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同来的姐妹留在了广州市，而汪洋却被“发配”到东莞市常平镇。那一刻，她的心被深深地刺痛 1986年，16岁的汪洋初中毕业。懂事的农家女孩知道家里的穷底，又自忖考大学无望，便说什么也不愿再背起书包。当弟妹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汪洋也挑着一担大箩筐，跟着村里收鸡毛的“嫂子军”上路了……
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汪洋也许永远还是那个走村串户收鸡毛杂品的村姑。1987年5月，江西省永新县为输送一批女知识青年去深圳打工组织招考。汪洋去考了，且一考就中。于是，她走出家乡的田埂路，懵懵懂懂地登上了那辆开往广州的客车。
车到广州的时候，正值夜幕降临。高楼大厦、七彩霓灯、匆匆的人流和车流……羞怯怯的汪洋被眼前的繁华和美丽迷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要把整座流光溢彩的城市摄进心里。
但多彩的城市并没有因为那个外来妹的一厢情愿而接纳她。她们驻足的电子厂对新来的工人采用的是淘汰制。汪洋毕竟只读完初中，试用1个月后，要强的她虽然人瘦了一圈，但最终还是在那些难懂的集成块、线路图样前败下阵来。于是，她和其他3个同样遭遇的姐妹只好随带队干部辗转到东莞市常平镇，进了一家偏远的玩具厂。
就这样，知识第一次在这个扎羊角辫的女孩面前耍够了威风。汪洋多么想在那种都市氛围中薰陶自己、升华自己呀!但是，远走千里的她在绕了一个大圈后，眼见的依旧是不变的村舍和庄稼。“不就是比人家少了张高中毕业文凭吗!”一连几个晚上，疲惫的姐妹们早已呼呼而睡，汪洋还在一次次地用拳头砸自己的头。受挫后的她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要在百川汇海的打工人潮中挺直自己的腰杆，就必须读书、读书、再读书!
汪洋想买书。可钱从哪里来?进厂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作了押金，自己靠收鸡毛攒来的路费也早已折腾光了。汪洋找到财务主管要借20元钱，但对方拒绝了，怕她和前两天跳槽的湖南妹子一样借了钱作路费走人。望书心切的汪洋急了，一急泪就流了出来。因为没钱买书，她哭得好伤心好委屈!
好不容易捱到第二个月发工资。汪洋总共领了200多块钱。家里来信要钱买化肥，她寄去100元；剩下的，她全部用来买了一套高中教材。
除了请同厂的几位大学生教她温习高中课本，汪洋最喜欢看的就是金庸古龙席慕蓉三毛的武打、言情书刊，渐渐觉得腻了，便买唐诗、宋词和许许多多的中外名著。或许是对书太痴迷，从来舍不得买一件50块钱衣服的她，却敢跑新华书店一次购买上百元钱的书。
真的是个犟女孩!谈起读书，汪洋依旧是一副沉醉状:“你不知道，当姐妹们在外面嬉笑打闹，就我一个人独坐床沿守着那盏孤灯，看一本自己爱看的书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多惬意、多充实!”
因为一块黑板墙报，汪洋的心里已寂寞不再。凭着一支“生花妙笔”和一颗进取心，汪洋的工种先后由工人而领班而主管而文员，最终成了白领一族
3年以后，汪洋已经吞下去好几百本书了，她开始觉得老是看别人的东西不过瘾。
汪洋有些手痒了。她想写。
那时，汪洋已跳槽到有5000多员工的健达有限公司。厂房门前有块黑板墙报。常登些散文、诗歌、幽默小品。其中有许多文章被推荐到各级报刊发表，有几位“诗人”、“作家”还被厂方委以重任。汪洋心动了。走出校门就没再动过笔的她，尽管搜肠刮肚挖空心思，却仍写不出一篇象样的作品。有一天，她突然“灵机”一动，找来一本杂志，半抄半仿地“造”出了一篇《故乡情》，投进稿箱。一周后，稿子登出来了，墙报主编居然还加了评语，鼓励她“多出佳作”!
“天哪!多写几篇?我还怕走夜路多了，哪一天会撞上鬼呢!”汪洋心虚得直打鼓。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不露马脚，我买来了大量的写作资料，找出了高中课本，每天闻鸡而读。我还给自己订了个‘五一’计划:每天工作之余自学课文篇，看书报1小时，写日记1篇，每周外加1篇周记，每期黑板报发稿1篇……我似乎完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一定要写出好文章来，别让人笑话!”
或许是自知没有退路，或许是为了赎罪，从此她更是玩命地读，玩命地写。
流水线的工人一般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还得突击加班。每天夜班归来，整个人都散了架似的。姐妹们一沾着床便呼噜四起。但汪洋不能，她还有计划要看的书在等着她，还要记下一天来的生活和感受。11点过后，宿舍关灯了，她只得躲到厕所和冲凉房里看书，且每次都要站着蹲着看到午夜一、两点。好在查夜的老乡阿荣从不罚她告她。对此，她一直心怀感激。
看书好办，排队买饭、冲凉、等活做的闲暇都可以看。最烦人的是没地方写东西。同住一室的姐妹有9个，却只有一桌、一椅。大家没有什么共同爱好，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写信。她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父母、兄弟和朋友。自然，这一桌一椅就成了姐妹们争夺的“宝地”。汪洋心善，从不跟姐妹们争抢，她只是每天趴伏在床上写自己的东西。长时间的趴伏每次都让她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半身不遂”的麻木和痛楚。后来，她总算发现了可以写东西的地方:食堂。食堂里有餐桌、有板凳、有灯光。姐妹们在细嚼慢咽着边吃边聊的时候，汪洋总是匆匆扒拉完碗里的饭菜，在一片咀嚼声中拿出纸和笔。有时她干脆来到洗衣房，把一块硬纸板垫在水池边上，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刷刷而写……
这期间，汪洋还陆续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函授班”等3家函授班的学习，打工挣来的钱，很多都充当了学费。
时光因为忙碌而变得欢快而流畅。但是工友们都弄不懂汪洋为什么该玩的时候不玩，该乐的时候不乐，偏要用一双握锄柄的手去捉那欺负人的笔杆子。有刻薄的姐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刺她:“天天写，又不见发表过。一瓶墨水也要1块多钱呢。”汪洋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好气愤:我至少还有一个梦，可你又干了什么?你不买笔墨纸张也没见成为大款呀!
汪洋痴情如故。初学写作的她不知道投稿要用方格纸。灵感来了，她就拿出笔来记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写完了就随便往口袋里一塞。几乎每一天，她的口袋里都塞满了一个个小纸团。1年以后，汪洋的第一篇作品终于在当地刊物《桥梓通讯》上变成了铅字。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佛山文艺》、《外来工》等十几家报刊上不断有她的作品出现……
因了手中那支笔，汪洋的工作环境也在悄悄地改变:因为黑板报上一篇《车间生产管理之我见》，她被经理提携为拉长、仓库主管；又因为那篇清新质朴的处女作，一位港商把她请去做了办公室文员，使她有机会学习财会和中英文打字。只是，学习班离厂子有10里路，每天要往复几次，挺辛苦。但多一门技术，就多一份生存本领。就冲这一点，汪洋累死也心甘!
“社会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只要发奋，人人都可以成为明天的太阳。”这是汪洋的座右铭，更是她心灵深处的一缕阳光。
因了一个日渐茁壮的文学梦，汪洋付出了很多很多。为了实现自己的出书梦，她宁可用建一幢楼房的钱换回一本薄薄的诗集
文章写多了，汪洋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书!”
汪洋不停地写呀写，到1993年底，她已经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日记。最令人高兴的是，3年来她已经发表了200多首诗歌，并获过两次全国青年诗歌征文奖。
那时候汪洋已经是常平大众玩具厂的文员，主编厂里的大众墙报。偶尔夹着公文夹从黑板报前经过，竟然碰见有好几个工友在抄录她的诗。而且，只要墙报上没有她的作品，工友们便会迎面或打电话问她:“汪洋，怎么没见你写的诗?”
汪洋深深地感受到了打工朋友们对自己作品的厚爱。她决心自费出一本诗集。
恰巧汪洋一位编辑朋友在组织出版一套由冰心老前辈题写书名的《江南诗丛》。汪洋便挑选出一大摞诗稿寄了出去，居然审定过关了。朋友打电话问她印多少册?汪洋胆小，说印3000本。那边说:“可以。但你得付7000块钱开印费，3000本书到时由你自销。有把握吗?”
汪洋有些心慌。7000块钱对于一个打工妹来说不是小数目。况且，打工7年的她实际并没有多少积蓄。于是，彷徨中她只好写信问父母。很快，她收到了家里的加急信:一个农家女出什么诗集?7000块钱可以建一栋楼房呢。可汪洋已不再是收鸡毛的山里女孩，她觉得人生的意义远不只在于建房子生孩子。
“看准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汪洋拿出了全部的积蓄5000元，又向朋友借了2000元，一狠心就把7000元钱寄了出去。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汪洋的心里好一阵虚空!
1994年6月，一本印刷精美的诗集《漂流花季》问世了。
望着那本总共才110页的薄薄的诗集，望着自己7年来晨昏不分的心血结晶，汪洋的心儿欢跳，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果真如汪洋所料:《漂流花季》一出版，3000本书很快便销售一空，且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几十家新闻媒体先后作了报道。一时间，打工朋友的来信雪片般飞来，祝贺的、取经的、交友的、买书的，每封信每颗心都充满着热情和关注。难怪汪洋会在诗中轻吟:“……下雨的时候/心也涨潮/天晴的时候/花儿也展露了笑。”
……
汪洋依旧在写。汪洋打算再出一本散文集，还要把自己的打工见闻写进小说。她说她会是南方这片热土上的又一个“安子”。我们相信她，并预祝她美梦成真。
打工妹汪洋，心似汪洋。
(叶芳、易倩英摘自《涉世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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