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腐败、敌我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我党丰富的策反经验等因素为我军对国民党军实施策反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相关策反部门则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采取领导直接交流、深入敌军内部、发动群众争取等多种方式对敌军进行策反瓦解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大量策反工作的成功实施不但加快了战争进程，减少了战争破坏，而且有效改善了我军的军事装备，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现代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 解放战争 策反 起义
孙子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要求用兵者灵活运用各种有利因素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目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楚霸王面临的四面楚歌，等等，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战例。而在解放战争这段中国革命最生动、最辉煌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大决战的时期里，大批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站在人民的一边，正是我党我军高度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谋略，实施策反工作的重要成果。
一、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策反工作的历史背景及条件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直到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之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之后，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便一直夹杂在一起，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苏联对华采取维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为主，同时又暗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保持密切联系并予以一定援助的平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奉行削弱我党，大力扶植国民党以实现独占中国目的的政策。在国际势力的影响下，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决裂，内战全面爆发。我党我军的策反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随着国内矛盾的不断发展，国民党的腐败、战争形势的变化等因素为我军的策反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使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国民党政策的不得人心
蒋介石集团日益反动是促使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饱受战乱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挑起内战，使人民重受战争之苦。这种一意孤行、谋求一党独裁的政策不仅激起了人民的痛恨，也引起了部分国民党军官兵的不满。同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内部仍然实行旧式的军阀管理方式，打骂、体罚、压迫士兵等现象充斥军营，此等非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迫使许多基层官兵心生厌恶，迫切渴望离开这样的环境，这就为我军的策反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有利的条件。连年战乱使得国统区生产凋敝、商业颓废、民不聊生。而此时的解放区却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如此鲜明的对比也使得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将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才是中国人民走出黑暗， 迈向光明的正确方向。
2.战争形势及敌我力量的变化
政治争取必须以军事打击为前提，强大的军事压力是实现政治争取的物质基础。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军的实力逐步强大，使得我军与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很多国民党军将领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命运重新进行审视，其坚持内战的思想逐步动摇。而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军将领进行政治争取的同时，还对一些举棋不定的将领采取了军事上的行动，尽可能地促成“城下之盟”。
3.国民党军内部矛盾的深化
解放战争时期，策反工作的对象是国民党军。从总体上说，这是一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是隶属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并为这个集团的政治利益效力的军队。但由于历史原因，这支军队虽然名义上统一于一个统帅部指挥，而实际上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统辖的部队，共有正规军86个军、248个师，约250万余人，另有2个骑兵军，13个骑兵师。在这些部队中，蒋介石嫡系或已“中央化”的约占半数，如颇具战斗力的新编第一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其余半数属仍然保持相对独立性，或不能保持某种独立性，但与蒋介石仍有矛盾、力图自保并具有一定的原派系痕迹的部队。这些派系矛盾为争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尤其是那些受到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歧视，对蒋常怀怨恨之心的将领起义投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虽为华北“剿总”司令，但却受到蒋嫡系两个军的牵制。此外，蒋还密电军统特务毛人凤必要时对其加以暗杀。而且，蒋介石一贯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把非嫡系部队送到内战前线当炮灰，其目的是一箭双雕，达到既消灭人民解放军，又消灭杂牌军，此举引起杂牌军的不满。
4.我党丰富的策反经验
我党我军的策反工作可追溯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例如，在1931年12月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举行宁都起义，并参加我军。抗战时期，我党也是积极组织策反国民党军，尤其是杂牌军，如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关于反摩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作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提出：“在反摩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指示还指出：“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之前实施的这些策反工作为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策反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使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策反的过程中理论更加先进、方式更加多样、效果更加明显。
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策反工作的实施情况
1945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明确提出瓦解敌军的基本原则，指出：“国民党反动头子，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弄得人民饥寒交迫，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主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势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
1.实施策反工作的主要部门
策反工作作为对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专职部门负责进行。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给各中央局分局等的指示》中强调：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并指定王世英为部长，为便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并委任王世英为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各中央局、分局的国军工作部，今后应经常与军委国军工作部建立工作和指导关系。1948年1月，又将“国军工作部”改为“敌军工作部”，撤销地方党委设立的国军工作部门，只在军队政治机关设“敌工部”，统一瓦解敌军工作。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无论是在防御还是在进攻、决战、追击阶段，从中央到各军区政治部在对敌方针和指示中都多次提到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分化与争取国民党军以及组织起义等方面的内容。即使在停战状态下，中共中央仍然提醒全党全军和各界人民，不要将这一工作松懈下来。正是由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及敌军工作部的不懈努力使得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得以有理论、有政策、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创造了策反敌军的显著成果。 2.实施策反工作的具体方式
一是领导亲自开展策反工作。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把对敌军的政治争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指示全党全军认真开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其中的第二方针提出。周恩来亲自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要他们注意做争取西北军的工作。各战略区领导人均对政治争取工作亲自作指示、发号召，进行具体部署，组织实施。同时，中共中央和各战略区领导人还利用长期以来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所建立的良好关系，运用自己在这些高级将领中的政治威望，亲自写信或找他们促膝谈心，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促使他们做出有益于人民的抉择。毛泽东主席就亲自写信给程潜，还同周恩来多次同张治中商谈，请张做陶峙岳的工作，并亲自确定了争取傅作义的方针、政策，甚至连由何人与其代表谈话及谈话的内容都由自己决定。事实证明：运用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利用各种关系，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面对关键人物做工作，可以收到巨大的效果。
二是敌工部门开展策反工作。为了更好地实施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各级党委、政府、各地区、各部队的敌工部门专门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敌军工作网络，使策反工作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一方面，各级党委、军队的各级政治部都建立了敌军工作机构，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工作网络，以进行专门性的、有针对性的和具体的策反组织工作。中共中央还专门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把策反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选调大批优秀干部专司敌军工作，深入国民党的机关、部队、学校、舰艇、机组，长期潜伏，发展组织，进行隐蔽的争取和策反。如中共中央对四川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的工作；第二野战军在向西南进军时派出了大批情报、敌军工作人员潜入国民党军各兵团、部队，跟随敌人撤退，随时进行争取和组织工作。其利用公开的政治攻势实施策反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通过电台广播。这是最为有效地渠道，尤其是对高级军官及单个行动的空军驾驶员、海军舰艇。第二，针对敌人内部情况，开展多种形势的战场政治攻势，喊话、送传单、送劝降信、送食品，释放俘虏，以求瓦解敌军士气，促其放下武器。第三，发动有影响力的著名绅士组成劝降团，进入敌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稳定群众情绪，劝说残余国民党军放下武器。
三是发动群众开展策反工作。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一方面，领导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计划布置，督促检查；另一方面，又要群策群力，依靠广大群众去落实。敌工干部对很多国民党将领的策反都是通过多层社会关系的周转才得以实现的。例如，对傅作义的策反利用了傅的大女儿傅冬菊，傅的亲信、前绥远主席刘厚同，华北学院教授杜任之以及傅的高级幕僚李腾九的关系；在对程潜的策反中，与程私交甚厚的章士钊、方叔章，程的左右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等，特别是程的长子程博洪，他们的恳谈对于解除程的顾虑，坚定程投诚的决心影响极大，等等。这种内线攻心推动了国民党军将领转变到起义道路上来。
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策反工作的历史意义
1.瓦解敌军力量，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宴请并祝贺程潜、傅作义等26名原国民党军将领起义参加和平运动的祝酒词中这样说到：“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仅加速国民党军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我军的策反工作实质上见证了敌我双方力量彼消此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大大削短了战争的时间，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如1945年10月进行的邯郸战役，我军原准备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敌人，由于高树勋率领新八军阵前起义，使敌人兵力骤减、军心动摇、斗志涣散，迫使敌军由就地防御改为向南退逃，我军由阻击改为追击，整个战役仅10天时间，就歼灭马法五以下4万多人，粉碎敌军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的企图。在辽沈战役中，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加快了长春的解放进程，并促使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同时，免除了我挺进北宁线主力的后顾之忧，一举攻克沈阳，大大缩短了辽沈战役的进程。在淮海战役中，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3个半师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为全歼黄百韬兵团铺平了道路。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消息和通电见报后，影响极大……而淮备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血战的蒋介石闻报后气得捶胸顿足， 举止失措”。
2.和平解放国土，避免战争破坏
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后，为争取和平解放，在蒋军欲战无力，欲逃无路的情形下，仍然一再推迟进攻时间。傅作义在我党统战政策感召以及北平各界民主人士推动下，选择了和平道路，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也使百万北平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党运用政治争取原则，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虽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战火，但是，在胜利局势已定的情况下，上海地下党仍争取与淞沪卫戍区副司令兼北区兵团司令刘昌义达成和平协议，刘率6个师4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这就减轻了工矿企业、城市设施的破坏和人员伤亡。此外，长沙、昆明等大中城市和平地回到人民手中，不仅有重大的军事影响，而且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3.改善我军装备，增强我军力量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装备还是“小米加步枪”，而国民党军则装备着“飞机加大炮”的机械化部队。其不仅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装备而且还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抢先接收东北，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将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编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杜受命后，带了一部分幕僚人员由昆明乘飞机先去锦州，司令部先驻锦州，次年四五月间进驻沈阳，随之蒋介石从海道运来美式十轮D.M.C卡车及5吨大道奇卡车四五百辆，编成辎重兵汽车第二十五团，冯少云调任该团少将团长。这些机械化部队说明了国民党军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方面通过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一方面通过大量的起义部队，我军的装备得到明显的改善，不仅建立起了自己的炮兵、工兵、坦克装甲兵等陆军特种兵部队，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从1949年2月到12月，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就有14起，大小舰艇74艘，官兵3377人；从1946年6月到1950年1月，国民党空军80人，26架飞机起义。这些海军空军力量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军队现代化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而我军只有127万，不及敌人的1/3；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敌军总兵力为365万人，我军上升为280万，敌我相较为1.3：1；而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我军总兵力上升为400万，而敌军则下降为149万人，我与敌军相较为2.68：1。我军的策反工作在力量对比的转换中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万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