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被外交部派往古巴留学。1965年新年过后，正当我准备继续在哈瓦那大学进修西班牙语时，中国驻古巴使馆领导通知我，结束学业，立即回国待命。回到北京我才知道，原来外交部指派我和我妻子刘静言参加由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领导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当代表处翻译，我们俩是商代处三对夫妇中仅有的懂西班牙文的青年干部。这个商代处是新中国在南美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半官方常驻贸易机构。
我们在智利工作的四年几乎都是在敌特机构的包围、骚扰和破坏中度过的。到了国内“文革”时期，敌特的活动变本加厉。他们利用当时我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对我驻外人员进行肆无忌惮的策反活动，煽动我人员“弃暗投明”。我们代表处常常收到大量策反材料，对这类东西，我们一般是连看也不看就扔进了垃圾桶。有时到外地出差，一到旅馆就有人打来策反电话，我们一概不予置理。1968年2月，在静言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后，我们决定提前回国。就在我们向航空公司预订机票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特务机构直接写给我的信。信是用中文书写的，但写信人却自称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来信以深谙内情的口气吹捧了一通我的“经验和学识”，列举了大陆种种“暴政”和“不幸”，劝告我们“投奔自由世界”，而且约定就在我们回国途中，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接应我们。
“这些家伙，盯得倒真紧!”看完信后，我皱了皱眉头说。
“这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得有所防备。”静言不无忧虑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把信交给领导看过后做了认真的研究，妻子腹中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回国的计划不能推迟。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决定采取临时改变行期的办法，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我们不动声色地等到原订行期的前两天，突然通知航空公司将原订机票提前两天，改为当天下午就走。
临行时，老林紧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咛路上多加小心。
飞机飞行两小时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当播音器里传出“飞机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停留两小时，请过境旅客到机场候机室休息”的轻柔女声时，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这里就是敌特机构约我们见面的地方。我们目送着所有的旅客走下飞机后，告诉航空小姐，因太太身体不适，我们需要留在机舱休息，不下飞机了，请谅解。那位小姐含笑应允了。
望着空荡荡的机舱，我们心里似乎也感到空荡荡的，这次旅行有点祸福难卜。透过机窗，我静静地看着一群地勤人员在机场上忙碌。
“请问两位是黄先生和太太吗?”耳边响起了一个中国人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我们身边站着一个身穿深蓝色西服的中年东方男子。没有等我们回答，他躬身递过来一封信。
“黄先生、太太，这是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的信，他们已经在下面等候你们。”
我们两人心中一怔，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果真来了!”
“对不起，你弄错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认识的朋友。”我回答。
“我想我没有弄错。他们就是前些天给你们写信的朋友，已经在下面恭候你们多时。这是他们的信，请你们过目。”来人以温和的口气坚持着将信递过来。
“不必看了。告诉他们，我们并不认识他们。”我淡淡地说。
“他们说是你们的朋友，事先约好了的，还是请你们下去见见面吧。”来人还在坚持。
“我们不想下去，先生，请你不要再纠缠了。”静言提高了声音。说完后。我们掉头望向窗外，不再理睬他。
“你们……真的不肯下去?那我只好告诉你们的朋友了。”来人的语气中带有几分威胁。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
“怎么办?来者不善，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静言说。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飞机。”我答道。约摸又过了十几分钟，走过来一位着法航制服的小姐，我们想不起在飞机上见过此人。她面带寒霜，用西班牙语大声对我们说：
“现在飞机在机场停留，任何旅客不得继续留在机舱内，请你们立即下去。”
哦，明白了，他们在变换花招，强迫我们下飞机。
“我已经向另一位小姐解释过了，我太太怀孕，身体不适，需要留在飞机上休息。”我向那位咄咄逼人的“空姐”说道。然而，回答仍然是冷冰冰的“不行”。
“你们乘务员为什么一点都不照顾旅客的需要?你不要逼人太甚，你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当面跟机长谈。机长有责任保障旅客的安全!我们要找机长!”
在我们强烈的抗议声中，那位“空姐”的气焰低了下去，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看来下面来的那伙人能量不小，他们在南美一定有一个跨国的情报网，从我们通知航空公司换票到飞机降落阿根廷机场，总共不过四五个小时，而他们竟能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迅速调整行动。他们还有一个广泛的关系网，可以随时调动各种身份的人员配合行动。此时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他们可能硬行绑架，我们要提防。”我分析面临的形势，同时脑海中不禁迅速闪现出国际上发生过的绑架外交官事件的情景：强行绑走，或使用麻醉剂使人失去神智后架走，然后再伪造一份声明……
正当我们思索对策之时，机舱入口处又传来了吱喳、吱喳的皮靴声，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在机舱门口，模样像拉美人。他们向舱内扫了一眼后，径直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是阿根廷爵国际刑警，要查看你们的护照。请出示你们的护照!”
“你们既然是阿根廷警察，我们乘坐的是法航飞机，并未进入阿根廷机场，连飞机也没有下，你们凭什么要上飞机来查看我们的护照?你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我们是国际刑警，有权查你们的护照，请把你们的护照交出来!”
“不行，你们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问问机长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看着两个警察凶狠的面孔，我心想，看来他们真要硬干了。显然，他们是想拿走我们的护照，然后以“无合法证件”为由拘留我们，再交给下面等着的那些人。
我们坚持不出示护照，焦急地期待着旅客们赶快登机。正当我们同“国际刑警”相持不下时，远远看见旅客们正三三两两向着飞机走来，我们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旅客们回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在飞机上新结识的一对智利夫妇，此刻，在我们眼里，他们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
“你们看，旅客们都回来了，就请他们来评评理吧!你们要是再纠缠，我们可要叫喊有人绑架旅客了!”我提高了嗓门向两个警察说。
那两个家伙也注意到了形势的变化，心犹不甘地瞪了我们一眼，转身急匆匆从机舱入口处溜了出去。
我深深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
有了这一场惊险经历，从阿根廷到巴黎将近10小时的飞行途中，在飞机停歇加油时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机舱。直到抵达巴黎奥里机场，见到了我驻法使馆前面来接我们的同志，才怀着劫后余生的喜悦，走下了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