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久远的反传统思潮中，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往往也给以否定性的评价，以致一提起士大夫，人们想起的往往是范进、孔乙己一类人物。反传统固然是突破传统的一种方式而有其意义，“五四”的丰功伟绩便不可抹杀；但传统文化并非一无足取，士大夫固然有许多致命弱点，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不应持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将之全盘否定。且不说假如没有这一知识群体的长期活动，那么在暴力、权势与财富的统治下，古代民众要多遭多少苦难，就是士大夫之人格，亦有可以瞩目之处。例如士大夫讲求风节与操守，视变节易操如女子失身，这种精神虽说太“迂”，却“迂”得可爱，甚至可敬。
士大夫以道德为人生之本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人无法在穷尽一切具体知识之后才开始人生，但人生不能没有一个支点，那么就要总其大体。所以古人每每以“道德文章”并称。司马迁作传赞，每有“读其文而想见其为人”之低回深叹。做文先须做人，所谓“一字不识，亦可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士大夫并不否认求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是美德，但无论诗文论著，最终要凸显出一个至善或追求至善的人格来。“格物致知”，要先“致”出个作人的道理。有才而无行，那是不入流的“轻薄子”。
有人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儒教是“耻感”文化。确实，中国士大夫最怕的便是被斥为“无耻”；“无耻文人”是一入骨的讥骂。诗文高下、学问大小反在其次。“耻感”文化也并非没有自律的意义，“不欺暗室”也是前人的信条。富贵便淫，贫贱便移，威武便屈，不善善，不恶恶，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便是“乡愿”，这便是“无耻”。“无耻”的反面便是一种坚忍恒久的高风亮节。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曰：“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故孔门弟子求教，欲求“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朝三暮四，今是昨非，为其不取。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便是士大夫所推崇的节操与人格。
“忠孝节义”，自然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士大夫注重节操，未始不反映了知识分子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追求，一种特有的使命感、正义感与理想主义精神。这不是以一句“封建观念”便可以概括的。对于士大夫来说，人格之成就，并不仅在于一己之小善，更在于天人之际那与“恶”永恒对立的大善。故先贤有“先忧后乐”、“民胞物与”之志，有“事事关心”、“匹夫有责”之怀。吕坤倡言“理尊于势”，“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正反映知识分子的一种在“明道救世”的使命践履中成就人格的志义。
价值观并不等于人的实际行为，而是一个文化系统中习用的理想化的评价标准。士大夫中“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无耻之徒，自然大有人在。但总的说，对于士大夫，那种临难不苟、见危授命、仗义直言、秉笔直书者，总是被书之竹帛，千古称扬；而蝇营狗苟、见利忘义、曲学阿世、卖论取官者，则每每遭人唾弃。所谓“一玷清议，则终身不齿”。一念之差，一生道德文章便如落花败絮，付诸东流。可不慎乎！士大夫一向严于君子小人之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禽兽――小人――君子这一序列中，正包含了一个升华与堕落的层级：“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古代知识分子中不是只有范进、孔乙己之流，也有屈原、司马迁、李膺，范滂、刘滂、顾宪成、杨涟这种顶天立地的硬汉子。谭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反思历史时有人说，我们不看风节操守那玩意儿，而是要看切实的手段与功效。诚然，“行欲方而智欲圆”；但哪种理想不靠“九死不悔”的信念与精神才能推动？抛弃了道德标准，那么义无反顾、为民请命的志士倒成了褊狭的狂生，而苟且偷生、“曲线救国”之类反倒象是识时务的俊杰，这岂是持平之论？论史者不应把道德判断与历史的判断人为地对立起来。“知耻近乎勇”，风节操守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同样推动历史向真、善、美推进。任重而道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承民族历史上先贤先哲的那种浩然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