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批评者和作者民族身份的认同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批评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此二者民族身份、民族感情、民族地位、民族历史、民族风俗等一切的民族文化集大成中的任何多一点的交集，都有助于解读作家的心灵世界。本着深入作家内心世界的愿望，我从感性阅读走向了理性读解。我关注到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比。在获奖的中短篇作品集中，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作品集《黑马归去》攫住了我的心。作者以一个哈萨克人独特的民族眼光，通过一匹来自山那边的美丽、强悍的黑马的“归去”，完成了民族文化灵魂的祭奠。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失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动摇发出了直逼心灵的拷问。同时，作者用一颗仁爱之心，以鲜明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独特的艺术审美关照，将哈萨克人生活的历史变迁和变迁中必然随之而来的痛楚、迷茫、失落、忧伤，甚至是隐隐的好奇和暗自的期盼，更多的是对于不确定的未来无法言说的等待之种种，付之于视觉之中，给人一种生命和弦的震颤。好比一个孤独的旅人行到半路，蓦然昂首眺望远山，却嗅到了来自脚下的大地和生命的气息。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中的每一篇什，故事迥异，人物遭际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一味地向真、一律地向善、毋庸置疑地向美。这绝不是她表现主题和处理题材的吃力所致。我想，这是对生命的热爱穿越了时光幽暗的长河，一路散发着笑语和欢歌。虽然，大多是忧伤的曲调。这也是她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标志――开放性的文化品格。读过她的小说，我触摸到了生活的本质。还有人性的力量，在遥远的峡谷高原发出穿透一切世间污垢的光芒。
当下相当多的小说创作，要么写尽都市的奢靡，充斥滥情主义的哀痛，小说成为伪都市生活的滥觞；要么尽写乡土的荒诞，盛满愚昧顽冥的酸涩，小说成为伪乡村生活的作料。小说家在生活的表层跳着最后一曲无人喝彩的华尔兹。当你看过一部又一部，总能碰到差不多相同的面庞和差不多相同的遗传因子。让人感叹，这是一个缺乏原创力的小说泛滥时代。想象力和原创力的极端匮乏使我们有理由从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寻找希望。
为更全面地解读文本，笔者就《黑马归去》的创作与作者展开了对话：
我个人以为，你的小说的独特气象是建立在你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地域文化的双重熏陶之上的，当然，这地域文化，应是你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还有中亚文化的混合体。你能就这种种文化谈谈你的体会吗?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至少有两个“舌头”，精通至少两种语言。这使我比很多人多了一双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多了一颗心去感知这个世界，多了一对翅膀，飞向更远的地方。这种感觉真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设身处地感受不同的生命观，包括其中所蕴含的朴素的生命哲学和生活哲学。而每一种生命观的形成和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懂了语言，你就读懂了它们，感悟了它们。你的生命观就变得丰富起来。我懂汉语，用汉文写作；我懂哈萨克语，用这个语言去感知生命；同样，反过来，也能做到如鱼得水。
如果说，我写小说或散文，的确有点自己的东西，那也是得益于我的两个舌头。我很喜欢汉语的白话小说。这种小说的文字简练，口语化，且常把名词或形容词当动词用。一段呆板的句子，一旦有“动词”了，魅力就来了。哈萨克语中，这种用法也特别常见。哈萨克族民间有一种活动，叫做阿肯唱，就是一种口头诗歌的擂台赛，竞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玩”得就是对语言的驾驭技能，常常惹得观众大笑，那是因为语言“动起来”了。所以，我想这两种语言提供我的经验，是我的“阿拉丁神灯”，我如获至宝!
小说是作家的个体劳动。仅对小说文本而不是发行量而言，这劳动，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批量生产，它最可贵的品质是它的原创性。它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哈萨克族作家。你的小说秉承了哈萨克民族文化的特征。当前有・个不好的现象，有一些表现民族文化的小说，那民族文化之于小说只是外衣与身体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民族文化仅仅是外衣上华丽的假钻。但对你的小说而言，哈萨克民族文化主宰了你的小说，与小说浑然一体。请你讲一讲你的民族文化对你小说创作的影响力。
哈萨克族是一个口头文学比较发达的民族，民间有大量口传史诗保留下来。哈萨克的口语文学传承表现在很多方面，不光是诗。平日里，如果有几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天，就会听出很多“故事”来。哈萨克语口语交谈中，叙事的能力很有特点。
哈萨克人描述一件事情，很爱讲细节，且一点儿也不嫌累赘。而有些话，你往实里说，他们又会觉得你很不会讲。说大实话，在很多哈萨克来讲，是语言无能的表现。在哈萨克人的表述里，一条狗，一头牛，一匹马，一只鸡的叫声，都有相对应的词。
另外，我一直觉得潜意识里，我对我的民族文化传统总是怀有一种敬畏感。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帮助。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我想，我会学着去做，学着去模仿。文学无论伤感，或痛苦、或欢欣，都应该是最美丽的。
中原农耕文化即汉民族文化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大文化格局中。从历史上曾经的强势文化，演变到今天的弱势文化。但这种弱势文化，我以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下，在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趋势之下，更显出它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性。换言之。就是在文化趋同化的态势下，反而显出边缘文化的优势来。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我相信你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以一个写作者的理解力和最起码的知识储备，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处于弱势，主要还是因为数个世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形成而造成的。
特别是在近几个世纪中，一些传统文化，不要说在主流文化中，就是在本地域、本民族的文化格局中，也已经边缘化了，或者正在消失。比如说：英雄主义。哈萨克族民间留下了很多长诗。近几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哈萨克族民间英雄长诗和爱情长诗就达二百多种，爱情长诗和英雄长诗往往又是混在一起的。可以说，英雄主义是哈萨克传统文化的主调之一。但现在，你讲这个，就有点“天方夜谭”的意思了。跟在文化大格局中一样，人们宁愿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讲“小人物”的贡献和伟大，而不是关于英雄的空洞的说教。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好东西被顽强地保存着。比如哈萨克族传统的生态观，就很让我感到骄傲。哈萨克人不拔草，不毁树，不猎杀怀孕的野兽，不食鱼苗，不杀小鸟；有人出生，大家共欢喜，有人谢世了，大家共悲鸣；宰杀家畜时，哈萨克人会让它死得有尊严，他们会说：“你死不为有罪过，我生不为挨饿，原谅我们!”还有就是哈萨克人的社会观，他们认为：人靠人得福。言外之意，人得福，不靠天力。再比如，大量保存在口语中的朴素的生活箴言， 告诉人做人的道理，告诉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告诉人社会成员间该怎样保持和睦相处。
你对边缘文化、弱势文化的理解非常到位。我想，应该辩证地历史地去看待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关系。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关系。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对这两种文化的正确领会，对创作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回到文本上来。我认为，《黑马归去》这部小说，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有一种宿命意味。
如果当有一天，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用来做自我赞美的好东西，正在慢慢消亡的时候，心情肯定会很复杂。就好比一个香甜的苹果正在你眼前一点一点烂掉。而一个苹果一旦烂了，就一定会彻底烂掉的。不宿命吗?这种感觉，我时常会有。也可能，这是边缘心态最典型的应急反应现象。如果，简单以“观念落后，思想保守”这样的字眼儿去界定这种心态，那是不公平的。
《黑马归去》里写到黑马，最能代表我的这种心态。
它风风火火地来，风风火火地去，像一只涅�的火凤凰，因为它的桀骜不驯。作为一匹马，也许，它已经完成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当好了一匹烈马，美丽，强悍，勇敢。而这种美丽、强悍和勇敢，又是那么容易受到惊吓，让你心疼。汉语词汇里，“归”这个词常与“来”合词连用，很少与“去”连在一起，而在我的理解里，黑马的“去”确实跟“归”连在一起了。它回到自己的归宿里去了，而且是悲壮地归去了。起初，我写它的时候，只为这个题材震撼，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意思。写完了以后，才发现，黑马震撼我的，正是我平日里感受最多的东西。
《黑马归去》中的黑马已然成了一种渐已消失的游牧民族文化的符号。它的“归去”。有一种踏上祭坛的悲壮。当我看到黑马踏上不归之途。顿时眼泪就涌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马归去》唱出了一首游牧民族文化的挽歌。
可能是吧。
哈萨克族被人誉为是“唱着歌来，唱着歌去”的民族。所谓“唱着歌来”，是哈萨克族小孩子出生时，要唱“齐丽德哈纳”，就是搞一个小歌会，唱一个通宵，几乎不管人家产妇和小孩子是不是需要休息，反正；你生你的，我唱我的。庆祝生命的诞生，是天下最好的事；所谓“唱着歌去”，就是为故人唱挽歌。哈萨克族的挽歌是哈萨克民间音乐中一支不可多得的瑰宝。即兴创作。现在在农牧区，女人们依然唱挽歌。她们的创造力，对生活的感悟力，对生命的理解力，乃至于，朴实、生动的语言感染力，总是令我瞠目结舌。对人类的每一次“故去”，对生命的每一个“消亡”感到无奈和惋惜，本是人类共同的情结。那么，如果有一天一种很好的文化方式，也要消亡了，那一定是一件值得唱一曲挽歌的事。人类，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追求城市化，爬上一个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迫使曾经的黑马要用自己最悲壮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是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文化的浸染，还有，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当你还浑然不知时，你的民族文化已然随着你的基因遍布了你的血肉之躯，还有你的灵魂。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不知道，我们以后的人会怎么样，反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个现象也许很难改变了。血液和基因中的东西，就像人的长相和性格一样，是跟你的出生和血肉连在一起的，不可改变。我身后有两层背景，一是我的本民族的，一是我的中华民族的。两者对我都有认同。它们认同我，我认同它们。比如说，我一走进我的哈萨克圈子里，生长在细胞里的那些因子，就会长出哈萨克式的“叶子”和“枝杈”来。在哈萨克族的理解中，天下植物差不多都是连成一片；而如果我要到内地去，细胞里的花就是一朵一朵的了。像牡丹，干枝梅，仙鹤来，甚至于黄山迎客松。两层背景，前者是体验，后者是经验。它们在我的精神体中，入骨三分，别无选择。我想，可以说，我血液和基因中的东西，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做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你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特征。语言的华丽和忧伤，抑或是苍凉，甚至于成为你的小说的“名片”。用边缘文化书写边缘文化，对中心的向往和排斥，对故土家园的坚守与背叛，构成了亲近和逃离的话语基调。让我感觉到你的小说里有一双忧伤的甚至自卑的眼睛，注视着人与自然无休无尽的纠葛。
感谢你这样评价我!
如果说，我的文字有我的特点的话，那纯粹是哈萨克族语给我的给养。我的文字是方块字，但传达出来的却是哈萨克的音符，尤其是那种语言的感觉。没有错，我一直在刻意这么做。
至于谈到我的作品“用边缘文化书写边缘文化，对中心的向往和排斥，对故土家园的坚守与背叛，构成了亲近和逃离的话语基调”，确实能概括我的作品现状。在新疆，有一类人，被人称作“民考汉”。1979年恢复高考后，有一部分在汉语学校读书的少数民族孩子，参加了汉语试题的高考。就被行业称为“民考汉”了。“民考汉”已经成为一种改革开放的社会现象了，影响到就业、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民考汉”。生活是民族的，但眼下生存是大众的。既在“体制”之内，又在“体制”之外。在我的民族面前，我可能更多地带着第二文化(即主流文化，或者说汉文化)的印迹，而在主流文化面前，我又是边缘的。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让我占有了跨文化写作的优势，同时也有一种非己非彼的不确定感。而这种矛盾的体验，毫无疑问会表现在我的文字中。然后，体现到我的作品中，人与自然的无休止的纠葛当中。说到底，这应该是一个文化现象。我感慨良多。
这是所有的用汉语言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的境遇吧。这也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化背景和文化现象。这会给创作带来别样的内容和审美感受。我想，就《黑马归去》，我们从小说内部到外部，又从外部到内部，完成了一个轮回。艺术即生活。小说的意义带给我们生存的启迪。黑马，这一“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语)让我们知道了比小说更多的东西。
责任编辑 赵晏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