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学界，“底层”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某些重要刊物和网站上，它几乎成了一个很时髦的词。这当然是让人振奋的。这证明，在我们的知识界，已经警觉到当前社会的弊端，我们畅想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格局，并没有建立起来。真正的现实，是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而贫困者之所以贫困，首先是权力贫困，然后是经济贫困，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正因此，贫困者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几乎成为不可能。我在中篇小说《大嫂谣》中，写到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诚实而艰辛的劳动，二是凭借暴力，三是“傍佬”（有姿色的男女傍富婆和老板），走第一条路却常常被克扣工钱，走第二条路要进监狱，走第三条路显然不能作为漫长人生的依托。在过度强调城市化进程的今天，乡下人收获的是生存的窘迫和尊严的丧失。他们需要帮助，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谁来帮助他们呢？只有贫困者自己。《幸福的火车》里的小娥，探夫途中流了两次泪，这泪水不是苦难逼出来的，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让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情的温暖。那个陌生男人，是跟她丈夫一样进城打工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知识界热火朝天地谈论底层，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们都太高高在上了，我们都缺乏那种连血带骨的疼痛。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经图解过“劳动”，他认为农民从来就不懂得什么叫“劳动”，只知道跪在黄土地上，顶着毒日头侍弄能喂养人的庄稼。�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那些愿意关注底层的知识分子，充满了真挚而崇高的敬意。他们的目光和话语，都是良知的凸现。作为一个写作者，不管崇尚什么样的主义，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其最终的归宿，应是对良知的表达。马尔克斯说，作家应该像秃鹫，啄掉社会的腐肉。这话说得多么好！但说起来容易，要做到，需要有那样一颗心，那样一种承载的勇气。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瞎起哄，在跟着说谎话。这世间充满了谎言，于是我们也跟着说，我们的理由就那么简单。其最深的背景，却是希望在绵延不绝的谎言中得到利益。《拯救》中的“我”，连一个乡下老太婆的人生也不敢面对，连对她丈夫的惨痛也不敢陈述，要抒写更加沉重的生命，靠我们哪里靠得住呢？我的意思是，让人尊敬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如果缺乏了理性和坚持，关注“底层”的目光可能很快就会移开，跟那些被资本豢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强大的诱惑面前，把良知像扔手纸一样扔掉，转过身去，迫不及待地抢占自己的地盘。�
其实，写作者的任务，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底层”的问题，而应该是“人”的问题。人创造了最大的光明，也制造了最深的黑暗，人向往和平，又充满争斗，而光明与和平总在远方，黑暗与争斗却填塞着生活的细节。我们斗来斗去的，最终会发现，我们是在跟自己斗，就像《父亲和他一生的对手》，当“父亲”惨败之后，才终于醒悟，他一生的对手竟是他自己。这样的结局让人沮丧，可我相信它的真理性。世界是一个整体，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当某一个环节断掉了，“整体”也必将不复存在；比如前文中的“底层”断掉了，也就根本谈不到“中层”和“上层”。当我们蔑视和压榨“底层”的时候，是在往自己身体上捅刀子。
就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