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一封来自浙江的求助信。来信人叫徐秀花，称父亲徐天宝生平（浙江临海人，生于1908年，1942年客死四川）与红岩公墓墓碑上篆刻的徐天宝生平十分相似。信中，附有其父亲于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查询徐天宝无果等情况的两封信函。但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无徐天宝的个人档案和图片，只有叶剑英、童小鹏、薛子正、刘澄清4位同志的个人档案和图书中对徐天宝的零星记载。那么，这两位徐天宝，究竟是同名同姓还是同一人呢？
10月至11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先后派人赴湖南省档案馆、浙江省临海市民政局以及徐秀花出生地上盘镇沙基村等多地采访、查证。随着疑点一一解开，沉睡75年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史料疑点考证
据查证，徐天宝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从事后勤物资保管工作，因工作琐碎、保密等因素，与之相关的史料稀少。但这个名字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有关联，这成了考证工作求得突破的一条重要线索。
1.籍贯考。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初为“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因西北办有同样性质的游干班，遂又改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训练班设在南岳镇，简称“南岳游干班”。
在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中，第二期中共人员11人，分别为叶剑英、陈子英、蒋雪影、刘澄清、谢景屏、何思政、徐天宝、李涛、薛子正、吴奚如、边章伍。关于徐天宝，记载如下：
级职准尉庶务，年龄31岁，籍贯浙江海临，原任职务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特务长。
截至目前，这是我们查阅到的最详细的徐天宝个人档案。
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式建造红岩公墓。其中，徐天宝墓碑上篆刻其生平：
徐天宝，浙江海临人，曾任第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及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生于一九零八年，一九四二年夏病逝。
因档案记载与墓碑内容完全吻合，可初步推断，墓碑内容应源于湖南省档案馆这份珍贵档案。然而，1977年薛子正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南方局军事组部分情况》中，提及“去的还有一个搞生活的徐天宝，江苏人（后来死了）”。1982年出版的《回忆南方局（一）》一书，则将薛子正口述整理收入。不同的档案记录，徐天宝的籍贯却不相同，但口述者的回忆显然不及湖南省档案馆《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原始档案的记载准确。
红岩公墓建成于1983年，198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专门前往湖南省档案馆查询抄录这份档案，应为红岩公墓建造查考埋葬人员资料作准备。因此，我们判断红岩公墓上徐天宝生平源自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是准确的。
但我们赴浙江省临海市调查时，却发现浙江省只有临海没有海临，为何原始档案会出错呢？是口误导致登记错误，还是徐天宝不愿留下真实信息？
2.参加南岳游干班时间考。
徐天宝究竟何时参加南岳游干班？我们根据现存档案、图书记载进行分析：
一是《抗日战争前期周恩来、叶剑英在湖南的活动情况》记载，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八路军教官等30余人去南岳游干班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2月15日，南岳游干班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4月10日，叶剑英与参加南岳游干班的八路军教官、工作人员在南岳合影留念。5月15日，南岳游干班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
二是《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记载，第一期名单只有叶剑英、周恩来、李涛、薛子正、吴奚如、边章伍、李伯崇7名中共人员，没有徐天宝。
三是《衡山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1939年2月，叶剑英同李涛等5名教官和刘澄清、徐天宝（管伙食）、江竹筠（女）及警卫班一行，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到南岳游干班。
四是《抗战中的南岳》记载：第二期于1939年6月20日开学，同年9月20日结业。第三期于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20日结业。
综上所述，可初步推断：第一种，徐天宝没有参加第一期，到达南岳的具体时间应从1939年6月第二期训练班算起。但遍查所有档案、图书史料，没有任何增派人员的相关记录。当时，中共中央認为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需要继续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干班，对于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具有重大意义。叶剑英与周恩来等反复磋商，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从工作方针、研究教材、教学方法到日常管理等进行了周密部署，后勤保障工作更是马虎不得，后期增派可能性极小。第二种，1939年2月10日，徐天宝作为30余人中的一位，随叶剑英到达南岳，4月10日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可是，为何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天宝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