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化。概括起来，就是过去那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传统战略出发、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党的对外工作”，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转变发展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了，即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总指导思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为直接目标、以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长期战略任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了。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原因和条件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是时代主题转换了，客观历史条件变化了。
党的对外工作30年：歷史性转折和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方向被扭转了，然而对外方针和政策仍沿袭“文革”时期的提法，这只要看看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就清楚了。当时由华国锋同志所作的这个报告，强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们是共产党，当然要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请注意，这里在“外交路线”前面还特别加上了“革命”二字，隐含“文革”时期所强调的“外交必须服从革命”的原则。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继续重申“两反对”和“三打倒”的对外战略目标，即“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30年前的这个报告所表述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已成为历史，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已与时俱进地发展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30年前完全不同。按20世纪末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的表述，今天党的对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无论是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交往的内容和形式，还是交往的原则与方针、交往的目标与宗旨，都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根本性的变化。
只要将党的对外工作的今昔做一对比就清楚了。就“目标”而言，以前是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强调“外交服从革命”，而现在是落脚到“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即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原则”而言，以前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现在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从“对象”看，以前只限于同共产党交往，而且不是所有共产党，只同我们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发展关系，所谓“修正主义”的党不行，社会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行，而现在是“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都可以交往；就交往的“内容”而言，以前党的关系是很特别、很神秘的“兄弟关系”，强调思想上的一致，路线上协调配合，行动上互相联合、相互支援，而现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流与合作”的关系，彼此都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上还可求同存异，完全是一种“新型党际关系”。
总之，过去党际交往中封闭性、排他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已彻底扫除，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现代政党交往中普遍通行的一些规范，如公开透明性、包容开放性，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文化)差异、谋求交流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等“阳光性”的目的和宗旨。这样，过去那种“党的对外工作”的旧貌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崭新面貌。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等为交往对象的政党交往新格局，党的对外交往呈现出“知交尽四海、亲朋遍五洲”的崭新局面。
“传统战略”不调整改革没有出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那种党的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虽然与现行的党的对外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但它的确是与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相吻合的。
所谓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重视国际联合和相互支援，主张先胜利的国家应支持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二是实行“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在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战略思路曾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在那几十年间，世界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社会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二战之后，东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世界殖民体系在60年代相继崩溃，随之“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当时的世界，的确是以“战争与革命”为显著特征的，而国际共运的传统战略也就是这种“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发展思路。在50－70年代前后他提出了“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1957年他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如果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年代那样的形势，毛泽东所预见的那种革命形势是可能出现的。
然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已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正如后来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深刻指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
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质。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如果继续实行过去那种传统战略，继续强调已取得胜利的国家对“世界革命”的支援，不仅不能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连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被葬送。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调整了传统战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
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强调：“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从而提出了进行全面调整改革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世界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带全局性的战略判断。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带全球性的丽大战略问题”，为扭转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传统观念，认识和及时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新主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不仅准确地分析了党的对外交往的“国际大环境”，而且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调整指明了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逐渐由“支援世界革命”转变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为直接目标、以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长期战略任务的轨道上来了。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着手调整同东南亚国家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妥善解决了某些历史遗留问题。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提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客人时，又强调要澄清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布中国放弃了过去的“支援世界革命”的战略。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又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長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表明中国已跳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明确提出了“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新思路。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又提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表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切不仅反映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愿望，而且也折射出中国外交在传统“和平外交”的基础上，已呈现出突出强调“和谐外交”理念的新内涵和新特点。这些理念和思想也是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体现。
由此可见，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逐渐调整了“战争与革命”年代推行的“支援世界革命”的旧战略方针，而实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为宗旨的新战略方针。
2005年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些情况说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使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所承认，这对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有益的。在最近的美国大选辩论中，两党候选人都避谈中国话题，有时还承认中美间有“共同利益”，这都是一种“进步”，对中国不是坏事。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必将在开拓创新中继续发展
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空前频繁和活跃。“政党外交”，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是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和领导地位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因此，许多外国政党很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关系。不少国家认为，只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不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整的。正因为如此，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范围迅速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党的对外交往(即“政党外交”)，已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大外交”，共同担负着为中国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任务。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必将在开拓创新中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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