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睡醒来，我在床边打了第一个呵欠。出门，在三楼二楼之间，我打了第二个呵欠。从楼下到单位，不足一千米，我打了第三个呵欠。在办公室，我感到困倦，身体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坐在桌前，面对色泽发暗的墙面，面对那把褪色的椅子，面对壁上业已泛黄的横幅，我打了……一……二……三……四……至少二十个呵欠。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整个下午何以如此失态，仿佛昨夜独自弄走了太行、王屋二山……然而，没听说愚公打过呵欠。
在这种状态下，我开始了对上午的回忆两辆面包车，驶出县政府大院，向西向北，穿过废弃的地方窄轨铁路，把二十多位同事卸在市中心血站的采血楼下。这之前，身体很棒的几位男士，在未接受体检的情况下，诺诺告退，宣称不适宜献血了!他们患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心脏也不好。我心生狐疑。一个个看上去牛一样健壮的男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病夫!我猜他们大概出于恐惧――传统观念认为献血会伤害身体……这将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家庭幸福。时因参与者超出了县里分配的名额，单位没再强调，默许他们退出。毕竟不是战争年代。参与并最终献了血的，多为女同志。她们显示了独特的生理优势，及基于母性的博爱。
我坐在被木隔断分开的采血室外，褪去右衣袖，将裸露的手臂伸进去。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娴熟而有力地用一根软胶管扎住我的上臂。她捏着一根粗大的针头，在我的臂弯比划着。我本能地紧张起来。当带着我体温的鲜血缓缓流进贮血袋时，我感到隐隐的眩晕。我不能断定真是眩晕，还是贮血袋上下不停摇动，让我产生了不适感，总之，我的身体有了微妙的反应。此时，在另一个窗口各采的女同事，突然毫无前兆地晕倒了。我听到了身体和凳子砸在地上发出巨大而沉闷的声响，随之是一片哗然和骚动的脚步……抽完血，我在下楼时看到了她。她已苏醒过来，面白如纸，好像失血过多，而实际上，采血针不过刚刚触到她的皮肤，尚未抽出一滴血来!
我轻松地走下楼梯，在血站大门口等待同事们出来。天气寒冷，我内心充满喜悦。拥有青春并可以随心付出是多么美好!
我破例提前离开单位。在和平路东头的菜市场，我让大胡子给称了些猪肝。《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在卖完血后，总要喝些黄酒，吃些猪肝。今天我要以同样的理由，享受这种待遇。我不仅需要补补身子，还将与我喜欢的文学人物平起平坐，亲身体验一次喝黄酒、吃猪肝的滋味。
我妻子中午在乡下。如果她在家，她会给我热黄酒、切猪肝。我会骄傲惬意地宣布：许三观往后靠靠，酒店里的伙计除了服侍你，还得服侍别人，而我的伙计只服侍我自己……!
一年之后，我得到了姗姗来迟的“无偿献血证”。我觉得有没有它无所谓，我压根不是为得到它才去献血，何况它来得也太迟了。我把它顺手放了起来。
今年早春，县里又一次组织义务献血。让人遗憾的是，我超过了年龄。虽然我不服气，觉得身体还好，可以再献一次，却还是被剥夺了权利。我被打入另册，毫无协商余地。我成了一个再与青春无缘的人!这是时间的轻慢和粗暴，是它的限制和排斥。
之后，我在办公桌抽屉最底层，找到了当年的“无偿献血证”。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证件，只是一片硬纸板，连塑料封皮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平绒布面了。它由“邯郸市献血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印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字样和标志。那和血液一样的红色，让人兴奋和目眩。如果说当年献血之后，我有的是高兴，现在则被自豪和珍惜所取代!我以为它早弄丢了，想不到保存得如此完好。要说的是，历年来积下各类荣誉证书，被我轻易处置掉，手头甚至连一本都没留，无意间却保留下来这本证件。这是时间的耐心和诚意，是善的眷顾和抚慰。那些丢弃的证书凝聚着我的汗水和体力，而它浸染了我的鲜血!
我更加肯定了我的判断――九年前那个下午以及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为什么打了数以百计的呵欠。献血后我该休息，哪怕一天或两天，而我连半天都没有。我的身体没有得到必要的休养和补给，没有得到及时复元。那些呵欠便是它的呐喊和抗议!
如今，我被摒弃在献血者之外，被摒弃在又一个早春的公益活动之外，让我深感困倦的九年前的那个下午，想来如此美好，值得眷恋。那时，我拥有年龄优势，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资本，连打呵欠都是一场奢华，一种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