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安忆在一次题为《教育的意义》的演讲中，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的研究生们提出了3个忠告：“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平原则旗帜鲜明地认定，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而要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并能对所谓的主流价值观有所警惕与远离，最好的途径便是多读“无用之书”。笔者在此无意推崇先知先觉，也不提倡针锋相对，只是感到这二者之所言，除了忠言逆耳及用心良苦，对当下的阅读倾向，但愿能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
真正意义上的书籍都是有用的，而之所以有“无用”“有用”之分，显然是阅读者心生功利后的取舍所致。就眼下的实用主义者而言，如《职场36计》《官场厚黑学》《营销108招》及《怎样养螃蟹》之类，自然是“有用”的，因为学了往往能立竿见影。这类“有用之书”虽然已出得太多、太滥、太俗，但至今仍是供需两旺。最近网上有篇《焚书指南》的文章，说“励志”“养生保健”及明星自传这一类的书当在必焚之列，赞同者不在少数，但依然是“春风”吹又生。而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却分明蕴涵着人类关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境界、人类情感等方面的思考与感悟，堪称人类文明结晶的书，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无用之书”。具体说来，如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莎士比亚、尼采、鲁迅、巴金等人的书，如今基本上已在“无用”之属。有出版界的资深人士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三联书店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等高深艰涩的学术著作，却每每可以卖到几十万本，而《傅雷家书》更是销售了150万册，但这样的数量，现在已是再难企及。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倡导多读“无用之书”，其实就是为着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怡情养性，并借此提升境界、扩展视野、增长见识。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是要把这种仅为自我充实而又乐乎其中的纯粹的阅读当做自己理应恪守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论者不无预见地指出，多读“无用之书”，从短时间内或许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从长时间看，却可以使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后劲。多读“无用之书”者即便个人在顺应社会生活时难以显现其价值，但共有的精神生活取向会在潜移默化中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但“无用之书”也是浩如烟海，人常有不得其门而入的茫然与失措，关键还是“取法乎上”。生于1921年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在其《上学记》中，对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期间所读的“无用之书”至今印象深刻，著名学者金克木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被誉称为北京大学的“燕园四老”，他在年轻时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好学的他认准了几个教授，人家来借书，他便抄下他们所借之书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天长日久，他终于成为了一个眼界非凡的卓越学者，为我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在当今普遍急迫的功利化态势下，要想多读“无用之书”，除了意识上的觉得必要，或许还需要一种胆识与气魄支撑下的气定神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