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描述“荆轲刺秦王”的一幕惊心动魄的传记，为我国历代的刺客们留下了模仿的对象。在他的笔下，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法律、道德及情感之外的游侠和刺客，他们不但有自己的道德准则、鲜明的性格，而且行事果断，舍生取义，扣人心弦，充满了悲情悲剧色彩。冷兵器时代如此，当炸弹和手枪成为主要暗杀工具的时代亦如此。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作为暴力反清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
浩气英风史坚如
史坚如，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1879年出生于广州番禺，相貌俊秀，家庭是当地富豪，田产房屋很多。他自幼好学，厌恶八股文章，喜欢地理天文、兵法政治，钦慕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所为。十六岁那年时逢甲午战争。史坚如闻知清廷与日本的《马关条约》后，悲痛异常，愤言：“今日中国，恰似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之而妄图更新，不能救中国！”从那时起，史坚如忽忽如狂，终日走马习武。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消息传来，史坚如大骂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在广州格致书院上学时，史坚如结识了许多年纪相仿的有为青年，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决意投身革命。由陈少白介绍加入了“兴中会”。赴日本留学时与孙中山见面，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深谈十余日，孙中山称史坚如是“命世之英才”，并劝其放弃留学计划，回国策划革命。1900年，北方兴起“义和团”，孙中山决定在广州、惠州二地同时发起武装起义。史坚如奉命准备与广州清军中的义士及东江、西江、北江三地会党分子共同向广州发动进攻。为筹措起义的经费，史坚如以低价出售家中土地、房屋。乡邻窃议：“史家根本不缺钱，如此低价售卖产业，难道其中有诈？”果然无人敢问津。筹不到足够的经费，起义无法举行，史坚如打算采用暗杀手段，分散清廷对惠州起义的注意力。暗杀的目标是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德寿。此人乃清廷封疆大吏，护卫工作十分严密，近距离向他投弹或者开枪行刺，都不可能得手。经过反复勘察地形位置，史坚如决定用炸药炸毁巡抚衙门，给德寿一家来个连锅端。
在广州市越秀区的吉祥路街上，人来人往，同广州其它街道相比，独特之处在于其是清末的广东巡抚衙门所在地。史坚如在德寿官宅的高墙后面附近租了一间民宅。1900年10月23日，与几位同志一道，携带着从香港购置的200多磅烈性炸药搬入此宅，随即动手在屋中挖地道。27日凌晨，他们把满装炸药的铁罐放入地道，史坚如亲自点燃一根香，把另一头拴在炸药引线上，然后匆匆离去。一行几人分头出城，相约在江边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会合，一同逃往香港。
上船前，没有听见爆炸声，史坚如独自一人返回，检查炸药。原来，地下潮湿，引线失灵，炸药未被引爆。他决定独自一人留下，准备再次引爆。10月28日，史坚如仔细放灯引线，重燃根香，然后离开了那间房子。但他并未马上远走，而是来到西关的华人传教士毛文明（兴中会会员）家中，静待消息。不久，轰隆一声巨响……
火药是爆炸了，德寿死了没有呢？史坚如冒险到事发地点察看。现场一片乱哄哄，衙役、平民乱窜。他打听到的消息却令人十分沮丧：花园附近的平民被炸死炸伤几个，德寿本人虽被震下了床榻，却毫发未损。懊恼之余，史坚如判断是雷管太小，导致部分炸药未被引爆。其实，在黑暗中仓促挖地道，方向难以校准，爆炸距离德寿睡房太远了。
10月29日，史坚如乘船去香港重新购置炸药，准备再行暗杀。不料，清廷密探郭尧阶一直跟踪史坚如。当他正要登船，便衣捕役如虎狼般扑上前，将他当场逮捕。清朝官员对史坚如施尽酷刑，拔光了他的手指甲，遍笞其体。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少爷，一直镇静自若，只称主谋是自己一个人，与任何人没关系。由于史坚如是基督教徒、华人传教士，美国领事馆与清政府交涉放人。清政府认为：一、史坚如本人“认罪”；二、他身上有一份德文书写的炸弹配方，“人证物证俱全”。11月9日，史坚如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清廷处决，年仅21岁。临砍头之前，监斩官问他有何话要说，史坚如微笑道：“悔矣，恨矣！”监斩官又问：“悔什么，恨什么？”史坚如朗言：“悔甚！恨甚！悔德寿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没有炸死这个满贼！”
视死如归吴梦侠
吴樾，字梦侠，后改名孟侠，皖北桐城人，1902年入读保定高等学堂，广阅革命书籍，先后加入“北方暗杀团”和“光复会”。吴樾专门研究谋杀的学问，写了许多有关暗杀的文章，可以说是个暗杀的理论家。1905年吴樾决定入京刺杀满清重臣。据说，陈独秀与吴樾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欣然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临行前，吴樾又与陈独秀等密计于芜湖图书社小楼上，留下一份万言《意见书》，交由陈独秀伺机发表。而陈独秀则把自己制造的炸弹交给吴樾。
到达北京之后，吴樾立刻同当地的革命党人接上关系。得知清廷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位大臣准备出洋考察，吴樾决定就在火车站动手，他和秋瑾去火车站踩点。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是吴樾志同道合的好友，当时跟随到京复职的丈夫，也居住在北京。秋瑾回南方时，吴樾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然后住在安徽会馆等待时机。
在此期间，吴樾写下了由13篇文章编成的《暗杀时代》一书。序言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似不宜不有观感于同胞矣。今即迩来之所见，并信札之有关切于此者，亦连类及之，缀为若干篇，名曰暗杀时代。”
1905年9月23日，革命党人、卧底杨笃生给吴樾送来了五位大臣次日出行的详细安排。他是随同五位大臣出国考察的翻译官。吴樾当晚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激昂，举止豪放，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壮。
1905年9月24日，吴樾穿上蓝布薄棉袍，戴着无花陵的红缨帽，扮作仆役混入火车站，上了第四节车厢。当他试图进入五位大臣所在的第三节包厢时，被卫兵拦住问话，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这时，火车头与车厢接驳，产生了惯性推动，吴樾趁势冲向包厢，随即拉响了身上的炸药。电光一闪，“轰隆”一声巨响，列车上下毙、伤数十人，吴樾当场被炸死。端方、徐世昌、戴鸿慈的前颈受轻伤，顶带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伤了一只手。
吴樾死后，被满清抛尸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其尸骸。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主持公葬吴樾遗体。吴樾刺杀五大臣的事迹传遍天下，他的好友陈独秀赋诗哀悼：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铁血横流徐锡麟
经过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折腾，清廷财政十分拮据，竟将捐官的钱款列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定有章程和价格，准许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按定价捐纳。花大钱买官的人，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敛财的手段必然是搜刮贪贿。徐锡麟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一是买官的钱是会党中人出的资；二是买官进入这个体制，为的是寻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
[ 2 ] [ 3 ] 徐锡麟，187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富商家庭。12岁那年，为了“学武功”，他跑到深山大岭中的寺庙去当小和尚。父母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家，继续读书。徐锡麟爱好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1903年，徐锡麟赴日本，同陶成章、龚宝铨等反清义士结为江湖兄弟；1904年加入蔡元培的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的学生都要加入光复会。他在浙江到处奔走，串联了一批志士同仁，其中有一位叫许仲卿的大富商，一下子就出了五万银元给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作买官之用。徐锡麟通过曾任山西巡抚的表叔俞廉三，捐得了道员的职务，但只是一个虚位。俞廉三感到对不起表侄，又亲笔写信给自己的门生恩铭（此人乃庆亲王奕�的女婿，时任安徽巡抚），请他关照徐锡麟。
1907年初，徐锡麟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相当于省公安学院副院长。当时巡警学堂总办（院长）年老体弱，徐锡麟便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他非常满意这个职务，因为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人，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或能成为起事的基本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这个省的头号清廷大员，就有机会杀了他们。
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财会总务，将徐锡麟在课堂上大讲革新时弊的某些言论密告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党不是咋呼出来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前清廷巡抚的表侄子怎么会是革命党呢？二、一个前途无量的人，怎么会当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革命党？徐锡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愤青”罢了。
1907年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皖、浙两省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不久，一个叫叶仰高的光复会会员意外被捕，由于不堪酷刑折磨，供出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幸好，这些名单用的都是化名。因为光复会的制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相关秘密会议和相关工作后，才互相知道彼此是会友。
恩铭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徐锡麟，指示其提早两天举行毕业典礼，然后核实名单抓人。徐锡麟当即拍胸脯表示把乱党抓干净，说为了稳定军心，请巡抚大人莅临毕业典礼训示。7月6日，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到来，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按照规定，所有枪械均是空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另有准备。上午9时，恩铭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学生们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不是说好等毕业典礼结束后动手的吗？恩铭又吃惊又恼怒，正要责问，只见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陈伯平窜出将暗藏在身上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谁知原来想象的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场面一片混乱，众人不知所措。满头大汗的徐锡麟从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刷”地拔出两支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7枪，全身开花。护卫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掩护恩铭，接受了另外的5颗子弹，当场毙命。徐锡麟的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的小室装填子弹。另一护卫车德文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冲去。陈伯平从后面向恩铭射击了一颗子弹，子弹从恩铭的肛门进入，穿腹胸而出。
护卫们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那个告发徐锡麟的顾松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到了军械所，慌乱之中，只找到部分枪械及弹药，却找不到藏在地下的军用仓库。清军很快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
清军缉捕营和巡防营队伍赶到，迅速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围墙，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清军伤亡一百多人，不敢上前。安徽布政使冯煦前往督阵，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清军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五个小时。陈伯平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清军开炮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的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加赏，严令四处搜捕。下午，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相继被捕。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七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审讯中，冯煦问：“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个人的‘私惠’；我杀他，是天下的‘公愤’。我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冯煦说：“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你知罪了吗？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狂笑：“这么说，恩铭是死了！我愿足矣。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恩铭的妻子，即庆亲王奕�的女儿一定要对徐锡麟剖挖心脏才解恨。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上，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脏。这惨不忍睹的酷刑，是鞑虏末日之疯狂!
相约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她得知徐锡麟的起义失败后，完全可以逃跑。但她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独自坐等清军逮捕。秋瑾坚不吐供，从容就义，写下著名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引刀一快汪兆铭
革命党在外被讥讽为“远距离革命家”和内部有人列举“孙文十四大罪状”的夹攻下，同盟会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几乎处于溃败的边缘。汪兆铭此时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以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兆铭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胡汉民得知汪兆铭要北上行刺时，劝说：“你在同盟会中的文才、口才无人可以取代。如果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汪兆铭怕胡汉民硬把他留下，临走时不敢当面告别，咬破手指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1909年10月，汪兆铭、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风姿绰约的大美女交际花郑毓秀热情迎接。她是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的，早就佩服精通诗词文章的汪兆铭，如今见他又是个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说愿意伴随其前往北京。汪兆铭要求她等喻培伦、陈璧君运到炸弹后再去北京。郑毓秀满口答应。在天津住了几日，郑毓秀特意安排汪兆铭独居密室，日夜形影不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汪兆铭）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 1 ] [ 3 ] 汪兆铭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接喻培伦的通知，汪兆铭和黄复生到前门车站接站。看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绅士的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皮箱。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车站的警察连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正在热切追求郑毓秀，所以答应为她效劳。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行刺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两人访问完欧洲返京，准备趁他们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将其炸死。当天，汪兆铭、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兆铭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在骡车上接应。没想到载洵和载涛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汪兆铭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汪兆铭等人第二次暗杀把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摸清了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８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兆铭等人计划在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下埋放炸弹，由汪兆铭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引爆炸弹，与载沣同归于尽。一个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去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兆铭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兆铭即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这对恋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轻声哭泣，汪兆铭默默无语。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报告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有一户人家的妻子和别人私奔了，丈夫晚上气得睡不着，深夜走出家门去散心。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兆铭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感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兆铭等人报告。喻培伦建议立即离开北京，汪兆铭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他让喻培伦再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自己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
清廷警察检验出炸弹是外国制造，而几颗固位螺丝钉却是国产的。经鉴验螺丝钉是一家叫鸿太永铁铺制作的，密查时，铁铺老板说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订造的。警探开始日夜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盗出了一些机密文件，证明暗杀者正是清廷出10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钦犯汪兆铭。警察立即将汪兆铭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同盟会的中坚分子汪兆铭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海内外华人为之一振，据传对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的批判也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人的信心。真实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汪兆铭以自我牺牲的烈举，力图挽回同盟会的负面影响，却是事实！如果当时汪兆铭被清廷处死，中国也就少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兆铭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
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看到从汪兆铭身上搜缴的三篇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法庭上，汪兆铭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宣读了他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看到汪兆铭和黄复生视死如归的表现后，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杀了他们反而更加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意图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打算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斩立决，在肃亲王反复劝说下，同意从轻发落。清廷以汪、黄“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处终身监禁。
汪兆铭入狱后，在狱中每日作诗。其中最有名的是《慷慨篇》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模仿英雄的豪言壮语。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宣布释放汪兆铭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汪兆铭没有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中谋取一官半职，也断然拒绝了袁世凯让他出任“广东都督”的美差。他和陈璧君结婚后，于1912年9月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更朝换代，风云际会，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还算幸运的是，清末民初新旧政权的交替纷争并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和杀戮。然而，小打小闹的武装起义不下30起，有预谋的暗杀事件此起彼伏不下50起。直接参与暗杀的革命党人，除了本文说到的史坚如、吴樾、徐锡麟、汪兆铭外，还有陶成章、彭家珍、陈天华、杨毓麟、苏鹏、熊成基、邹容、万福华、易本羲、彰德王、杨卓林、刘思复、范传甲、喻云纪等一批著名人物，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志士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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