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名度的歌唱明星，在海峡两岸，为数不少。但是，象邓丽君那样影响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屈指可数。 不少女孩子羡慕女名星、女歌星，憧憬着成名的欢乐，但是，她们未必知道，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女星，也有着成名之累的苦辛。
一叶飘萍
1984年5月，邓丽君匆匆回到台北，只呆了两天，探探父母，就离台湾而去。她自从1973年离台到日本进修演唱以及后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一面求学、一面继续演唱以来，总是仆仆风尘，香港、台北、新加坡、东京、美国、英国，象一叶飘萍，生活过得一点也不安定。
不是喜欢这种忽东忽西的旅行生涯，而是为了履行演唱合同，邓丽君不得不到处为家。她最近自我解嘲说:“好在是单身，否则，怕也由不得我自由来去。”
1980年，同邓丽君有合约的宝丽金公司，曾经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把邓丽君打入美国市场，从而使她成为国际性歌星。宝丽金公司的这一打算，早在1978年邓丽君在日本留学时，就有了草案。一年后，邓丽君到美国洛杉矶上学，公司拟定了“三部曲”:一、在全美国作巡回宣传，包括在纽约的音乐中心举行三次个人演唱会；二、依靠全美电视广播及世界性通讯社发表消息；三、利用大制作的电影作世界性推广。
到底宝丽金的这一“宏图”实现了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邓丽君如飘萍似的生涯，却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了结。
名歌星在海外，竞争激烈，没有新的发展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淘汰。邓丽君不甘被无情的商业风浪卷走，立志不断进取。1984年上半年，她在英国进修声乐两个月。没有住所，就租下酒店的客房，每天早起练声。她总结在英国伦敦两个月的收获说:“以前知道唱得好要运声。但自己运得不好，学过之后掌握了一些技巧，唱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
1984年10月，邓丽君随日本外景队到香港拍电视节目，因天气突然转凉而“病到五颜六色”，还得挣扎着起来应付门面。
邓丽君并不讳言她到处飘泊而逼迫出世故的一面，她说:“十几年歌唱生涯的磨练，待人处事，我的确要比以前世故，懂得保护自己一点。”骤雨打飘萍，不保护自己怎么行呢?
三十岁生日
邓丽君的三十岁生日舞会是在香港“好莱坞东迪士科”举行的。一百多位香港影视圈的知名人士应邀出席。这一天，是1983年1月28日晚上。
有记者问她，在她三十年的幕后生活中，对她帮助最大的是谁?邓丽君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自从出道成名以后，十几年来，母亲一直跟着我。我到哪里，母亲就跟到哪里，照顾我，安慰我，帮助我。母亲是我精神上的支柱。”说到这里，邓丽君眼眶湿润了。
邓丽君在海外歌坛整整十五个年头，所走过的路当然是不平坦的。成了名，平时不能任意流露她内心世界的起伏。但是，象她这样一个自称是“我是个感情丰富、很独立的人”，要完全关闭自己感情之潮的闸门，也是不可能的。
他的弟弟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写了一篇题为《我的老姐》的文章，其中讲到一次回到家中，看见姐姐邓丽君独自一人向着窗外的异国街道，泪流满面……。
这是邓丽君和她弟弟一起在美国居住时的事。
每一滴无声的泪，是不是都浸透着她三十年华的坎坷不平，是不是都饱含着她十五年歌唱生涯的酸辛?用她自己的自白，“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唱歌，差不多是在十四岁左右，那时候年纪小，想着很好玩，又不觉得辛苦。在十几年之后，――很快，不知不觉已十几年了，当然其中会有不开心之事。”
“不开心之事”何所指，她没有明说，当然也不好明说。
三十岁了，而立之年，这位名歌星却经常因感情不能自制而泪满襟，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无悔的生涯
邓丽君的成名之路，是怎样铺设起来的呢?
天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成材料。没有刻苦勤练，没有经验的积累和好学的精神，有天赋也成不了人才。
1969年，她十五岁，第一次上电视节目，参加“群星会”演出，心情紧张，一出场就把歌词唱错了。
1971年，她主唱《晶晶》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引起轰动，这张唱片销售了五万张。1973年邓丽君到日本接受歌唱技巧训练，并且在那里灌录她在国外的第一张唱片，但是排行只是全日本畅销歌曲的第七十五名。
最初的这一段日子，邓丽君每天工作(包括训练)十二个小时以上。精神的耗损，体力的紧张，同行的嫉妒，包括被老板勒令卷铺盖走人，她都咬着牙挺过来了。
1974年，她正好双十年华，在日本的第二张唱片中的《空港》一曲获得红白歌唱大赛冠军奖，唱片销售破七十万大关。
邓丽君在日本一呆就是五年。邓丽君回顾说:“我其实并不喜欢生活在异乡”，但是，日本完善的演唱环境和条件，以及好的乐队，使她能够在每一次大型演唱之后，针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断改进，精益求精。
1977年，第一辑《邓丽君专辑》发行。1979年，她受到一次所谓“假护照”事件的打击，她只得悄悄地渡洋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加州，邓丽君享受过一段少有的悠闲和宁静，重温了她向往的学生生涯。
回首这一段艺术历程，邓丽君不止一次地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在这么小小年纪的时候，就踏入歌坛。如果时间倒回，要我再重新选择一遍，答案还是一样。”只是有一次，她补充了一句:“我常觉得有些遗憾，在别人正享受青春、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出来唱歌了。如果，生命还可以重来一遍，我还是会选择唱歌，但会把时间延后一点，先享受一段求学的生活。”
对自己的唱歌生涯无悔，而且愿意再重走一次，这就是邓丽君的性格。
为了保持不衰的名声
竞争异常激烈的海外歌坛，名歌星要持续高的卖座率，一定要靠新招式。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要赢得观众的喝采，并不轻而易举。邓丽君已经唱了十五年的歌，她为了保持不衰的名声，也绞尽了脑汁。
她苦思冥想，筹划在她演唱十五周年的纪念演唱会上(1984年初)来一个全新的突破。
多方准备，不惜工本，邓丽君想用新形象、新风格来出奇制胜。
她在美国参加了布鲁斯・海斯领导的彩虹舞蹈团练习舞蹈。每天六个小时，从最基本动作到排舞，将近一年时间，邓丽君觉得自己的腰肢和筋骨柔软了不少，美国式舞蹈的程式也学到了不少。
她还拜名音乐家卡尔・舒尔达为师，作改变音域的训练，目的是运用丹田，不象从前那样白白耗费多余的气力。
她还请名服装设计师比尔・威达为自己安排装束。比尔・威达是以为好莱坞明星设计服装而著称的。邓丽君花了五十万港币，做了五套歌衫。
她招募了四十个人的队伍，其中包括四位男舞蹈演员，两位女和音演员。这些配舞、和音的男女，在身高和头发色泽上，要能衬托出邓丽君的主角地位。令人注目的是，男舞蹈演员都是洋人。
1984年年初，在气温摄氏十度以下的寒冷的冬夜，邓丽君这一“突破性”的演唱会将在香港登场。
邓丽君的新形象、新突破，招徕了歌迷们。
人们注视着她，也回忆着她往昔的形象:头上挽髻，簪上了花，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幽幽地哼着曲调，婉转而浑圆，诉说着《千言万语》和《小城故事》。香港和海外的华人世界喜爱邓丽君，正因为她是中国式的歌星，她有中国少女的清纯甜美，歌喉、风度之美。熟悉她的歌迷们都记得1981年邓丽君主持金钟奖的领奖仪式，虽然她是一位贯串节目始终的主角，却没有极尽打扮之能事，既无艳装，也无浓抹，却穿了件没有腰身的旗袍式礼服、朴素、谦逊……。可是，这一次，在前后四万多观众面前出现的邓丽君，的确改变了形象。这位一向斯文娴静的歌星烫个了蓬松的发式，野性十足，那几套特意设计的歌衫，钉珠闪亮，有的下摆披絮，有的露背一直到腰际。邓丽君的台相，是一面唱，一面扭动着全盘洋化的舞步。
哗然的非议如刚打开的闸门。一家刊物的大标题是:《令人迷醉的中国风格没有了，邓丽君演唱会被批评》。一些评论认为邓丽君这次“改头换面”，使得她固有的柔美婉约的中国风格丧失殆尽，无异于在外国人的改造下变得不伦不类，抛弃了为人喜爱的温文形象，是个“并不可取”的突破。
邓丽君这一炮没有打响，是观众们不理解她，还是她不理解观众?或许是，为了保住名气的她，理解错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在竞争凶猛的商业化社会里理解错了自己的地位?下结论还太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她是中国的歌唱家
邓丽君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歌唱家。在她心目中，中国，她的祖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一个国家。
1980年在美国洛杉矶，邓丽君和她母亲、弟弟在该市磨树山游乐园巧遇从大陆去的中国田径运动员，其情其景，颇有意味，当中国运动员主动上去问道:“你是邓丽君小姐吧?”
“是啊，你们是……”邓丽君问。
“我们是来这里训练的中国运动员，从大陆来。”
“啊，太巧啦。”邓丽君和运动员热情握手。
邓丽君把身边的一位穿毛线衣的老太太介绍给大陆运动员，说是她的母亲。
运动员说:“老太太，您真朴素，跟大陆北方的老太太一样。”邓太太也回答说:“是吗?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在交谈中，邓丽君说起她的老家是河北省大名府。运动员们就问她:“您喜欢大陆吗?”“当然喜欢。”邓丽君说。
“为什么不回去看看?”
“如果大陆的团体正式邀请我去的话，那就去，但要经过台湾政府新闻局批准。”这是邓丽君的答复。
1984年初在香港，邓丽君在湾仔伊馆举行演唱会，她在唱《阿里山的姑娘》这首中国民歌前，首先邀请观众中来自台湾的同胞上台同她一起合唱，但没有人响应；邓丽君接着就邀请观众中来自大陆的同胞上台，果然有两位男同胞奋勇登台。邓丽君和这两位男同胞一起合唱了《阿里山的姑娘》。
邓丽君也关心大陆的歌唱界和歌坛新秀。她知道李谷一，也知道程琳。她托朋友录下称之为“程琳小妹妹”的磁带，还叮嘱说:“可千万要转来让我听听啊。”
加拿大中文电视台于1985年春节正式开幕，向大陆、台湾、香港的艺术家红线女、李连杰、邓丽君、汪明荃、谢贤、狄波拉发出邀请，希望他们以嘉宾身份一同出席。同是炎黄子孙，能在他乡聚首吗?难道真象邓丽君常唱的那样:“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
(林栋推荐，摘自《追求》1985年第1期，个别小标题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