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霄别梦寒。”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早，我和几个逃避功课压力的同学相邀去南山寺踏青，正值雨后初晴，琉璃瓦上日光晃动，空气中弥散着很重的湿气和不知名的花香，一夜春风化雨，草木青青，柳帘低垂，庭院的积水飘浮着枯枝残叶……一位同行的女生突然间低声吟唱，正是心情荡漾长夜难眠的年纪，一行人顿时哑雀无声，灵魂出壳，此后，一种感伤优雅地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即使在成年之后，常常在夕阳西沉，光影泛动的时刻，一个叫李叔同的人，自然会寂寥地出现在视野之内，发也飘飘，衣也飘飘……
于是，我和李叔同之间，注定要发生某种因缘。
当这个因缘终于形成的时候，这个叫李叔同的风流倜傥的“西泠印社”的发起者，已经成了法号弘一的律宗僧人，旧交依在，往事却已是昨日黄花。
农历1938年4月初八，弘一终于来到我的家乡漳州城，在他身后的那个厦门，日机的炸弹正鹅卵石般地自天而降，我的目光追随着的，便是弘一在黎明的雾气中，一袭僧衣，轻轻穿过城市时的背影。
也许，当一个人孤独地出现在自己生命旅程的时候，他的温柔与感伤，他的明澈与飘逸，已经决定了他的行路方式了吧。在我的认知里，感伤似乎也就是一种审美情趣，感伤是美的，美是虚幻的，也是永恒的。
许多年前那首歌，似乎已经预示了些什么。
当这个早年叫李叔同的人出现在1938年的漳州城时，僧衣飘飘，随身携带一破布伞，一破蚊帐，一薄被，数本经书，如此而已。那个在东瀛以扮演茶花女而名动一时的青年才子，那个风流倜傥的浙江一师的教师，已作前尘。
漳州一地，佛风甚浓。鼎盛时期，境内寺院六百，僧众逾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之后，一种精神上的沉积，是不会随岁月泯灭的。天佑吾土斯民，漳州这个地方似乎也多了些运气，外界局势起伏动荡，总是远远波及，波及到了，也就匆匆过去了。数道天然屏障横亘远郊，即便有较大规模的战事也就远远展开，兵气肃杀，造成的城区破坏通常被降到最低。太平军来了走了，张贞来了走了，陈炯明来了走了，稍后日军也来了，来到了大门坎，却又停下了脚步，几枚炸弹，大概不会引起市民太大的恐慌吧。动荡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少了些兵火，便多了些安详，于是有了一个独特的生存环境，战争、饥饿、天灾、疾病、暴政之下，市民仍然挤出一点空间相对安逸地生活，磕磕瓜子，听听“答嘴鼓”，看看歌仔戏，小桥、流水、佛号声声。但外界的冲击，还是来了。弘一法师到后第四天，厦门沦陷，日机开始在漳州上空肆虐，而弘一法师的到来，仍然引起了轰动。法师先驻锡东浦头祈保亭，其时，漳州名士蔡竹禅、施拔甘、施慈航、刘伟松、黄稷堂追随左右，或宣佛，或论文，一派活跃。
弘一法师在漳弘法期间以驻锡祈保亭时间最长。祈保亭始建于明代，三进庙宇，规模不大，供奉男相观世因菩萨。弘一法师住后楼楼上禅房。弘一在此期间，以“祈保”跟“七宝”谐音，改“祈保亭”为“七宝亭”。此后，这个被高僧的笔点过的名字，便一直伴随寺院直到它消失。
半个世纪之后，当我因工作之便来到七宝亭时，这里已经成了居委会的办公地点，物是人非，你很难判断这里曾作为寺庙存在过，你更难想象，旧日禅房的那堵墙上，曾经映着一位高僧的背影。那射进小小的禅房的淡淡的日光，散发着一股暖意；那薄薄的楼板，似乎还在微微颤动着，那是弘一法师晨起时，在禅房里环行念佛时发出的轻轻的声音……那个堆满杂物的地方，先前也许曾置放着一张桌子吧?桌子上放置着善信送来的纸墨，纸墨少少的，也就是那么几天所需吧。砚台干干净净的，那些笔呢?那些抄录《华严经》、《楞严经》的笔呢，似乎都没了笔锋，静静地卧在笔架上，大约是一种心情的映照吧。禅房静悄悄的，空气中不知从哪儿飘来指甲花的香。寺墙外行人的声音，渐渐响了起来，间或有小贩在叫卖……再过一会儿，禅房外就会响起探访者的足音。也许，这一天来探访的，是名声已经遐迩的画师黄稷堂吧?也许，来访的只是几个好学的青年，他们刚刚读了贺绿汀翻译的一本英文版的关于和声学的书，正找法师请教呢。
律宗僧人的生活是极严谨的，据说，弘一法师在七宝亭时，每日只在早晨4时和午前10时，各吃豆饭二碗。夏季穿一白布衣，外罩乌色夏布长青，天寒加一短乌衣而已，生活起居极为简单有规律。一个当时借居七宝亭的人，姓名已经忘了，自然是敬仰他也见过他的，写了些文字纪念他，那册子偶然被我翻到了，散发着故纸的气息，我常想那也许是七宝亭的禅房发出来的。读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寺里的香客，拥挤在香烟缭绕的庙堂，而这时，法师正巧外出归来，脚上还沾着溪边行走时带回的小草籽呢，他温和地和我打个照面，随即止步不前，闭目不语，我听见他的心在说，朝拜者的心情，是不该被打扰的。我有时又好像做了寄居寺院的看客，看着邻家的小孩子正在寺前的旷地上玩追打小花蛇的游戏，看着孩子天真的笑声惊动了寺内的法师，看着法师不容置疑的温和制止了孩子们的躁动，我看着死里逃生的小花蛇摇着尾巴躲进草里，随后法师如儿童般喜形于色的表情，成了印在我脑海中不灭的印象。
厦门沦陷后，弘一法师给旧友夏丐尊去信说：“近来在漳州城区弘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其时漳州频频受日机骚扰，旧日弟子丰子恺急了，打算接他到桂林暂避，他复信说：“……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纪念耳。漳州弘法诸事尚未能了，缘不克他往。”
夕阳是至美的，殷红如血，绚烂已极，尤如赤子的灵魂。它也许曾是清凉的生命的一支哀婉的号角，孤独的旅人的一曲悲歌，但是现在，面对着将逝的生命，它是那样平静、温暖、宽厚、从容，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已经缓缓地化作对芸芸众生的关怀。
于是，我的眼里，同样的夕阳西沉、光影浮动的背景里，唱“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身后，出现了一个每逢讲法必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条幅的弘一法师。
在敌机频频骚扰漳州的时候，弘一法师作了一首《佛门动员歌》，歌是这样唱的：“茫茫神州起烽燧，人间浩劫几轮回。倒行逆施何乖戾，芸芸众生有家不得归，赤子亦无罪。这惨景冲破冷冷的琴声，摧残寂寂的红梅。我今日发宏愿，大发慈悲，卸下袈裟，披戴甲盔。救苦救难，猛回头，登彼觉岸，济危奋勇气不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许多年后，当我看到一张弘一法师在漳州度过他剃度二十周年的纪念照片时，我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众生被战争摧残的那个年代，想到了满目悲悯的这个老人，我常想，弘一法师的那一声佛号里，是怎样唱出英雄肝胆，又是怎样唱出慈悲情怀的呢?
从早年唯美地感伤，到平静谦恭地面对众生，到终于要“卸下袈裟，披戴甲盔，救苦救难。”，其间的心路历程，想必十分复杂曲折，却体现着那一脉相承的赤子情怀。弘一法师当然没有卸下袈裟，但是，当时追随左右的佛门弟子、各界人士确实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传为佳话。人们常说。大智慧者大苦痛、大苦痛者大悟彻，大悟彻后必大慈悲。没有敏感如丝的心灵，不会有《送别》那样深刻的体验；没有博大澄澈的情怀，不会有异族炮弹下的《佛门动员歌》，然而无论是优雅感伤的《送别》，还是空明澄净的佛号，其间那一种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的珍视，成了弘一和李叔同之间的关联。在这里，我又一次看到传统文化人格是怎样演绎一个人一生变迁的。
1938年11月4日，弘一法师离开漳州。
1942年9月初四(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开元寺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以后若干年，当年追随弘一法师的蔡竹祥、施拔甘等相继去世。
本世纪初，七宝亭在旧城改造中消失，稍后，旧址的东边修了一座法因寺，据说，有一尊弘一法师的塑像被供奉在寺内，大约与已消失的七宝亭有一些关联。
2005年春节，我的那些分别近二十年的同学又聚在了一起，旧事重提，已无人记起当年的那么一次春游，也记不起曾有过一个吟唱《送别》的女同学，也许，那仅仅是梦境中的一次偶然际会罢了。
【责任编辑 黄哲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