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管理具有涉及人情广，宗族影响大；管理队伍少，管理任务重；面对矛盾多，解决难度大；人员外流多，管理难度大；历史欠账多，管理基础差等特点，管理的主体、客体、机制、方法与手段等方面都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在管理理念上要实现由“以管理为先”向“以服务为先”转变；在管理主体上要做到传统管理主体的自我更新，培育新的社会管理主体和完善及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举；在管理内容上要进行分类整合，区别对待，找准社会管理内容创新的突破点，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管理由政府“包打天下”的不合理状况；在管理制度上要彻底根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实现管理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在管理机制上要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发展成长机制，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机制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在管理方法，要变管理为服务，变一方为多方，变传统为现代。
一、农村社会管理内涵界定
社会管理从本质属性上讲，没有城市社会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之分。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城市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受其影响，农村社会管理在管理主体、内容与方法等方面也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和特征。因此，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确实有必要区分城市社会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以便区别对待，有的放矢，提高管理效率与质量。
所谓农村社会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系统规范的农村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回应广大农民群众的诉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农村社会环境。”[1]也有人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是“管理的主体对于农村社会系统整体，进行组织、指挥、监督、调节以达到促进农村社会协调运行的目的。[2]笔者赞同前一种定义，因为它比较全面地揭示出了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手段、内容、目的。
二、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管理特点分析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转型时期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管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主要表现在：
1.涉及人情广，宗族影响大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人情社会，相对于城市，封建传统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照顾人情、依靠宗族，成为农村社会管理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村民自治受宗族势力影响较大，不少村干部是依靠宗族势力当选，在具体管理中，处处受宗族控制。也表现在为数不少的农民在遇到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时，寻求帮助首选家人、族人、亲戚。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带有很大的初级关系性即农村社会管理深受乡土特性的影响，要么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要么带有浓厚的家庭、家族色彩。相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缺乏现代社会所实行的规范化和形式化的管理。”[3]
2.管理队伍少，管理任务重
农村干部工作环境苦、任务重，待遇低、风险大，有能力的人宁愿自己创业发财致富，也不愿意进入“村支两委”。 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农村不少优秀青年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农村管理干部数量少、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村级组织，从表面看机构健全，实际上机构多、人员少，挂名的多，干活的少。而社会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任务复杂的系统工程。高层管理一般都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是到了农村基层，就是千条线变为一根针，上级所有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都要通过为数不多的农村干部来全面落实，任务之繁杂，落实之艰巨，可见一斑。
3.面对矛盾多，解决难度大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全面分化，我国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吴海燕将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归纳为5个方面，即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矛盾；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治安环境较差引发的矛盾；土地承包、征地赔偿引发的矛盾；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正引发的矛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环境恶化引起的矛盾[1]。这些矛盾有的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有的是国家政策不合理所致，还有些发展中过分追求GDP所致，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
4.人员外流多，管理难度大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解体，国家对户籍控制逐步放松，给农民大规模流动提供了充分可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出现，就是农民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农民社会流动，对于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于大规模流动，不少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长期在外，造成了田地被抛荒、儿童被留守、老人被空巢，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而农民工本身，也是长期游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在丧失了原有乡村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归属感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能够融入城市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游民”。这种状态，不论对农村社会管理，还是对城市社会管理，都是一个严峻挑战。
5.历史欠账多，管理基础差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改革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党和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设计多，实际投入少；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文件制定多，实际关怀少。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共同影响，使我国农村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与城市。主要表现在：农村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少，保障层次低，受益人群少。部分地区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与战斗力，造成社会管理主体弱化。现有社会管理队伍技术缺乏，经验不足，数量偏少。尽管近些年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不断不加大农村各项事业的投资力度，力图改变“三农”整体落后的现状，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过于薄弱，农村社会管理要达到目前城市的平均水平，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三、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要求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已成为全党共识，也成为全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社会管理作为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个极为重要和极为特殊的部分，加强与创新的困难更多、任务更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更大、影响更深远。它既要直面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突出问题，又要照顾和顺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更要尊重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综合以上方面，笔者认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创新管理理念
“所谓社会管理理念，是人们对于社会管理活动的一种理性认识，或者说是对于管理社会活动的一种观念的把握。社会管理理念对于人类的社会管理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社会管理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实践，社会管理理念的好坏制约着社会管理实践的成败。”[2]
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具体内容很多，目前最为核心和根本的是顺应农村社会转型需求，实现由“以管理为先”向“以服务为先”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领导干部必须彻底摒弃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和习惯的将社会管理等同于政治管理、行政管理的管理思维。摒弃社会管理就是“我管理，你服从”、“我说你听”的管理模式。摒弃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忽视群众利益满足的管理行为。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本的管理思维，遵循多方参与、相互沟通、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实施有利于满足群众利益需求的管理行为。切实做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管理干部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统筹兼顾，确保在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2.创新管理主体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组织没有发育和成长的空间，群众缺乏自主表达的机会和条件，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直是政府唱独角戏，没有其他管理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分化持续，社会流动加快，利益差距明显，群众诉求多样，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加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社会管理的任务空前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政府本身，已经不可能完成社会管理的所有任务，必须进行管理主体创新。
（1）要实现传统管理主体的自我更新
政府作为传统社会管理主体，尽管已经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务，但是，它依然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具体到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基层党政干部依然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们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实践中必须坚持的。肯定这种作用，不是说这一主体不用创新，相反，他们应当成为创新的主体和表率。而创新的关键点是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2）要认真培育新的社会管理主体
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由管理向治理转变，而治理的突出标志就管理主体多元化。当前，培育社会管理新主体，应当将重点放在培育和壮大农村社会组织上。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兴起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发展迅速，作用越加重要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维护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而且也是政府和农民沟通的有效桥梁。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培育和积极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壮大，“坚持‘引导不领导，扶持不干预’原则，保证农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另外，要提供农村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机会和条件，比如通过制定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将政府剥离出来的执行及部分监督职能，有条件地交由一些社会组织去承担，使政府与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1]
（3）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目前，完善和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社会管理主体创新的重要内容。做到这一点，除了提到的上述基层党政干部自身创新和培育社会组织等新主体外，还必须充分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发挥他们社会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让他们最大限度的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来，真正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3.创新管理内容
社会管理内容受社会发展程度、政治制度与体制、经济制度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一般来讲，社会发展程度越低，政治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控制越强，社会管理的内容就越单一。相反，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政治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控制越松，社会管理的内容就越复杂。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转型，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开始逐步脱离国家控制而走向独立，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变得多样和复杂。这一特点要求社会管理内容要不断更新与创新，否则，社会管理将无法推动经济文化的进步，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法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目前，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内容创新，首先要从社会与国家适度分离、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大背景出发，将社会管理内容进行分类整合，把应当由政府承担的内容和应当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内容区别开来，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管理由政府“包打天下”的不合理状况。其次，要结合农村社会转型实际，找准社会管理内容创新的突破点。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8个方面，但是，这8个方面是针对我国社会管理整体而言的，具体到农村社会管理，因为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农民群众的各种需求不同，农村社会管理内容创新的重点与突破点也就有所不同。从农村实际情况看，社会管理内容创新的重点应当是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农民。
4.创新管理制度
“社会管理制度是实现社会管理秩序的各种政策、法规等规范或原则要求，其目的是规制或约束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行动，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化。”[3]
管理制度创新主要包括：
（1）要彻底根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我国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的负面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形成了一整套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它包括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人口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管理制度、教育文化管理制度、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环境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社会安全管理制度等除经济事务、政治事务之外的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制度。”[4]这套制度带有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色彩，使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重点放在城市，对农村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不仅关注不够，而且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公共设施享有、社会保障获取、教育文化权利、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长期落后于城市。目前，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当务之急是要以是否符合实科学发展观，是否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衡量标准，对城乡分割背景下形成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哪些应该彻底摒弃，哪些可以修正，那些可以继续使用，通过破旧立新，建立起一套既能促进社会管理主体能力提高，又能确保公共权力合理配置；既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又能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管理制度。
（2）要实现管理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
改革旧制度，确立新制度，实现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必须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统筹考虑、科学设计、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
制度的科学化意味着制度设计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能够确保任务目标的实现。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制度科学化，要求农村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包括人口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治安制度、社区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制定，必须符合农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符合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要求。既要防止超越农村社会发展实际，在社会建设上盲目求高求全，又要克服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极端做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科学估计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设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任务和目标，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管理与社会管理、经济发展与农民民生需求的关系，使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既能充分体现党和政府的价值追求，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制度的民主化意味着制度设计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制度内容充分体现大多数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民主化，要求农村社会管理各项制度的制定必须尽可能的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体现广大农村群众的愿望与追求。既要防止脱离农民群众、不顾农民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与做法，又要防止借口满足农民群众要求，忽视制度设计中的党委领导和集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汲取群众智慧营养，从人民群众实践中获取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不竭动力。做到了这些，农村社会管理制度就能获取农村民众的广泛支持，就能激发农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就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5.创新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机制则是“保证社会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及其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制约着社会管理的实现方式。”[1]
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的发展成长机制、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机制、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公共服务机制等等。社会管理机制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过分的两极分化，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可以较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
当前，农村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向开放、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由传统村居向现代城镇转型，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陈旧与不适已经非常明显。适应社会转型要求，通过创新，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公平，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机制，已是刻不容缓。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主要包括：
（1）要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发展成长机制
在农村社会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中，管理主体无疑是最重要的要素。管理主体能否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能否主动谋求自身发展，能否主动提高管理技术，直接决定社会管理的成败。在有关农村社会管理的论述中，很多学者都意识到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现状与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但很少论及如何建立一种机制，来促进管理主体的发展与成长。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发展成长机制，首先要建立开放的主体更新机制，让更多的社会主体进入农村社会管理主体行列，彻底改变目前农村社会管理基层党政干部唱独角戏或者基层党政干部当主角，其他主体当配角的现象。其次要建立有效的主体提高机制，让更多的管理主体能够更新管理理念，学习管理知识，增强管理技巧，提高管理水平。
（2）要健全农村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
社会转型期往往就是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期。当前影响和制约农村社会管理的问题很多，主要包括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发展事业滞后，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人口总体素质不高等。建立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要求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必须将农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统筹考虑，统一谋划，有重点、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的解决，坚决杜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3）要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机制
社会问题处理不好，往往演变成为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增加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前我国农村有些地区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秩序失范，就是一些社会问题长期积累、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结果。在我国农村社会快速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健全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固然有利于对问题及早谋划，统筹考虑，协调解决。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复杂多样，再加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一样，社会问题的统筹协调机制也很难做到所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健全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机制就非常必要。目前，健全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机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打造多元化的矛盾解决主体。受农村社会转型影响，农村社会矛盾呈现主客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性质复杂化的特点。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实现解决主体的多元化。结合目前农村发展情况，实现矛盾解决主体的多元化，除了要强化农村基层党政领导班子的科学分析矛盾、认真解决矛盾的能力外，还要充分利用农村各种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在诉求表达、利益争取、干群桥梁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要建立高效快速的反应处理机制。许多学者对多起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相关领导和组织对事件反应不迅速、不及时。这种深刻教训提醒我们，有效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必须要有高效快速的反应处理机制，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第三，要健全社会矛盾处理的经费保障制度。解决社会矛盾，耗时耗力，有时需要多部门联动、多手段并举、长时间进行，离开一定的经费支持，有些矛盾不会得到有效解决。多种资料显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维稳经费开支巨大，但这种开支往往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应付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彻底摒弃许多地方政府所习惯的花钱买平安的侥幸心理和不当做法，建立常态化的经费保障机制，保证相关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踏踏实实解决问题。
（4）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
长期以来，农村各基层党政干部将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上。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科技推广、信息提供等一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关注少、投入少，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显得非常必要。
第一、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投入机制。资金缺乏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从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见效快的经济建设项目上，而对于见效慢的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救助等公共服务领域则不愿投资或投资较少，造成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投入机制。不仅中央和省市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开发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投资力度，而且县区等农村基层主管部门也要提高认识，广开财源，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民群众生活急需的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在农村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的单一经济主体已被市场经济的多元经济主体所取代，可社会领域的公共服务主体单一的局面尚未得到彻底改变。目前，村集体在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种供给机制，如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村集体尚有一点收入，能够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税费改革之后，这种供给就显得非常困难。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要加大对村集体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使村集体能够有更多的资金发展公共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农村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作用。通过这些措施，构建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6.创新管理方法
“方法是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是达到实践目的的中介，是解决过河的‘桥’和‘船’的问题。社会管理方法创新，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方法创新。”[1]
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农村社会管理方法创新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要变管理为服务
就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改革开放前，和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管理模式相一致，在社会管理上，强调对社会成员的管理与控制。“在这种管理思维之下，各类社会主体往往只是被看作行政管制的客体和对象，而不被当成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参与管理的主体。”[2]具体到农村社会管理，农民群众被严格限制在人民公社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统一由社队安排，农民缺乏活动的自主性，社会生活缺乏生机与活力。随着农村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政府转变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成为必然。为此，政府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在社会管理上无所不包、无所不揽的做法，把更多的管理变成服务，正确处理好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关系，把该管理的管理好，该服务的服务好，让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2）变一方为多方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政府部门对社会管理的主宰作用，强调对社会成员自上而下的控制，社会成员对管理者自下而上的服从。政府部门在管理活动中往往唱独角戏。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多元，社会成员利益追求多样，社会管理内容日益增多、任务不断加重的大背景下，由政府主管部门唱独角戏的管理方式已经严重落后现实需要，已经不能圆满完成社会管理的任务，构建多方联动、上下结合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结构，变得刻不容缓。实现这一任务，就要遵循“‘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公民为本位的治理逻辑，尤其是将基层社会管理看成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众多主体密切互动的行动场域，是各利益相关者商谈、对话、博弈、妥协、相互体认、共同建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开放的过程系统。”[1]在管理实践中，在发挥基层党政组织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扶持农村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传达民意、利益表达中的桥梁和沟通作用，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有效积极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3）变传统为现代
传统社会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依靠行政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控制。二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灌输，使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政治文化，以约束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三是依靠道德与法律，使社会成员自觉或出于权威的服从而接受社会管理。这三种手段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延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管理方法也必须由传统转为现代。现代社会管理方法与手段相对丰富，它是由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管理内容的复杂性决定的，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与民主，社会管理要求在适当运用行政权力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法律的、网络的等各种手段与方法，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以及教育、谈判等办法来实施管理内容，达到管理目的。从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看，方式、方法、手段由传统向现代管理转变正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表现在目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2]这种状况既不符合现代管理理论，也不符合农村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因此，我国农村社会管理方法手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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