有一般意义上的中文基础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多读作品。其次，他还谈到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综合素养问题，他认为，各个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不懂音乐、舞蹈、美术，不懂哲学、史学，是没法研究文学的。这些话无形中给我了很大的压力，使我感觉到任务的艰巨。但这种压力后来又化作一种使命感，使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照着先生的话去实践，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视野。
金汉先生讲课的声音很小。如果不用力去听，你可能会漏过很多重要的观点和信息。我们都屏着呼吸，教室里非常安静。然而，那低沉的声音中，我分明感受到遒劲的力道，那平缓的语气中，隐藏着可以穿透一切的锋芒，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课间休息时，先生总要掏出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几口。我知道，由于多年疾病的摧残，先生讲起课来定然很吃力，为了上好下一堂课，吸烟成为他提神的最好办法。可是，这对重病在身的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摧残?
课后，金汉先生布置了作业，还郑重地向我们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现在想来，这个任务确实很艰巨、很神圣。金汉先生负责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的审稿提交工作。因为他年事已高，又身体欠安，阅读所及，自然不能太多。于是，从2005年开始，他要求每个听课的研究生坚持阅读发表在各类文学杂志上的最新小说作品，在阅读六篇的基础上，选送一篇最好的，并附上推选意见。而关于分工和敦促事宜，由我负责。整整一年，我们都认真地阅读，各负其责。这种持续的阅读，不仅让我了解到当下第一线作家的最新作品与创作状态，更使我爱上了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并教会我如何评价一部叙事作品，它的思想深度何在，艺术水准又怎样等。
先生治学与做人均为楷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用这句话概括金汉先生的一生实为恰切。他曾对我说，他从不拿课题经费，是师大最穷的教授。淡泊名利之心由此可见。金汉先生并非耸入云天的尖塔，也非供人瞻仰的神圣雕像，而是川流不息的大桥之下，默默矗立的一柱桥墩。对学生，他有很强的“服务意识”。他的“服务”不只在传道、授业、解惑，而更多在于根植于他内心的一种责任感，一种人性的关怀。他曾为很多学生找到不错的 工作，还主动为学生的深造联系博导，联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甚至为学生做“月老”，介绍对象……
说起先生和我的私交，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太多。如果一定要提起，那也仅限于每次下课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到这个时候，我背着先生的手提，陪同先生到人文学院三楼的休息室。这个时候，先生总要叮嘱我，一定要抓住这三年的时间，认真学点东西。在学术研究中，偶尔碰到困惑，他的话如一记鞭子，给我极大的力量和勇气，使我无法说服自己止步不前。除了课后的交流，我还到先生家里去过两次，那都是因为论文的事。我第一篇发表在全国核心学术期刊的论文(《论格非小说叙事中时间的塑形》)，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从我把初稿发到先生的邮箱，至收到他的批阅信函，几乎不到两天时间。当我打开批改稿，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色文字，首先意识到的，是那篇论文存在的问题很多，然后便只有惊喜了。应该说，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而是发生在精神领域的一次深层对话与交流。从字数看，红色文字几乎比我的论文篇幅更长。而这些文字中所传达的观点，却并非来自一般的教科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知识，而是充分个人化的，却又不乏深厚学的学理性。还没来得及细看，我突然意识到，写下这些文字一定花费了先生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想见，为了这篇论文，他不知又抽了多少支香烟!
更多的时候，我与先生的交流，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的。在我的邮箱里，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先生发给我的几十封信件。在2007年8月的某一天，那是暑期返校之后，我打开邮箱，给金汉先生这样写道：金老师：
您好!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不知您这段时间身体状况如何，这也是我们学生最为关切的事
听您讲课，对我来说，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新的学期即将来临，先生，您还会给我们上课吗?我们多么期待您那极富磁性的声音。
问师母好。谨祝
夏安!
学生××敬上
这封信发出后，每隔几个小时，我就要打开一次邮箱，看是否有先生的回复。如没有碰上出差的情况，一般不到两天，我都可以如期收到先生的回复。有时上午发出，下午我便惊喜地发现，先生的文字早已在信箱里等候着我了。可是这次，我无数遍地打开信箱，也不见先生的回音。一天，两天，三天……这封信，也许永远也无法等来，可我的心中依然充满着无限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