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废名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也可以说是真正能够称得上“特立独行”的人。废名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及个性化色彩，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曾经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作家。由于他的小说因语言的晦涩和文体的独特而远离中国现代文学主潮，长期遭受读者和批评家的误解和冷落。然而他的文学成就、人身境遇真如他的名字一般，几乎被人遗忘了。
废名（1901-1967），本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早年就读于湖北第一师范，后入北大预科，毕业于北大英文系，系周作人的入室弟子。小说、散文、新诗均有创作，风格独特，以晦涩难懂著称。上世纪40年代末曾于北大讲授新诗，1950年后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1967年病逝。
一、废名之名
“废名”一名的来历，他的《忘记了的日记》有所记载：“从昨天（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内，真的蜕了不少壳，最近的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1]
废名所要废的那个名，不仅是冯文炳，且是一切名，所以称得起废名，但废名本身又是一个名，其为名也，又具有废除名姓的意思，其自相矛盾，并非不自知，正是其取义所在。
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均以“莫须有先生”为主人公。莫须有者，毋须有，子虚乌有，言其虚构虚拟也，既为小说，即使真有其名，也不必真有其人也。但却又有不同，莫须有先生五字所包含的矛盾，恰好说出了“既有又没有”的意思，且时时把读者往这意思上引，正如“废名”二字。
废名在汉语写作上的实验性和先锋意识，无论小说抑或新诗，至今无人能及。1948年废名在座谈会上说：“民国二十年以前，我写过一些小说。当时温源宁先生说我的小说很像当时英国的吴尔芙夫人的，又问我是否喜欢艾略特？我说他俩的作品我一点也没有读过。当时只读俄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和莎翁的戏剧。后来读了点吴、艾的作品，确有相同之感，这实是时代使然。”[2]
二、废名与鲁迅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而鲁迅对废名的文学才华也很重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新青年》阵营开始进一步分化，不论是政治态度、治学方向与文学观念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鲁迅向左，胡适向右，周作人则选择了隐逸。废名追随周作人，也到西山躲藏着写起了小说。对于废名的这一举措，鲁迅是深为不满的。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五十一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此后两人的关系也就渐行渐远。
废名本人也并非没有得罪过鲁迅。1930年发表在《骆驼草》上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和《闲话》两文皆提名道姓“刺”过鲁迅，1932年出版的《周作人散文钞》废名为之序，结尾有段话批评鲁迅：“中国的载道派却向来是表现着十足的八股精神。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虽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惟有知识。”[3]
三、文学史上的废名
以废名的晦涩难懂，能把作品发表出来，并获少数有识之士的赞赏，实在与周作人的大力鼓吹关系密切。胡适所发动的白话文运动，原本以清浅一路为正宗，废名的难懂实在是一个异数。
1925年，在北大外文系读书的二十四岁的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收入十四篇短篇小说）由北新书局出版，周作人为该书序道：“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4]
废名的“独殊的”创作，说不上多产，却也可观。小说《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出版，《枣》开明书店1928年出版，《桥》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莫须有先生传》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出版，《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连载于《文学杂志》，《招隐集》（散文、新诗合集）大楚报社1945年出版。1957年出版《跟青年谈鲁迅》和《废名小说选》。自1931年废名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讲师，由专事于文学创作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其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但多为手稿、铅印稿或油印稿，在他生前乃至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曾公开发表，这也是废名的众多学术成果不为人知的主要原因，他的寂寞和不被理解似乎是注定了的。
1936年李健吾这样评说废名：“无论中外古今，遇见一个善感多能的心灵，都逃不出他强有力的吸收和再生。惟其善感多能，他所再生出来的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园。”[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于废名只字未提，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谈及废名，其中一些话是这样讲的：
相对来说，废名的小说样式恐怕要比他提供的对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他的“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总是尽量淡化戏剧型的故事，重在以简僻的留有涩味的词句，来托出诗境。废名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新诗则要别于旧诗而成立，一定要这个内容是诗的，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这里谈的虽是诗歌，实质也是他把小说的灵魂理解成“诗”，而将小说的文字写成散文的夫子自道。所以废名的小说同散文可以互换，无严格界限[6]。
废名的确在多处讲过，新诗要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小说和散文的内容也要是诗的，否则的话，这些文体还有什么区别。他说，“旧诗的长处都可以在新散文里发展”，这里“旧诗的长处”，恰是指以诗的语言表达散文的内容，本于此，他才认为自己是以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周作人评《莫须有先生传》，说它“情生文，文生情”，这是废名认定的写散文的法子，也是古人写古诗的方法。废名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小说和散文都写，但于诗的内容和散文的内容却认为“有严厉的界限”，从诗意的方面去理解和阐释废名的散文、小说，本文认为是南辕北辙，废名的容易遭受误解，由此可以见出。 照废名的意思，诗与散文（包括小说）在形式上的分别，只在分行与不分行，重点便是内容上的差别，“什么叫做诗的内容，什么叫做散文的内容”是废名《谈新诗》一书的难点，也是一个重要线索，他以近十四万字的篇幅，处处区分，比如他讲到温庭筠的不被理解。温词不同于其他古诗词之处，正在于他有一个诗的内容。“温庭筠的词不能说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是整个的想象，大凡自由的表现，正是表现着一个完全的东西。好比一座雕刻，在雕刻家没有下手的时候，这个艺术的生命便已完全了，这个生命的制造却又是一个神秘的开始，即所谓自由，这里不是一个酝酿，这里乃是一个开始，一开始便已是必然了，于是在我们鉴赏着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只有点头，仿佛这件艺术品是生成如此的。这同行云流水不一样，行云流水乃是随处纠葛，他是不自由，他的不自由乃是生长，乃是自由”[7]。
倒是废名同时代的人对于他有更为准确的理解。1943年周作人写《怀废名》一文，于1937年之前废名的创作有一个总结：“废名的文艺活动大抵可以分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以上都是小说。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都是短文。”[8]
朱光潜在1937年7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撰文《桥》，评论废名的小说：“《桥》有所脱化而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所特创。看惯现在中国一般小说的人对于《桥》难免隔阂，但是如果他们排除成见，费一点心思把《桥》看懂以后，再去看现在中国一般小说，他们会觉得许多时髦作品都太粗疏肤浅，浪费笔墨。读《桥》不是易事，它逼得我们要用劳力征服，征服的倒不是书的困难而是我们安于粗浅的习惯。正因为这一层。读《桥》是一种很好的文学训练。”[9]这是评论废名文字中写得中肯的话，移至七十多年之后，依然没有过时。大量没有经过文学训练的人，从事写作，几十年安于粗浅，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政治。周作人认为“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废名君用了他简练的文章所写独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10]
从废名风格中有所汲取而又比废文容易被人了解的，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沈从文早年在《论冯文炳》中就公开承认，他“写乡下”的作品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何其芳的《画梦录》里也可以看到废名的影子；汪曾祺、阿城对废名的师承同样是明显的。
文字上的障碍，使废名失去了这些少数人中的多数，能以之为星光的人，少之又少了，有论者称废名乃是为作家而写作的作家，实为中肯之语。
四、废名的“莫须有先生”
《莫须有先生传》第十四章“这一章谈到一个聋子”有这样的对话，在这个段落里，文言和白话，你是无法截然区分的，整部小说里也是如此：
言罢四座嘘唏，驷不及舌，无法挽回，莫须有先生他还以为是讲笑话，真是忘形得可以，他不觉而失声道：
“但我得言我之志，唉，深愧无言之志——大嫂，我且问你，在我没有见她以前，依然是世界，世界就不可思议，说空无是处，有亦无是处，并不比人生之墓还可以凭一丘之草去想象，这个境界，于此于何有？于彼于何有？我何从而动尺素之怀呢？然而人生如萍水，天地并不幻：彼此一朝相见，在昔日之我我不敢说，或者有那样的本领也是有的，诚如尊言，过一个不是日子，如今我则甚是懂得爱情，兹事诚不易，尤其是在我这个可以拿生命而孤注一掷的性格，唉，斯亦可悲矣，在人生这个可笑而可敬之幕上，不可只想着表现自己，一定要躲在幕后亦殊自觉可耻，这样你锻炼你自己，或可在这个虚无何有之乡建筑得一座天国，但这个造谒恐怕不是汝辈妇人孺子所能企及，须得一个大丈夫，大凡什么天堂，并不是自画一块乐地，若作如是想，那不过是市场上的鼠窃狗偷，心劳日拙，不足观也矣，他须得是面着地狱而无畏者，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然也最是深思远虑，凡事都踌躇着说话，难以称意，总之始终还是他的天资高人一等。”[11]
理解《莫须有先生传》这部“文人小说”，从周作人的评论入手，或许能寻出些线索或提示。
周作人说：“村居，读莎士比亚，我所推荐的唐吉诃德先生，李义山的诗，这都是构成莫须有先生传的分子。”[12]废名是把莎士比亚与庾信一律看待的，他说：“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13]莫须有先生，就其对书本、和文化、和民众的态度而言，也就其对理想的执著言，正是中国的唐吉诃德。屠格涅夫认为唐吉诃德是理想派，废名与其相反，他认为唐吉诃德是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他将故事渲染得很好”[14]。废名最钦佩李义山的诗，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这样的句子，他经常提起，据说是因为他的诗能因文生情。他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我是一个站在前门大街灰尘当中的人，然而我的写生是愁眉敛翠春烟薄。”[15]这句话也许最能说出废名的人与文。
周作人在序中引录《庄子·齐物论》对于风的描述，之后他说：“庄生此言不但说风，也说尽了好文章。今夫天下之难懂有过于风者乎？而人人不以为难懂，刮大风群知其为大风，刮小风莫不知其为小风也。何也？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那些似鼻似口似耳等的窍穴本来在那里，平常以为他们损坏了树木，便是窝藏蝎子蜈蚣，看也没有人看一眼，等到风一起来，他便爱惜那万窍，不肯让他们虚度，于是使他们同时呐喊起来，于是激者诰者叱者等就都起来了，不管蝎子会吹了掉出来，或者蜈蚣喘不过气来。大家知道这是风声，不会有人疑问那似鼻者所发的怪声是为公为私，正如水流过去使那藻带飘荡几下不会有人要查究着是什么意思。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作古文者之作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16] 周先生从来不乱夸别人，这一回因废名的难懂，莫须有先生的不好理解，连庄子都搬出来了，称赞其文章做得好。废名在《自序》中说：“若说难懂，那是因为莫须有先生这人本来难懂，所以莫须有先生传也就难懂，然则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读者细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世上本来没有便宜而得好处的事情。”[17]废名在《自序》中也借重庄子，不过是《齐物论》的下一篇《养生主》，他以庖丁解牛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欲言又止地说了出来，又以操刀没有十九年的缘故收了回去。这就是废名，一篇短序，也要做成对于序的取消，看来，他于莫须有先生的长年不被人理解，早已心中有底儿。“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的社会承认”。1948年废名再次说起的这个道，正是臣之所好的那个道，道隐于荣华，原本是道的常态。“人生的意义不在他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这是废名说的话，却记不起来出自于何处了。
元代张可久曾有“白发禅和，墨本东坡，相伴住山阿”之句，废名从1927年冬天起，在北京西山辗转于正黄旗、四棵槐树、北营，断续住了五年。《莫须有先生传》，写的是山居生活，与村妇的交往。本文初稿亦写于香山，曾在高堂荒斋山凹流水间居住过数年。废名小说第三章写莫须有先生下乡后与房东太太之初相遇等等情景，十分熟稔，废名的山居和本人的山居相隔八十载，习俗仍保存得那么完好。
废名对写作自相矛盾的态度，也表现在对小说的看法上。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废名曾说：“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了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18]
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开头说：“《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说是小说，即是说那里面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那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莫须有先生好久就想登报声明，若就事实说，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了。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我们还是从俗，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当作一部传记文学。”[19]假若当成传记文学的话，那么50年代初废名所写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本文认为可以视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第十八章，即全书的最后一章。这是废名的文学，但更重要的乃是废名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宗教和教育思想。
废名的思想和文学难懂，根源于废名这个人的难懂，只有弄懂了这个人，才可获悉他的文。
五、废名的文学观
废名对于文学的根本看法，大概可以用“文学是梦”四字加以概括，之外就是镜子。在西方的镜像理论引入之前，废名对于这一意象有自己的偏爱和执著。废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观念气质上的暗合默契，是个有意思的题目，其诗《妆台》是这样的：“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一位女郎拾去/她将放上她的妆台/因为此地是妆台/不可悲哀。”废名写文章解释过这首诗，他说：
当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确实是一个镜子，而且不惜于投海，那么投了海镜子是不会淹死的，正好给一个女郎拾去。往下便自然吟成了。两个“因为”，非常之不能做作，来得甚有势力。“因为此地是妆台，不可有悲哀”，本是我写《桥》时的哲学，女子是不可以哭的，哭便不好看，只有小孩子哭很有趣。所以本意在《妆台》上只注重在一个“美”字，林庚或未注意及此，他大约觉得这首诗很悲哀了。我自己如今读之，仿佛也只是感得“此地是妆台，不可有悲哀”之悲哀了。其所以悲哀之故，仿佛女郎不认得这镜子是谁似的。奇怪，在做诗时只注意到照镜子时应该有一个“美”字[20]。
废名写的新诗收在《废名集》中有一百零四首，还有一首译诗。这并不是他所做诗的全部，他认为自己只是偶尔做诗。废名的新诗，不好懂大约有过于其小说者，但绝非不可懂。《谈新诗》中他曾经选过自己七首诗加以诠释，在诗和释文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在读过释文之后，于其诗的理解有可贯通，返回来再读其诗，皆可以懂得。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学训练呢。他认为新诗的种子，本来就是从温李一派的旧诗中生长出来，所以不好懂应是自然的。废名也不是故意让人不懂，他推崇郭沫若的《夕暮》，认为超过自己的《妆台》：“比我的诗，却又容易与人人接近，故我取它而不取我自己的诗。”朱英诞说：“我读废名的作品之感是这样，技巧之外，真情毕露，即是说寓技巧于感情之中，他所以喜欢六朝人物唐诗之故，大约就在这儿吧。故他的诗要好就十分的好了。”“以诗为中心，不以自己为中心，则在欣赏上是好现象，是千花成塔礼寒山也。只是晦涩的诗如不是不通的诗，那么在不懂之先便没有妄下断语的可能，盖还没有懂得怎么能说诗好或者不好呢？”[21]
废名对于新诗的成绩是充分肯定的，他在40年代末认为：“中国新文学很成功，新诗尤其成功，好诗的分量虽少而质实在很好。新诗中至少可以选五十首出来，足以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好诗相比。散文小说的方向很好，成就却不算优异。”[22]
废名对于新诗的意见非常特别，至今也还没有能够成为我们理解新诗和新文学的一个参照。
“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白话与不白话，虽然新诗所用的文字应该标明是白话的。旧诗有近乎白话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把这些旧诗引为新诗的同调。”
“我那时对于新诗很有兴趣，我总朦胧的感觉着新诗前面的光明，然而朝着诗坛一望，左顾不是，右顾也不是。这个时候，我大约对于新诗以前的中国诗文学很有所懂得了，有一天我又偶然写得一首新诗，我乃大有所触发，我发见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
“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这与西洋的‘散文诗’不可相提并论。中国的新诗，即是说用散文的文字写诗，乃是从中国已往的诗文学观察出来的。” “中国已往的诗文学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无论哪一派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总而言之都是旧诗，胡适之先生于旧诗中取元白一派作为我们白话新诗的前例，乃是自家接近元白一派旧诗的原故，结果使得白话新诗失了根据。”
“我个人承认中国的诗的文学（除了新诗）是中国文学发达上一个最光明的产物，充分的发展了中国文字之长，各时代各有其特色，我们今日的新诗如果可以成立，它也只是中国诗的一种，是一种体裁，而我们做新诗的人最好是能够懂得旧诗的变迁，以及汉字对于中国诗的一个必然性，庶几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成就，不至于牛头不对马嘴。”[23]
胡适以元白诗做新诗的同调，乃因他们的白话句子，废名认为这恰使新诗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把温李的诗看作新诗的根苗，“真有诗的感觉如温李一派，温词并没有典故，李诗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和理想，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新诗里自由生长，这件事情固然很有意义，却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也正是‘文艺复兴’，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了”[24]。
1932年废名所写《悼秋心》：“我常想，中国的白话文学，应该备过去文学的一切之长，在这里头徐志摩与秋心两位恰好见白话文学的骈体文的好处，不过徐君善于运用方言，国语的欧化，秋心君则似乎可以说是古典的白话文学之六朝文了。”[2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名离开了他执教几十年的北大，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教。很显然，这种变化与他跟周作人的关系有直接联系。晚年的废名，早已放弃了创作，说过许多动人的话，“我过去，因为经过自己的劳动的缘故，对祖国的语言是真爱好……”废名不算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在新诗、散文、小说、评论、理论乃至宗教佛理方面，皆有分量重的著作，他的语言非常独特，在周氏兄弟之后，称得上是文体家。废名对语言的重视持续一生，他从来没有把文言与白话对立起来。
1958年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时所写《语言学课程整改笔谈》中说：“其实古书并不是神秘的，就文学遗产说，如果是好的东西，有被我们接受的价值，它一定不难懂，在于老师教给学生以语法和词汇的知识，让他们熟练地认识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建议开设下列选修课程：文学语言史，历代作家语言与民间语言的比较，从语言角度比较周秦文、六朝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诗赋词曲的语言，新诗的语言，毛主席著作的语言，鲁迅的语言，五四以来小说和散文的语言，新民歌的语言。”[26]
大学里的中文系，又称汉语言文学系，从学生到教师一向忽视语言而重视文学，轻视形式，注重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则又重视思想和意义，轻视美学风格。文学批评不在语言上分析，不在形式上衡量，很容易做成社会政治批评，这个风气几十年如一日。废名所建议开设的围绕着语言这个核心而列举的课程，可以起到纠偏的效果。原因在于语言繁难，钻研语言犹如深究科学一样，需要下真功夫，花大气力。脱离了语言的文学，日益窳败空疏。
胡适之先生也曾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适之先生的含义与我们今日所说的不同，适之先生似乎把一个一个的时代截断了看，我们则认为是一整个的发达路程，各时代文学的不同有一个必然的变化在里头，古与今相生长而不相及，所以适之先生说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是活文学，而我们以为如是死文学则当生之日它已经是死的，白话文学只是文言文学的一个“穷则变”，而它自然的要与文言文学相承。有了这一个认识，我们今日的新文学运动才得了客观的意义，而它也自然的是“有诗为证”，从而承上启下，成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了[27]。
这是废名1933年为《周作人散文钞》所作序言中的话，关于文言白话，关于新文学，他的意见是中肯的。
废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汉语文学如何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创造新质，他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鲁迅所开辟的东西结合的道路，作为“京派”小说的鼻祖，他又为中国现代抒情写意小说传统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时间到了1966年，“文革”的烈火燃遍全国，周作人遭受红卫兵殴打，于1967年5月6日死去。此时废名也已生命垂危，在家被抄以后，喃喃地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9月4日，废名也离开人世。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师徒二人，一个并没有因为附逆的污点而被遗忘，这些年来周作人的作品屡屡在大陆出版；一个却生前身后都不免寂寞。这或许应验了作家汪曾祺在1996年说过的话：“废名的价值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
注释：
[1][2]王 风编：《废名集》（第1卷）第3444、33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4][15][16][25][27]王 风编：《废名集》（第3卷）第1279-1280、1242、1265、1265、1289、12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载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62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李健吾：《画梦录》，载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5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3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23][24]冯文炳：《谈新诗》第30、4、2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8][12]周作人：《怀废名》，载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500、49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10]周作人：《〈枣〉和〈桥〉的序》，载载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64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1][13][17][19]废 名：《纺纸记》第115-116、191、32、132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18]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7卷）第45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0][21]废 名、朱英诞：《新诗讲稿》第370、2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26]王 风编：《废名集》（第6卷）第3394、3344-33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