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邢诒前的家时，邢诒前的家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那套1987年花了17万元买的100平米的房子已经风光不在。令人心酸。当年的豪华伸缩式防盗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几根破旧铁条而已。咖啡色的屋门已经有了很大的裂缝。房子的墙面明显发黄了。卫生间里有几块断裂的香皂和几条色彩陈旧的毛巾。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达摩祖师的黑色木雕。祖师头发卷曲、瘦骨嶙峋，赤裸着双脚，手拿铁球，仰视前方的眼睛像两个闪亮的车灯。这座木雕，是邢诒前1993年请人从深圳用船运来的。他希望自己像这个达摩一样，深沉、智慧、有悟性。但现在他却跟达摩一样的孤独。
书房里还保留着他以前做老板时的原样，“精诚励业，进取奉献”草书横幅还挂在墙上，那是他做房地产时的经营宗旨。
他曾经是个名震海南的亿万富翁，可是现在他却千金散尽，一贫如洗了。就连一张机票甚至一根领带的钱都没有了。
2004年11月3日，他要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一个环保和公益事业方面的研讨会。但是没有钱。他只得找朋友借。为了省钱。买的还是夜班机票。根据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应着西服打领带。他没有钱买新衣服了，只好翻出上世纪90年代款式的旧西服套在身上。提的行李是一个花花绿绿的蛇皮袋。
这个曾经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亿万富翁，为什么会落魄到如此地步?是挥金如土坐吃山空，还是爱恨情仇命里遭劫?是触犯了法律被没收了家产，还是遭天灾人祸倾家荡产?
我们带着对他的同情、疑问和困惑，走进了他的鲜为人知的人生。
――一种令我们既感动不已又嘘唏不已的悲壮人生!
看到我这穷愁潦倒的样子，你们一定会替我心酸得落泪。可是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走上了这条路，我就得一条路做到黑，我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了，我只能顽强地走下去。
我的故乡海南省文昌市是著名的侨乡。1956年农历七月初七，我出生在文昌市东路镇名人山村。其实，所谓侨乡，都是历史上很贫穷的地方，人们只有漂洋过海，外出谋生。
上世纪60年代，彻底的贫困，几乎是名人山村人的生活方式。饥饿。是我中学4年关于青春期的唯一记忆。如果钢笔掉到地上，我不敢马上弯腰去捡：如果有人在旁边叫我的名字。我只能慢慢地转过头去看。不然，一下子就会眼冒金星。那时候，每家人在春节前都对海外亲戚的汇款望眼欲穿，那将是一笔高达一两百元的巨款。足够全家人体体面面过个好年。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邮递员的自行车停在某一家门口。一声“×××，你家的汇款!”给家庭带来不仅是钱。而且是福音。
1979年，我23岁了。那年的11月16日，我怀着金光闪闪的梦想。离开我供职的广东省琼剧院(现海南省琼剧院)，赴香港投奔父亲。这天傍晚，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略显破旧的军帽，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一侧的检查站。
港方工作人员皱着眉头，用钢笔戳着我的肚皮，问我是不是红卫兵。
简直莫名其妙!我堂堂的“文艺战士”，怎么受到这样的伤害呢?我冷冷地回答道：“我不是。”
双层巴士把我父亲和我带到了一个叫做“土瓜湾”的地方：30多平方的破旧楼房。住着全家6口人，这就是我在香港的家。父亲带着我在街边的服装店买了两套便宜衣服。看着镜子里出现的这个“香港青年”。我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父亲就说：“你来这里是打工挣钱的，不是享受的。……”
这天夜里，在客厅的躺椅上，我完成了“解放思想”的全过程。第二天，我成为建筑工地的搬运工。一年的时间里，我不停地换工作，每天的服装湿透好几次。晚上，我在躺椅上沉沉入睡。在那里。我一睡就是整整5年。
有一次。我到一家餐馆打工。走进大厅，也许是我的装束太寒碜了，正在进餐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看，我一时间手足无措。那种目光，比亮晃晃的灯光还难受。我想立刻转身回去，与建筑工地上的人呆在一起，但终于还是留下来了，我需要那份餐厅洗碗的工作。
贫困。让人连尊严都没有了。
1980年，我开始往返广州和香港，做起了“进出口生意”。我所说的“进出口生意”。其实就是小小的走私而已。那时候，香港和内地之间，这类走私生意很普遍。
两个巨大的、塞满牛仔裤或者小日用品的帆布包，是我进入大陆时的“行李”。通过边防检查，忍受几个小时火车的颠簸，我就可以把“货物”交给在广州接应的朋友。然后结账，吃饭，返回。
这个生意没挣到什么钱。我之所以坚持做这个，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自己做自己老板的感觉。”
转眼到了1982年，为了“生意”方便，我看中了一个“歇脚的地方”：深圳“南洋大厦”的一套小房子，50多平米，总价14万港元。我费了几个月的口舌，终于说服母亲借给我2万港元付了首期，往后每月按揭的l千多港元，由我负担。
“小财在己。大财在天”，很多东西既是头脑，也是运气。
1985年，深圳特区建立5年时，命运女神首次向我微笑了。满头大汗地提着两个帆布包的我注意到，我买的那个“歇脚的地方”，已经是价值40多万港元的物业了。
我当机立断将房子出手，净赚30万港元。这是我的“第一桶金”，虽然不多，在那时也不算少。
我不敢怠慢，钱袋捂得很紧，连母亲那2万元借款。也一直没有还――我想做一点大事业。
我把这些钱带回海南，在琼山县(现划归海口市)开了一个服装厂。1980年代的生意是好做的，不久，我又有两家服装厂相继开业。到了1990年代初，我成了拥有200万港元的商人，那时候，我才30出头。
1992年，命运女神再次微笑了，这次的微笑有些莫名其妙。当时，我让厂里的人给政府写报告，在服装厂附近要4亩土地，打算建一座职工宿舍楼。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土地批文让我看。我一看就勃然大怒，骂道：“我让你要4亩地，你怎么要了10亩?我要这么多地于什么?”
原来，是工作人员把我说的“4亩”听成了“10亩”。既然已经批下来了，也不便退回，我只好花了60多万元，买下了这10亩地。
了解海南省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不难猜到，1992年的海南，对一个手里有点儿钱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手里有块地的人又意味着什么。通过“炒地皮”发财的人在所不少．在“炒地皮”过程中一败涂地的也大有人在。暴富与破产的悲喜剧每天都在上演，要在这个舞台上笑到最后，演员的头脑和运气，缺一不可。
那时候，海南的报纸上整天都是公开竞买的消息，土地一天一个价钱，噌噌噌地往上蹿。钱好像失去了意义，变成了一串数字。看得人目瞪口呆。
我刚刚到手的10亩土地，价格在几个月之内竟然最高上涨了50倍之多。盖职工宿舍楼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我改弦更张，很快处理掉服装厂，投身房地产。“海南怡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随即成立，我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我请来了工程师，还有三四十个大学生。大批工人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地为我建造“怡田公寓”，同时为计划中的高28层、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的“怡田大厦”(商住楼)打桩、开挖。
1993年，预售建造中的“怡田公寓”已经让我尽赚5千万，而正在打桩的“怡田大厦”，当时最高市值6千万；我当年早些时候花1千万在文昌市海边购进的500亩地．当年最高市值也有6千万。再加上我公司拥有的10多部小汽车、10多部大卡车，我个人拥有的一幢价值几百万的别墅，总共算起来，在全盛时期，我拥有2亿元左右的资产。当然。这是资产，不是手里的现金。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发财了，这是事实。
当时，拥有土地。甚至只要拥有土地的批文，如果适时出手，就可以变现。我想搞产业，自己开发，不想炒地皮。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只有我开发的“怡田大厦”仍矗立在海口市龙昆南路。这幢26层的高楼．当时是海口市最高的建筑之
挣钱的方式，显示了一个社会的风貌；花钱的方式。则表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我当时糊涂。开始了大肆挥霍的生活。我可能是想通过花钱的快感。补偿少年时期的饥饿。和青年时期的艰辛。
钱，土地，我都有。我就买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汽车，最好的写字楼。我先开一辆皇冠2．8。又换成奔驰500，再买一辆凌志400。
1993年。我的夜晚从中午开始：我裤兜里塞着两叠现金，这边1万，这边1万，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回家之前减轻裤兜里的负担。我几乎天天在请客，大家都疯狂了，一餐饭几千块是常见的。到了晚上。夜总会要几个包房，一帮狐朋狗友，陪唱陪舞，‘一条龙’，全由我买单。”
我的挥霍是不分对象的。无论商务应酬还是日常玩乐，无论对方是富商还是穷亲戚，无论多年至交还是萍水相逢，我的豪宴总是坚持同一个档次，只要大家尽兴，“邢总邢总”赞不绝口，我就满面春风，笑声朗朗。
我的挥霍欲得到了释放，这可能是人性恶的方面吧。我觉得累，也乐在其中。再说，奢侈品本来就是让人享受的，没有机会享受的人，更应该享受。
挥霍为我赢得了喝彩，造福桑梓则为我带来另一种满足感。1993年，我衣锦还乡了。想要看看童年放牛、挑水的地方。
我不安地发现．阔别十几年的乡亲依然贫困。中学课本里有神笔马良的故事，马良的那枝笔，能满足穷人所有的愿望，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马良一样。
当时传到我的亲叔叔耳朵里的一句话是：“向诒前借钱，比去银行取钱还容易。因为不用排队。”
我给村里修了个水塔．又买来水管，让乡亲们喝上了自来水。我建造道路，修缮校舍，给乡政府捐赠汽车、建造大门，设立个人奖学基金，倡议成立校友会。资助年轻人去海口培训学习。我运来几大卡车的布料、衣服，分送给各家各户……至于今天给这家送一台电视机，明天给那家送个煤气炉，那就更不在话下。
我一直有一种造福济贫的心态，有时候别人来借钱的时候，我必须尽快安排。我担心自己稍有迟疑，会给乡亲们带来不安和伤害。这种感觉我知道的嘛。
花了多少钱，我自己不清楚。但据跟随我工作达10年的会计粗略统计，这些年来，我投入家乡的公益事业，累计金额约500多万元。社会上其他的公益事业有100多万元。共计700万元左右。随手借出去的钱，约有200多万。
对这一切，官方持鼓励态度。1993年，海南省政府授予我“爱琼赤子”称号，文昌市政府授予我“福造楷模”称号。我成为文昌市“特别荣誉市民”，同时得到了一把纯金钥匙。
还是1993年。我不止一次地站荒草丛中，皱着眉头。我注意到，故乡原本波光粼粼的“白鹭湖”已经成了毫无灵气的一潭死水。更远处，划过天际的鸟群早已不知去向，浓荫蔽日的森林正在日渐萎缩。
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故乡的模样。我故乡的模样是奇美的。山青水秀，月白风清，鸟语花香，天蓝云飞。
我喜欢鸟，喜欢树。我不是从食品的角度欣赏鸟，也不是木材的角度喜欢树。我的愿望很简单：让鸟生活在森林里。我决定做点儿什么，这个念头决定了我此后10年的人生轨迹，使之成为一个凄美的、下降的曲线。
1993年开始．我经常在路边买来待售的鸟，请人喂养康复后放生。有一段时间，哪里有人砍树，我就会出现在哪里，花钱把树买下来。于是。远近乡村缺钱需要砍树的人，在动手前都会给我捎来口信。如果“邢总”需要就卖给我了。
这一切似乎于事无补：“老板前”(我的绰号)保护一只鸟，同时有不止十只鸟在枪声里丧命；“老板前”赎买一棵树，同时有不止十棵树在利斧中倒下。
我所说的“森林”，在别人眼里，其实就是“荒地”。在海南，所谓“荒地”，是那些长满原生林和原生灌木、生活着珍禽异兽的地区。在一些人包括一些决策者眼里，这些树千百年来生长在那里，毫无经济价值，不如砍掉，种上西瓜、橡胶、胡椒、槟榔和荔枝等“经济作物”来得划算。
因为人们需要钱，眼下就需要钱：孩子上学、老人生病、年轻人结婚，哪样不需要钱?树可以变成木材，木材可以换钱；鸟，打下来卖掉，同样是钱。
1995年，当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让我深感震撼。整版广告上，一个孩子问母亲：“妈妈，鸟是怎么飞的?”
我曾经在香港接受到的生态和环保观念，被这个广告激活了，我成了一个自觉的环保主义者。
在我看来。海南的农村与大陆的农村不一样：海南的农民住在森林里。走到村口都看不到房子。人人都说自己的家乡可爱，我觉得，我的家乡不仅可爱，还很美丽。我把我故乡的风景看成非常宝贵的东西，看成一种文化。
作为商人，我从生态保护中同样看到了商机。设想是宏大的：利用保护区内特有的热带自然景观和奇异的人文景观，将保护区开发成一个融自然保护区、高级旅游度假区、园林商住区等为一体的大型万亩乡村公园。
这个思路是我突然想出来的，今天看来，我虽然从来没有在行动上贯彻这个理念。但也从来没有忘记它。
想起自己也曾经把珍稀野生动植物当成“野味”而大快朵颐。我突然觉得那些关于豪宴的“佳话”有可能让我遗臭万年，而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并让保护区产生商业利润，才是自己一直想做的“大事业”。
我的开发不是砍树卖鸟，而是通过生态恢复和保护，让保护区内的村庄都成为生态文明富裕村，最终实现鸟类天堂，花果世界。我认为，在海南。这是生态与商业开发的最好结合。
2003年，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岐山提出，要“努力把海南建设成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和全国人民的度假村”的开发设想。到了今天，“让海南保持郁郁葱葱，就是最好的开发”，已经是一些海南人的共识了。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提出这个想 法。显然是比较超前的。
1995年。我出资420万港元，注册成立了“海南怡田农业工程有限公司”，同时向文昌市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成立由私人(通过公司)管理的“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此前，私人创建自然保护区尚无先例，经过一段时间观望，1997年，文昌市政府批准了我的请求，将我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列为市级保护区，面积3．26万亩。覆盖22个自然村的1500多户人家。
这个保护区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不是个渺无人迹的保护区，而是一个人、森林、鸟类共同生活、和谐相处的保护区。保护区内的荒地和树木仍归农民个人所有。在成立保护区之前，农民砍树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有了保护区，对树木的处置将受到保护区相关规章更加严格的控制。我不签字同意。连一棵树都不能砍。我是主张尽量少砍树的，最好一棵都不要砍。
更重要的是，这个没有围墙的保护区，需要有人时刻提防偷伐树木、偷猎鸟类的事情。
行动开始了。我刚刚竖立起来的保护区警示牌，很快布满了弹洞刀痕。有人说：“村子里的树，是我祖宗留下来的。砍不了树，就砍人的头。”
我的办法是，出资解决乡亲们的燃眉之急，从而使一棵棵待价而沽的古树得以保留。我还建立一支巡逻队。日夜不停、风雨无阻地巡行在莽莽丛林里，一只只鸟儿在枪口下获救：保护区内的道路得以修整，水面得以净化。保护区还有一支“绿化队伍”，专门负责从保护区以外的区域，把濒临砍伐的树木运进保护区，移栽到“白鹭湖”周围。
我出钱使古树免于电锯之灾，但这些树的所有权也是不清楚的。我与农民签的协议，只取消了农民砍树的权利。不过，我也不在乎这些树属于谁，只要让树在原地生长就行了。
这种“买树”的花费。10年来共计约400多万元；保护区的日常运作，10年来共投入约200多万元。
我发现，我只能通过吃吃喝喝、私人关系、乡亲之谊来树立自己的环保形象，靠人们对我的好感来维持保护区的运作。我必须持续地慈善，持续地有求必应，反复在大型宴会上宣讲理念，才能维持保护区内居民的“自觉性”。而这些钱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无法计算。“白鹭湖”位于保护区之内，它周围的2千亩土地。是我从农民手里租来的，归我个人处置。在这里，我创办了初具规模的旅游度假区“名人山庄”。10年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从保护区外抢救来的树移栽到这里。
移栽这些“南国佳木”，既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件便宜的事。
比如。“名人山庄”里这几棵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堪称珍贵的野生蒲葵树。这种树直径约三四十厘米，高达二三十米，挺拔俊朗，是我从电锯下抢救来的。
1998年的夏天，我听说有12棵蒲葵树面临砍伐，就连忙赶去，以每棵1千元的价格买下这些树。我带着二十多个工人。花了好几天，把这些树挖出来。
这时候，我遇到了难题：怎么运回山庄呢?这些蒲葵原来生长在没有路的山上。与山庄一侧还隔着约500米宽的水库。
工人们用了3天，先把树抬下山。我回到山庄，租了一个汽艇，找大型汽车把汽艇运到水库。烈日下，工人们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他们赤身裸体地把树抬上汽艇，一棵一棵摆渡过来。
轮到最大也是最后一棵树的时候，就在水库中间，捆绑着树的绳子突然断了，巨大的蒲葵树掉进水中，眨眼间就不见了，汽艇团团打转，水面上出现一条神秘的水纹。
一个民工说，敢情是水鬼想要留下这最后一棵树hE?我与民工面面相觑，惊魂未定地开着汽艇逃到对岸。
对岸虽然有山路，但大型吊机根本无法驶入，大家只好停工。我东奔西跑，最后找到了一台由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平板车。司机倒也爽快，顺着陡峭的斜坡，一溜烟就把车开到水库边上。
走出驾驶室，司机猛然意识到出了问题：这么陡的山坡。他该怎么上去呢?
我连忙上前陪笑。司机大骂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要不要命的问题!”
办法总比问题多。第二天。我找来的东方红大型拖拉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趟一趟拖着平板车向山顶爬上去。
又是最后关头。谁也想不到，眼看着快到坡顶的时候，拖着平板车的3跟粗大的钢绳突然断开了，汽车身子一歪，一头撞向路边的电线杆，高压电线应声断裂，线头掉到车头上。电光闪闪。
完了，我吓出一身冷汗，司机必死无疑了。几秒钟后，司机却安然无恙地从驾驶室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这次尽遇上怪事……我睁大了眼睛。
电线杆倒了好几根，祸闯大了，我又陪笑脸又赔钱。听说闯祸的是“老板前”。对方哭笑不得地收了我几千元钱，摆摆手让我们赶紧走人。
几天后，这些百年高龄的野生蒲葵，在我的“名人山庄”重新扎根了。至今，还有4棵存活。
在移栽的时候，我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树种好了，我就高兴。花钱劳累，一觉醒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的“大事业”有了成效。大约在1997年前后。在保护区里。我又看到童年的风景了：几万只鸟在生活在浓荫蔽日的森林里。阳光下，一声不吭的水牛友善地望着游客，百年古榕慷慨地伸出千百条手臂，如同挡风遮雨的大伞，让树下的村民昏昏欲睡。
更令人称奇的是，2003年12月1日夜，海南欢乐节文昌市分会场所在地“名人山庄”的“白鹭湖”畔。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当我上台致辞时，树林里突然飞出上万只白鹭，它们欢叫着飞越会场上空，庆典为之中断。
我觉得，看见白鹭，人们的表情暴露了自己的内心：那就是久违了的欢乐．自然淳朴的欢乐。任何人在看见翩翩飞舞的白鹭时肯定要露出的那种笑容。
而就在鹭盘旋的时刻。我早已身无分文了。在当时所有的笑容中。可能只有我的笑容略带苦涩。
1994年年初，海南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我的2亿元资产急剧缩水，我只当了不到1年的亿万富翁。几个月前，一位希望花6000万元购买我规划中的“怡田大厦”的老板的话。开始不停地回响在我耳边：
“你现在不卖，将来会后悔的!”
我相信当时报纸广播上说的，海南追赶香港台湾指日可待。我认为。经济的暂时起伏很正常，财富的最终增值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要有耐心，尝到过房地产滋味的我，手里的土地和项目，终将继续给我带来巨大的财富。
我们这代人。经商经验不足。也没有上过大学。我脑子里充满幻想，认为慢慢等待总会好的。这样，一等就等了10年。
更重要的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资产问题。因为1993和1994年正是我大量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的关键时刻。1995年，又是我成立农业工程公司、为建立保护区奔走的时期。
在海南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搞，最后就是胜者；总是想搞项目的人，最后成了失败者。我一直试图搞保护区，最后就成了失败者。
有那么几次，我离开重要的商业谈判，匆 匆赶回家乡，解决村民砍树打鸟的问题，往往一忙就是好几天。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我根本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
唉，商场如战场，集中精力去做都不一定成功。何况我这样?
接着，我误解了命运女神的最后一次微笑。大约在1997前后，有人出2000万购买只打了几个桩的“怡田大厦”，我认为这是经济转暖的信号。更坚定了未来自行开发的决心。终于，“怡田大厦”应了朋友的一句话，成了我的滑铁卢。
从1996年开始，我不得不出售资产了。先是大卡车，接着卖小汽车。到了2002年。位于文昌市东部海岸的500亩土地．因多年没有开发被政府收回；我的海边别墅，也于同年以二十多万元的价格卖掉了；最后一部汽车，送给房地产公司的助手，抵偿拖欠的工资。房地产公司已经三四年没有做年检了，实际上等于破产。
就这样，我既要做生意，又要操心保护区。结果，三心二意的，什么都干不成。
2003年，我回到香港，想方设法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部分。是我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我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我不但买了树，更花钱修了路。给村里拉电线。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没有了。
可以说。生态保护已经成了我的生命。要是那笔钱还在我手中。现在就起大作用了。我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混淆了经商与公益事业的界限。
2003年底．我向文昌市市长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面欠我的款项，总共有数百万元之多。我说，几百万元的沉淀在我的事业遭受了挫折的今天。足以使小企业一蹶不振了。
市长批示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难能可贵。困难是暂时的……”
这不?前几天。两个村民找到我，递上一张在保护区砍伐120棵树的申请，上面写满了有关部门“同意”的字样。我只得默然签字，写下了“同意”。我其实是想把这些树买下来，但我没有钱了。不同意砍树，他们孩子上学怎么办?
从纸面上计算。我仍然是个亿万富翁。“名人山庄”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买来的，是我的财产。不少树很值钱。
曾经有人问我：“你不如砍一棵树，悄悄卖到广州去。不就是几十万?”
我不能这么做。要是砍了第一棵，就会砍第二棵、第三棵。还有，如果连我都砍树换钱了，我又怎么给乡亲们讲保护古树的道理呢?我花钱买树、救树，不就成了很虚伪的事情了吗?
今年上半年，一筹莫展的我回到香港，找到“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想在那里谋得一个职位用以养家糊口，如果幸运，也许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我在门口徘徊良久，终于敲门进入一个办公室。一个下级官员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我们只管香港是事情。不管内地的事情。”
我本以为自己作为一个拥有私人自然保护区的人，应该在基金会受到某种尊重，如果不是崇敬的话，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轻视我。但在那一刻。我还是觉得有些如坐针毡，甚至脸色可能也发红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经常用这些话安慰自己。但我的一个朋友要求我清醒一点。他说，这些话只是大人物回味卑微过去的意淫之语。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在经受上天给予的苦难考验，直到躺进棺材。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任降落到他们头上。实际上，苦难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所谓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受罪罢了。他还说，我们都喜欢欣赏悲剧带给我们的壮美感受，但谁也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里的悲剧角色。
在北京的会议上，我说，所谓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也不可能有大功告成的那一天。只要人类存在，环保和生态就要不停地投入。
我没有能力不停地投入了。但我也不能离开保护区一步。如果我离开了，保护区将在几个月之内彻底毁灭。
今年年初，我在保护区入口处竖立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这里只有自然和健康”。
有人说，邢诒前真的是没有钱了，连他自己都承认，除了“自然和健康”，他一无所有。
但是．文昌市以至于海南省的官员，也不时地前来“名人山庄”，以示支持抚慰。更有大中小学生结队前来参观私人自然保护区的美景，这些都让千金散尽的我感到安慰。
直到现在，当地政府也没有停止对已经陷入困境的我造福桑梓举动的肯定。2004年3月．文昌市政府再次授予我“热爱文昌，造福桑梓。‘椰乡赤子’金奖”(捐赠部分)和“建设文昌，造福桑梓，‘椰乡赤子’银奖”(投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我对家乡的捐赠获得了“金奖”。投资只获得了“银奖”。
有时候．我也会变得激愤起来。我曾对一群前来参观的中学生大讲尊严问题。我当时大声地问道：“我们，作为人的精神跑去哪里了?我们的历史跑去哪里了?我们的骄傲跑去哪里了?为什么到处都是低三下四的人?”
如今，我仍然在酒酣耳热之际，与几个至今以朋友相称的人高谈阔论。我把这样的聚会看成“强心针”。注射了强心针．我还得思考被自己无意中遗忘多年的商业开发的思路。
邢诒前的故事，极大地感染和震撼了我们，当他的泪在叙述中潸潸落下时，我们的泪水也落了下来。我们感动。我们悲伤。我们慨叹。我们嘘唏。我们的感情、心灵和灵魂在一种别样的感受里开始了融合与交流。
问：我们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特另0有个性，和一般的亿万富翁都不同，你为今天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吗?
答：这也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从有到无的过程，我不后悔，这种体验非常难得，不是有钱或者没钱所能体会到的。这种感受也是人生的一种色彩。现状是我做保护区这个事情，走火入魔，但这个事情，对人类文明、生命、健康都有关系，是崇高的事业，所以苦难也带着甜在里面。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目前的苦难一直延续下去，那就没有意义了。与过去的穷是不一样的。
问：你怀念过去的奢侈生活吗?
答：以前那种奢侈，实际上也是一种苦，回头看，感到收获非常有限，也觉得累。生命已经非常有限了，如果再那样，就成了浪费生命。所以有罪恶感。
问：目前的生活状态。给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答：最大的苦恼，有很多方面。一是保护区的问题，朋友和家庭都反对我继续搞下去，朋友也说，保命、发展和奉献，现在是保命，谈不上发展和奉献。但是，保护区像我的儿子一样，生下来了，养了这么久，放不下。鸟儿已经被保护得缺少警惕性了。放手就成了罪过。
二是乡村森林的问题。我的家乡不但可爱，而且美丽。以前北方大陆我也去看过，那里的家乡只能说是可爱，但谈不上美丽。我如果不继续下去，很快，我的家乡也就毁坏消失了。像文昌沿海的一些地方，每天都在毁坏，听来令人痛心。
三是社会对这个事情视而不见，他们认为没有我所认为的那么严重。但我不是杞人忧天， 没有保护的地方。生态不就那么消失了吗?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有人看不见。这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四是家庭生活的苦恼。我的精力放在这里太多，越是困难，越是把精力放在这里面。我要是走了，或回香港打工了。人们会说，保护区的我不干了，保护区就不行了。我就不能离开，精神的极大压力。
五是保安工资、油料费、通讯费等等都成了大问题。保安追随我已经十多年了，要是抛下他们。也对不起他们。
没有了钱，我的地位下降了。不但没有能力继续促进大家的生态意识，反而被人看轻，被人看成“神经病”，这是我最苦恼的。经历了贫困，体验了富有，重新经历贫困的我，认为自己还有挣钱的机会。贫困，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其实不太可怕，一个人吃饱喝好是不难的。但是，贫困造成很多美好理想无法实现，很多好事没法去做。这让我感到很痛苦。
尊严丧失的感受嘛，自己的感受不太明显，但没有钱的事情在社会上传开，对保护区的发展很不利。没有钱，会被人看成是没有能力；没有钱。人们会对我所做的事情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让我觉得尊严是必要的，而且尊严也必须以金钱为基础。
问：你的环保事业走到了今天这个窘境，当初是不是想都没想到?你觉得走到今天，原因何在?
答：当初。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会维持不下去的程度．虽然对其艰难有思想准备。那时候打鸟几乎就是一种运动，我反其道而行之，难度可想而知。原因?就是对自己钱的过高的估计吧。我知道做这个事情必须要有钱，没想到自己会没有钱。泡沫经济的破灭。有钱的时候挥霍。再加上大量的公益事业的消耗，保护区投入过大，花钱没有计划，造成经济困境。再加上社会上的非议也比较多，造成思想混乱。与村里关系的处理上，当时认为比较容易处理的。与传统的农民意识产生纠纷和摩擦，认为自己一片好心做好事，有时反被不误解。曾经为村民的纠纷头发掉了几块，当时担心不知能不能再长出来。村民认为我搞保护区是为了占他们的地，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发马上掉下来了。我来回报家乡，被这样冤枉，想不通。
问：感觉你的环保事业一直是孤军作战，而我们知道一些NGO在从事环保事业的时候，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当地人的参与，休戚与共，形成良性循环，而你只是一个人一味往里砸钱。一个人面对很多渴望金钱的人。再多的钱．都无济于事。似乎农民乡邻都不是和你一条心地在做，他们开始的勒索，后来的观望，你有感觉吗?怎么看?你现在回头怎么看这种做法，觉得又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答：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不是这样的印象。我的力量有限。要是有人故意破坏。是很容易的。我觉得，村民对保护区的感情是很深的。我觉得是取得了全体村民的支持。唯一的矛盾在于，哪些树木可以砍，哪些不能砍。这里矛盾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乡亲们说的，你的事业与我的生活有关。他们为了生活，打保护区的主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没有钱了，不能不体谅到他们的实际需要，就进退两难了。
问：想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仗义疏财。有些人可能更情愿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看到财富积累的数字噌噌往上长就很有成就感，而你似乎不是这样的，你总是要把钱花出去。你很喜欢这种给予的快乐?享受因此而来的荣誉?
答：我天性对数字不感兴趣，相反，对文字感兴趣，所以，我是个理想型的人。以前所受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自己的快乐并不在于数字的多少，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是在运用财富的过程中。在运用的过程中，财富的确给我带来了快乐。现在看来，准确运用财富，使财富增加，是快乐的。消费的时候，你花钱，别人领受，领受的人是快乐的，我也感到快乐，这样就容易大手大脚。我也感受到了财富带来的荣誉，公益事业的投入，的确给我带来了荣誉。政府方面给我的奖励很多。金钥匙。放在哪里了，一年前找，也没找到。究竟是丢了，还是放在哪里了，我至今没有弄清楚。
村民对待我的态度．他们尽管没有说出来。但却表现了出来。他们的热情和表情，使我感受到了快乐。这种感觉都不用说出来的。“老板前”这个称呼。一方面表现当时我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各种帮助的感激，一种友好。尽管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村民们仍叫我“老板前”，我虽然面红耳赤．但他们仍坚持这么叫我……
问：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个人性格?曾经苦难让懂得慈悲?还是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你觉得这种财富观是你这一代富豪共有的吗?你觉得你和新一代的比如网络英雄那一代人的财富观有什么不同吗?
答：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是苦人家的孩子，童年的贫困，少年的饥饿，再加上那时所受的教育。都让我形成了那种财富观。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偏重了一些。我是突出一点。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我的特别之处，是导致目前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看来，成功的人，不应该这样。但我觉得，像我这样，不见得就不会成功。不过波折多一些而已。对待财富，与每个人的性格关系最为密切。
问：听说你在毛泽东的坟前许过愿，要为人民服务，这是真的吗?
答：确有其事。我给记者提到了我游览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事情。当年，我曾在毛泽东的祖坟前许下这么一个心愿：“请保佑我像你的孙子一样，为人民服务。”我在某次觥筹交错的间隙，不经意地提起了这桩轶事。没想到，我的讲述让在座的人沉默了15分钟以上。我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时代。现在没有多少人还愿意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还是值得提倡的，如果大家都做到了，社会就很美好了。
问：你花出去很多钱，有挥霍出去的．有捐献出去的，有投入到自然保护区去的。现在回头再看．你怎么评价这几种花钱的方式?
答：我认为。这些年花出去的钱，只有造福桑梓和建设保护区的部分，事后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也是我至今受到村民尊敬、政府肯定的原因。财富是社会责任，负责任地花钱，是拥有财富的人的责任。我花掉了所有的钱，有些遭人耻笑。有些被人赞颂，这让我知道了拥有财富和支配财富的意义。我们家乡有句古话，“财散人心聚，财聚人心散”，指的是财富造成的两种结果。人心的聚散，取决于拥有财富时的行为。我现在没有了钱。但凝聚了人心。我觉得，人心，是我有可能东山再起的依据之一。
问：你散财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绕着很多人向你索取，他们也给了你很多赞美，你现在回头看。这些人，这些赞美，你觉得他们对你真诚吗?当你贫困时他们离你而去，你觉得受了伤害吗?
答：以前有钱时的不少朋友，也受泡沫经济影响，也成了穷光蛋了。另外，那时候每天的朋友好像都是新的，来的都是客，真正的朋友其实不多。时过境迁了。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机会聚会了。以前的事情，除了当时的乐趣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过将来要用到他们什么，所以，现在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现在我的境况又是这 样．跟有钱的人距离拉远了，慢慢就孤独了。我不觉得受到伤害，这很正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现在社会无形之中划了很多档次。
问：以后就打算这样一直做武训式的乞丐吗?有没有更长远的计划，东山再起的计划?我们指的是重新积累财富的计划。
答：世事难料，人的命运。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目前考虑最多的，是解决家庭生活困难。至于积累财富，考虑比较少。保护区与商业的结合，也是为了证明，保护和开发并举可以带来财富，对此，我还是有信心的。等实现了这个财富后，虽然大多数的财富不一定在我手里。但无论在谁手里，那都是财富。我在乎的唯一的事情，是要证明，保护区在保护的基础上，能产生商业价值。
问：感觉你的财富来得容易，去得容易，如果说积聚财富需要智慧，控制财富也需要智慧，而你的故事，财富的得来，我们看到了运气，财富的消散，我们看到了冲动。惟独没有看到足够控制财富的智慧。所以做你的采访的时候，我们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个人拥有财富的历史还太短啊，既欠缺财富的历史。也欠缺财富的智慧。想知道你对这一评价的感觉。
答：这可能是时势造成的。当财富来得快，来得不正常，珍惜就不够，就觉得自己会有花不完的钱。我觉得，正常稳步的财富可以让人清醒。也可以激发人的智慧。不太正常的财富，反而减少人的智慧。
问：你希望将来别人怎么评价你?
答：我更关心目前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评价，决定着我的保护区的前途，也反映了社会环保意识。社会对我的评价与我的事业是分不开的，对我的评价，就是对我的事业的评价。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搞私人保护区。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私人保护区出现，并且运作得更加成功。我现在是成功的，但路子似乎有问题。还有，我想知道。私人保护区究竟在我们的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种没有围墙，没有隔离带，不与人争地的保护区，与那种禁止人类进入的保护区相比，人与生物自然和谐，这样的保护区要多搞。但是，这样的保护区又特别难搞，人住在里面，情况复杂，应该作一个呼吁，提高全民的自觉性。才能把保护区搞好。
我这条路要走到底了，结局如何，应该决定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
问：你觉得自己固执吗?是不是太固执了?
答：我不得不固执了，要是不搞了，鸟就会死。树就会死，放弃就是一种罪过，社会影响也比较大。我的固执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我的商业王国的梦一直没有破灭。我的想让家乡富起来的梦没有破灭，我的保护家乡永远美丽的梦没有破灭。我想像拥有神笔的马良一样。给家乡的人带去他们想要的一切。我知道，我做得很失败，但我做了，我不后悔!世上没有后悔药，后悔又有什么用?
责任编辑 彭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