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浙江的主要农村副业蚕、棉、桐因市场萎缩处于衰落状态，使浙江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恶化。浙江政府推进副业合作以挽救这几种产业。如在实验区组织行业合作社，在合作区实施专业指导，合作贷款，合作研究良种与合作社社员训练等。副业合作是政府对农民由单纯救济到发展生产的一种思路转变，是复兴农村经济若干措施中的一种，在实施过程中既有成效也有阻力，处于不断的探索中，客观上代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向。
[关键词]浙江，农村，副业，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48—07
浙江经济的基础在农村，农村产业除了作为主业的稻麦等粮食作物外，大部分属于农村副业的范畴。其中蚕、棉、桐是农民容纳过剩劳力增加收入的主要副业，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江为蚕丝出产地，全省75县中，产蚕丝者达58县，完全以种桑养蚕为专业者，亦不下30余县。每年计产生茧百余万担，生丝8、9万担，占全国丝茧总数1／3。“浙省棉产，昔负盛名，在棉业市场中，颇有相当之地位，运销各地，为数甚巨，市上所称之‘姚花’‘绍花’即浙棉之统称也。”“浙省为桐油主要产区之一。该省产桐区计有36县，分布于金衢严温等处，每年产量，约15万担至20万担之谱，约值450万元目。这几种产业与市场联系密切，是浙江农村的主要“富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内外市场的丧失，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恶化。浙江省政府通过合作徐图挽救这几种副业进而复兴农村经济。近年学界对农村合作的研究，有从宏观上探讨合作运动的政府行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对合作制度变迁的探讨，但从行业切入以经济视角对地方政府用合作发展生产复兴农村经济的行为，取得的成效及阻力，鲜有关注。合作从信用到生产，是浙江省政府建设农村思路的转变。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以丰富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制度的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浙江农村副业的衰落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浙江蚕、棉等主要农村副业因内外市场丢失而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从外部看，国外市场丧失，日本加紧侵夺我国产品海外销售市场。以前海外蚕丝市场，几为中国独占，自日本蚕丝业发达，规模膨胀，而华丝反受排挤。“我国销售美国之生丝，不到五万包，而日本竟销去五十余万包，尚不及十与一之比。日本节节进逼，连此五万包之销路，尚用种种倾销方法，思根本铲除，以图独占世界之蚕丝市场。”浙江为华丝出口重要基地，受其影响，出口锐减。“本年浙属各地夏茧……计有春茧，共计五万余包，连夏茧在内，不过六万包，较之往年，减去十分之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劫夺我东北市场，“一·二八”事变破坏江浙市场的正常秩序。湖州“在民国二十年前北方绸销尚佳，故农民之茧均制丝织绸，推行全国。不料‘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及东三省绸销大减，绸价日落，于是湖地之丝绸收入遂大为减少”。“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丝市几至完全停顿，濮镇绸销益为阻滞，存货囤积，以致机织停歇，丝行绸庄亏蚀，相继停闭者过半”。基于以上因素，产品价格遽跌。如“至二十一年，(吴兴)桑叶价只自八角至二元八角不等……至二十三年叶价愈跌，高自一元至一元二角，低至三角至五角”。蚕茧价格，“最高时每担可卖八十元，在四五年前每担尚值四五十元，今则仅售二三十元，说到丝价……现在是一跌再跌为五百两，前年最低时尚不满四百两……每担约八九百两的茧本，再加加工费用，成本已在千两以上，今所值仅及成本之半”。由此看出主要是日本倾销和武力劫夺，华丝逐渐丧失了国际国内市场。
从内部看，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市场竞争力。蚕丝衰落固然由于日本丝竞争与世界经济不景气，但农民不知运用科学方法改良产品也是重要原因。日本蚕丝不仅成本低廉，且丝的品质亦较能适合中外人士需要。因此复兴蚕业只有改良品质，减轻成本，才能畅销海外。要有良好丝质，须先有良好蚕种。浙棉过去在上海市场上向负盛名，现今物质文明日臻进步，纱厂为适应社会需要，纺纱支数由粗而精，行销市场的浙棉，大都为大簇棉种，此棉种纤维粗短，品质低下，不合各纱厂需求，“以去年十一月上旬棉花市价为例，则长绒细棉之灵宝花，每担皮棉价格值五十四元左右，而余姚棉则只值三十二元左右，相差竟达二十二元之多，于此即可概见”。余姚为浙江省产棉最多地区“徒以纤维粗短，品质未纯，以致价格低落，销路迟钝”。品质不合市场需要是产品逐渐丧失市场的内部原因。
此外商人剥削加重了这种危机。商人利用生产者对市场行情的隔膜，或者他们对现金的急切需要而进行不等价交换，生产这种商品的农民抵抗能力十分薄弱，如桐油的辗转运销就是层层剥削，农民将所产桐子售于油坊，油坊榨油后出售当地油行，由当地油行运销外埠油行，再由外埠油行转售于洋庄再运销外洋，在此过程中又有桐子桐油之小贩掮客及过塘行等中间人，运销步骤十分复杂，“更有预卖制度，即俗所称‘桐子批’或‘桐油批’，农民在未收获时，即将产品预先贱价出卖，所受剥削更甚”。嘉兴农民出售绸匹，并非直接售于绸行，盛泽镇上另有所谓“领头”(掮客之一种)272家，专以代替农民脱售绸匹为业，从中赚取佣金，甚至揩油中饱。此“人祸”无形之中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副业衰败，导致农民收入锐减，生活急剧恶化。崇德和临近的桐乡、德清、海宁、吴兴诸县，都是以蚕桑业著称的。1930年以前，一般农民都还靠着蚕桑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几年丝绸业急剧衰落，已迫使他们走向悲惨的境地。从崇德280户蚕桑业平均收入5年中锐减57％这事实上，可窥见一斑。
副产价格低落，农民收入锐减，只有铲除桑树，改种他物，使浙江副业规模萎缩。“唯养蚕因近年丝价狂跌，农民得不偿失，桑树全数砍去，养蚕一业已不占重要”。平湖“多数农户将桑树伐去，改成竹园，以致全县桑叶产量较从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减少养蚕直接影响浙江全省收入。浙江1932年蚕丝事业衰落严重，全省产量不及全盛时代三分之一，而全部丝茧价格之收入仅及往年十分之一，由一万万元而降至一千万元以下。1930年以前，由于农村副业繁盛，农民在茧、桐等季节开始时，经常典当大量押款，用于生产事业，在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后，不但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有大量的盈余，所以归还典当押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典当收回本息十分容易。30年代以后，农村破产，副业凋零。农民往往无力赎回典押物品，典当行也常常为架满所苦。“据统计，由于回赎率下降，1935年，浙江全省典当亏损总额达223万余元。”昔日嘉兴农民，无论大农小农，多有盈余；今则全然相反，大多负债累累，其能勉强收支相抵者，已不可多得；茧业失败实为其主要原因。仅有少数田地的人家，因为不够一家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