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喝水，我要吃馍，可谁管我哩！小卖铺，卖给我一个饼子，再捎带一根麻花。电灯你下来，坐在我面前，板凳到我跟前来，拉拉我的手……这是母亲的声音。这声音撕心裂肺。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到农村的老家，想睡一睡幼年时睡惯了的土炕，侍候几天我九十三岁高龄的母亲，尽一尽孝心。然而，这一夜我根本无法入睡，耳边总响着母亲的喊声。我落泪了，我伤心了……我平时很少回家，全凭侄儿媳妇和几个侄女招呼她。我无法知道她心底的真实情况，也不敢打听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是一个饱经磨难的女人，她比一般人受的罪更多、更大。别的就不说了，在她五十五岁那年，我的嫂嫂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撇下两女一男，大女十岁，二女七岁，小男孩八个月，嗷嗷待哺。一夜间母亲的头发全白了，耳朵全聋了，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了，只能看着别人的表情手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后来哥哥续弦，女方的条件是不抚养前房留下的三个孩子，后来又嫌我家成份不好，平时干脆不来我家。哥哥无奈，只好住到女方家，虽说不是倒插门，也和倒插门差不了多少。至此这个家的顶梁柱名存实亡，一切全靠我的父母艰难地支撑着。那年月，除了生活折磨外，成天还要干义务工，不是上南山挖树坑，就是到万头猪场除猪圈，还要表忠心，说自己是甘愿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记得有一次，母亲一伙被派到南山上刨树坑，他们每人胳膊上缝一个白布条，不用问，一看就知道是“四类分子”在劳动改造，押他们的人说：谁要不想挂这个白布条，今天多刨五个树坑。他们纷纷举手，都不想要这白布条，都愿意多刨五个树坑。想早一日摘掉头上的帽子，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又要拉扯这三个孙子，真是喘不过气来，每天只是摇头叹息，过着没滋没味的苦日子。
有一年，我带着五岁的小儿子回家，姥姥见外孙亲得不行，可家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随手拿了把镰刀，从院里斫了一棵向日葵给孩子吃。我新来的嫂子看见了，气呼呼地也拿起镰刀，将所有的向日葵都砍了。我侄儿上前阻挡说：“妈妈呀，那是我留种子的，请你别砍了。”那个不讲理的女人脱口说：“我还要砍你的脑袋哩！”当下大家都很尬尴，母亲一声不吭，悄悄地背过身去擦着眼泪。那女人仗着成份好，说话蛮不讲理，嘴上没有遮拦，为所欲为。别人背地里都管她叫半截棒槌。
母亲，也是一位有毅力的女性。有一年，她的腿疼得厉害，站不起来，寸步难行。她咬着牙说：“这还能行？我就不信还要瘫了不成！”于是，她在自己两个膝盖上绑上烂棉花套子，将大门关起来（怕别人看见笑话），在院子里爬，这个房里爬到那个房里，那个房里又爬到另一个房里，家里什么活都干了，到吃饭时饭做好了，该换什么衣服时，衣服准备好了，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一点活都没有落下。一个月过去了，竟奇迹般的好了，说也怪，和没得过病的好人一样。她常说：“人可能都是贱皮，挣扎挣扎就挺过来了。”这可能就是老天爷的恩赐吧。
快过春节了，嫂嫂从她娘家回到我家，看到什么都不顺眼，摔碟子掼碗，指桑骂槐，嫌家里穷，不炸麻花，又嫌割的猪肉少，全家人把她端在手里也不行。扫房子时，指点着我爷爷的牌位说：“你过去剥削人、坑害人太多啦，给后辈带来多少孽罪，现在才这么穷。”正在她叨叨没个完时，村里高音喇叭喊“四类分子”扫巷哩，父亲母亲拿着扫帚出去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过了一会儿，红卫兵给家家门上贴春联，给地主富农门上贴的是白麻纸春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横批是：彻底完蛋。那时候遇到过年，不管走到哪个村里，一看见白对联，不用问，这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父亲母亲扫巷回来了，和平时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也没觉得怎么丢人，又不是偷了人抢了人啦。嫂嫂就不干了，不受这窝囊气，马上要分家，要另立灶火，她只和哥哥一块过日子。哥哥有技术，是县食品公司的兽医，每月有工资收入。临近春节，母亲忍气吞声只好依了她。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咽下去了，只要人家能跟她儿子过日子，什么委屈都能受了。
嫂嫂平时在她娘家住，逢年过节生孩子时就回来了。四年生了两个女孩。临生孩子前，她早就扬言：“看那老婆子怎么样对待我和我的孩子，对那个死鬼生的就那样亲！”我可怜的母亲，成天看不到媳妇的好脸，这时候还要尽当婆婆的责任。数九严寒，嫂嫂生孩子了，母亲每天五顿饭侍候月婆子，又是红糖枣儿米汤，又是荷包鸡蛋，又是挂面汤，洗洗涮涮就别提了，脏裤子要洗，屎布尿片更要洗。虽是冬月天，每天袄袖挽在胳膊腕上，两只手冻得通红，手背上皴得满是血口子，累得一身一身出汗。尽量要叫一家人都和和睦睦，不论哪一个媳妇生的孩子，都是她的孙子，都是她儿子的骨血，她都一样对待，她都一样侍候，她都一样亲近。
我的大侄女二侄女到结婚年龄都找了婆家，胡乱嫁了出去，虽不理想，但还凑合，图的就是婆家成份好，不再受人欺负，走在巷里能和人一样。她们出嫁时，没有嫁妆，只有一床新被子，一身新衣服。根本谈不上戒指、项链、耳环等首饰，电视机、洗衣机连想也不敢想，用她们的话说，只要能有个大铝盆，洗衣服方便，就心满意足了。她们没有亲妈，得不到母爱。老百姓常说：“有了姚妈就有了姚爸。”她们的爸爸也不敢亲热她们。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常给人说：“这三个孙子，虽说不是我生的，但比我抓养自己的儿女都难，受的罪都大。”特别是两个侄女坐月子时，更是离不了娘家妈，她们的奶奶责无旁贷地顶上去了，不是亲妈胜似亲妈。给侄女洗弄脏了的血裤子，洗脏褥子，洗屎布，涮尿片，熬米汤，烙干馍，凡是娘家妈干的活她都干了。
我的侄儿结婚时，已经是1987年，爷爷奶奶努断腰根，也要把婚事办得像模像样。侄儿媳妇叫平平，离我家八里路，不仅人样好，心肠也好，是十村八村少有的贤惠媳妇。就是这么一个没有顶梁柱的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着，将家庭的车轮往前推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侄儿生了儿子，又生了女儿。生活还比较顺心。
父亲母亲为他们的孙辈费尽了心血，特别是为了他们八个月失去母亲的孙子，更是受尽人间折磨。
嫂嫂去世的第二天，天才麻麻亮，孩子哭着要妈妈，哭着要吃奶，哭得揪人心，哭得直喘气，嗓子都哑了。全家大大小小哭成一片，父亲满脸愁云，满眼泪珠，一声不吭，提了一个罐头瓶，走到一户有奶羊的人家门口，站在那里等呀等。那种心情，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心里像用刀子绞一样难受，应该说是人世间最难忍受的酸楚。吱，门开了，那家的男人说，老哥，你什么时候就等在门口，快快进来。二话不说，先给孩子弄奶。父亲临终嘱咐我们，可不能忘了你兴兴叔一家，他对咱家是恩重如山。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兴兴叔帮助我家很快买了一只奶羊。从此，两个侄女学也不能上了，每天割草喂羊，还要帮助奶奶看孩子。吃羊奶的孩子，长得白白胖胖，比一般孩子身量重。大侄女放羊割草，二侄女每天脊背上背个孩子，两只手十个手指头要交叉起来，还要扣紧，才能背起孩子。可怜的二侄女，七岁时每天脊背上要背十七八斤重个孩子。两只手关节挤得粗粗的，指头捋得细细的，现在还留有痕迹。从外边游门回来，一进门就喊：“奶奶，奶奶，不行了，不行了，撑不住了。”说话间，一松手，咚的一声，就把孩子掉在地下。奶奶也不嗔怪，也不嫌弃，毕竟是孩子看孩子。
母亲自从嫂嫂去世后，她既当奶奶，更当妈。生怕孩子半夜醒来要吃奶，耽搁热奶时间，两年没有脱衣睡过觉，更没有添过新衣服。她不像喂奶的妇女，孩子醒来，甩给个奶头孩子就不哭了那么简单。那年月，母亲的袄前襟，又是奶水，又是泪水，又是汗水，又是脏水，从来没有干过，就像油漆的布一样，又黑又脏，又明又亮，摸上去硬邦邦的，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冬天到了，从烂衣架上取下棉衣穿上；到了夏天，再从烂衣架上取下单衣换上，将棉衣再堆到烂衣架上。那么个破旧不堪的烂衣架，旧衣服堆得像小山一样。说一句不怕人笑话的话，那几年，一家人在穿衣上，只有单衣和棉衣，根本没有春天和秋天的衣服。
父亲八十六岁高龄时辞世，此后，这个家的日子更难过了……
新来的嫂嫂隔不了几天就要回来闹一回事，磨道寻驴蹄，专门找气生。拨弄是非，翻翻倒倒，把两个十来岁的侄女像丫环一样使唤，根本就不心疼，她要一回来，侄女们就别想有个闲空。母亲实在看不惯，气得不行，忍无可忍，背着嫂嫂，骂她的儿子：“你可是个活的还是个死的，也不劝劝你媳妇。”嫂嫂听别人给她翻倒了，两只眼睛一瞪，两手拦腰叉住，凶神恶煞般地三脚两步跑过来，把我母亲手腕抓住，推推搡搡，母亲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那个泼妇上前又捣了母亲几拳头，别人实在看不过眼，才把她拉开了。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那是我男人，你不能随便骂，你个地主富农老婆，现在不是过去啦，不准你随便骂人……”母亲在炕上整整躺了三天，睡梦中常说：“我在社会上受人欺负，在家里还受人欺负，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哩！”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十年，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哥哥和那个女人就办了离婚手续。哥哥退休后回到我村，她仍住在娘家。
再后来，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又讲科学种田，庄稼年年丰收，侄儿又在外面打工，手头钱也多了，盖了新房，买了摩托车、电冰箱、洗衣机，还安上了空调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真是一步一节芝麻开花。母亲多会儿见人都是那句话：“邓小平好，党的政策好，真是拨云见晴天。”她每天仍不辍劳动，家里活会干，地里农活也会干。后来老了，仍没有闲着，不是剥棉花，就是扫院子，摘葱剥蒜，洗衣做饭，捣辣椒，捎带看重孙。她常说：“家里的活，不见工，可就是干不完。”她对四邻和远近亲戚都好，对人慈善、厚道，生就一副菩萨心，但她从来不烧香拜佛，在和命运抗争的路上顽强地生活着。
有一天嫂嫂的兄弟来到我家，说他姐病得不行了，最后想见见我哥和前边的几个孩子。我哥做通孩子们的工作，一块去她娘家看了看她。她拉着我侄儿媳妇和侄女的手，泪流满面说：“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没有管过你们，没有疼过你们，没有在你们身上搭过一针一线，对你们太不好了，是我的不对，我在你们跟前是有罪的，我现在真后悔……”后来就泣不成声。几个女儿和媳妇把她穿脏的衣服和被褥都洗了洗，将她的炕扫了扫，重新铺了铺，又给她全身洗了洗，也算是尽了晚辈的孝心。
后来她就死了，按说她和我哥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她娘家人再三央求，要把她埋到我们村陵园。按农村的风俗，女人死后不能埋在娘家村里。家里人背着我的母亲，悄悄把她埋在我前一个嫂嫂的坟边。
这次我见到母亲时，她不仅耳朵听不见，眼睛几乎也看不见了，只能看到一尺远近的影子。侄女在她脸前举两个指头，她说：“你姑你姑父都回来了。好！好！”过一会她又说：“这么远，回来一趟不容易，再别萦系我，我就是这么个快死的人……”当我偎依在她身旁时，她用手摸着我的脸，摸着我戴的眼镜，摸着我高高的额头，就这样摸呀摸。那手呀，像干树枝一样，瘦骨伶仃，皮包骨头，冰凉冰凉。这是母亲的手呀，这双手将我从一尺五寸抚养成人，这双手支撑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这双手从事过为早日摘掉帽子的繁重劳动……母亲给了我生命，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任何要求，每次见面总是叮咛我：“好好工作，把公家的事当回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要小心眼，不要看手指头梢那么一点点，要公道正派，人心都有一杆秤，工作好比什么都强。”我给了母亲什么？几十年来，我借口工作忙，回家次数很少，在此以前，我竟没有给母亲洗过一回脚，梳过一次头。我握着母亲这双手，禁不住潸然泪下。我想跟母亲说好多好多心里话，近在咫尺，难以交流，母亲头脑清楚，实在是听不见，看不见。我心里的苦楚能对谁说？我到省城屈指三十多年了，母亲竟没有来过太原，没有坐过火车，没有见过高楼，没有吃过麦当劳……唉！我欠母亲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想把她接到太原，年岁太大了，有今天没明天，家里人不敢让来，我确实也不敢带她来。
后来，我和老伴给母亲想了几句话，在她百年以后，贴在她的灵前，以尽女儿女婿之心：生儿育女抚养孙，抱大孙孙抱重孙，生命一年又一年，旅途一村又一村，只知重担肩头挑，不问回报有几分；务农管家联系亲，累断骨头累青筋，庄稼一茬又一茬，琐事一身又一身，只盼日子常平顺，不顾高寿能几春。横批：冰清玉洁。
听平平说，奶奶每天不麻烦人，你招呼她吃了喝了洗了涮了，就没事了，她总是催着我们快摘棉花去，快忙地里活去吧！该收拾哪里快收拾去，我想大喊大叫，我是锻炼哩，你们不要嫌弃我，你们也不要多心。侄儿媳妇上地前，给她跟前放些馍馍、饼子，问她要开水么，她总是说，喝了尿，尿了喝，麻烦哩，不要了。她总是那样克制约束着自己。我也不知道她半夜里喊的要喝要吃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敢多想……唉！现在还能赶上，于是我给她洗了头，洗了脚，剪了头发，剪了指甲，用热水浑身上下擦了擦。
母亲平日在家里，只穿衣服，不穿裤子，坐在炕上，有时是躺着，她说这样舒服。又悄悄嘴对着我的耳朵说，人老了，就不作势了，尿泡上可能就有口子了，不觉得就尿下了，你下次回来给我捎些烂布子，就是不能用了的烂布布，软软的，我垫在屁股下面。
过了中秋节，当我起身回省城那天，正在厨房吃饭，听见门口咚咚有响声，扭头一看，大吃一惊，母亲拄着拐杖，竟衣帽整齐，围着围巾，来到我身旁，笑着说：“我送你来了。”我走后，侄儿媳妇问她，你平时不是下不了炕吗？今天走路还挺有劲。母亲哈哈大笑说：“平常我是装哩！我女子今天走呀，为了叫她放心，我走一走叫她看……她就不萦系了。”
又听平平说：“奶奶实际上能走出去，她怕别人笑话，她嫌她活得年岁太大了，她常说活得岁数太大了，对后辈不好……”她隐隐约约知道我哥哥，她的儿子，在一年前死了，当时是瞒着她的。她心里知道后，不哭不闹不言语。可怜的母亲，她竟是这样知趣，这样封建，这样糊涂，这样叫人放心不下……
母亲，我的母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