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史记》 人情世态 成因分析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地描绘了人情世态，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原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司马迁的身世，他的悲剧心理要求，他的政治社会理想，实录精神等。
《史记》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一座千秋闪光的丰碑，它以其广博的内容，被后世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司马迁把他的巨笔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到人的内心世界，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亲切感。他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丑恶的社会现象，愤激地抨击势利的社会。本文拟对《史记》中反映的世态炎凉现象作分析，并试图探讨司马迁对这一现象尤为关注的种种原因，及为改变这种世风所作的努力。
一
人生在世聚散离合，实属常见。造成人与人聚散离合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利益原则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利益既是把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又是把人分割开的鸿沟，在变化无常的聚散离合中，见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马迁对人情以市道相交，极有感慨，故于《孟尝君列传》、《苏秦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余列传》、《袁盎晁错列传》中反复言之。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后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相位，重新得势后的孟尝君非常憎恶散去的门客，扬言对回归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在说服孟尝君时的一段话是令人深深感慨的：“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冯谖把孟尝君的官府比作市场，当市场有物可购时，人们踊跃购买；当市场空荡无物时，人们自然不再光顾。对于孟尝君来说，他用以吸引宾客的货物不是别的，乃是金钱和权势，有金钱、权势则宾客聚，无权势、金钱则宾客散。孟尝君作为经营者，只能责备自己没有吸引顾客的货物，不能埋怨宾客具有选择的自由。
廉颇和孟尝君一样，也有过东山再起的经历，也发生过逐客受阻的事件，廉颇对世态炎凉也深有感触。《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然之理也，有何怨乎？’”廉颇门客把权势、金钱视为维系宾主关系的唯一纽带，而把自己当作待价而沽、能自行选择买主的商品。对于廉颇这位买主来说，当他已经不具备购进和储备商品的能力时，只能怪自己经营不善，无经济实力，怎么能怨天尤人，迁怒于自行流失的商品呢?既然这位门客把自己完全作为一个经济动物看待，人际交往中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之外不再承认其他因素的合理性，廉颇当然也就无话可说。廉颇的门客和冯谖一样，都用商品交换原则来解说人际关系，承认人的趋利是合理的，由趋利性所带来的薄情寡义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作为既定的事实默默地承受下来。司马迁通过宾客的言论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以市道交”的处世原则，以及追逐势利的社会风气。
世态炎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甚至发展到了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程度。―个人的富贵与否，有势与否，不仅一般人会对他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态度，就连亲人也会如此。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起初仕途受挫，“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窃笑之”。“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①可是，当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路过洛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苏秦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这里对家人产生凝聚力的不是苏秦在家中的归属角色，而是他的权势和钱财。苏秦嫂子的回答坦率得惊人，它毫不客气地撕破了宗法家族中那温情脉脉的面纱。苏秦的感慨是深沉的，他从切身经历中已经体验到，对于世人来说，富贵比血缘关系更有吸引力。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家贫无以为业而又多才多艺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文君与之私奔，文君之父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给她，听说文君夫妇卖酒为生，卓王孙感到耻辱，“杜门不出”。可当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奉使通西南夷路过蜀地时，“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②。在司马相如最贫穷的时候，卓王孙送去的是冷风寒气，使得司马相如雪上加霜。而当司马相如拥有权势的时候，卓王孙对司马相如一家的感情也升温发烫，不仅如此，卓王孙对司马相如、卓文君婚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司马相如与卓王孙关系的变化是戏剧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同样是贫贱与富贵，是权势和金钱的有无。
司马迁不仅广泛地描写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而且，通过对这种现象的描写，全面而清晰地向人们展示：封建社会是如何扭曲着人们的心灵，如何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司马迁从他的自身体验出发，以一种直捣人性底蕴的勇气，在《史记》中为我们展示了种种人性的丑恶。置身于如此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很难寻觅到一种真诚而终身的友谊。
在《张耳陈余列传》中，司马迁以无限苦涩的心情，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贫贱时刎刭之平交，以素心始而不免以市道隙末”的反目为仇的可悲故事。陈余张耳两人贫贱时“相与刎刭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对忘年交在人生苦旅中也确实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一种友情的牵引下他们互相扶持，走出了四处流窜的苦难岁月。陈胜起义后，他们受陈胜指令，先后立武臣、赵歇为赵王，张耳为相，陈余为大将军。他们都当了高官，就在这时，他们的友情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尽头。张耳与赵王被秦将围困在巨鹿城，陈余所部几万人驻扎在巨鹿之北。张耳几次派人召陈余救援，但陈余觉得自己兵力太弱，不是秦军对手，不敢前往。后来，项羽击败秦军，解除了巨鹿之围。张耳埋怨陈余见死不救，还怀疑陈余杀了他的救援将领陈泽。陈余怒，“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隙。”随着张耳、陈余权势的增大，他们之间的怨恨也越来越深。后来，陈余起兵攻打张耳，张耳败走投汉。汉二年，刘邦东击楚，请陈余发兵支援，陈余说，“汉杀张耳，乃从”。汉三年，张耳、韩信在�水之上斩杀了陈余。至此，张耳、陈余以他们的相互仇杀对他们所谓的“刎刭之交”作了无情的嘲弄与践踏。对于张耳、陈余以恩始又误会又绝交又对立又兵戈相见以仇结的交往史，司马迁深为叹息：“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之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司马迁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使张耳、陈余由生死之交变成冤家仇人的因素，这就是权势。因此司马迁在为他们两人作传时，详细交代他们如何势利倾夺。在他们心中，没有真诚，没有信义，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可以指天为誓，愿生死与共；当利害冲突时，他们就反目为仇，互相争斗残杀。张耳、陈余始相善、后相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心灵中虚伪、丑恶的真相。司马迁把权势给人所造成的异化展现得特别充分，它腐蚀人的灵魂，离间人们之间的友谊，使人利令智昏，泯灭情义，对此，司马迁流露出无比的沉痛。
在描绘人情世态时，司马迁还大胆地把笔触伸向了统治阶级最高层。《魏其武安侯列传》通过对窦婴升沉遭遇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世态炎凉，并进而揭露了上层统治者之间及宫廷内部的矛盾斗争。窦婴被封魏其侯后，“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被罢官后，武安侯田�由于王太后的关系，“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窦婴的靠山窦太后去世，窦婴因此“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天下士、郡国诸侯益附武安”。丞相田�娶燕王女，列侯、宗室皆往贺。田�起来敬酒时，“坐皆避席伏”，而窦婴敬酒时，“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世人就是如此趋炎附势，一个人是否当权，会对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再看田�对窦婴态度的变化，他尚未发迹时，百般亲近显赫的大将军魏其：“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而当窦婴失势，他自己做了丞相以后，又是另一副面孔。他先是戏许灌夫拜访窦婴，实际上“殊无意往”。既而又派门客籍福索要窦婴城南之田。窦婴不肯，灌夫打抱不平，田�由此与两人结怨，并最终害死这两个人。司马迁以实录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封建社会同僚关系的真相，使我们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如何滋养着病态的权力欲望和畸形的人际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历史上或现实中的世态炎凉、朝秦暮楚、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他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③司马迁以晋里克杀奚齐、悼子而迎立惠公夷吾，与郑甫瑕杀郑子婴及其二子而纳厉公突相提并论，二人之被赐死，作者认为是“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的必然结局。在尔虞我诈，以市道交的社会中，抱信守节往往无济于事。荀息信守诺言，却至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即是明证。这是作者在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悟出的生活真谛。《汲郑列传》正文对汲黯、郑庄当时的遭遇炎凉一笔带过，在论赞中司马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了：“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④有势则往无势则去，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司马迁是个极真诚的人，也是一个有着火热心肠的人，他渴望那种建立在侠风义骨基础上的真正交情，对于以利相交、利尽则去的势利世风，他怎能不悲叹。主父偃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成为天子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司马迁对主父偃的遭遇深表同情，对随风转舵的“诸公”极为愤慨，对墙倒众人推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⑤
二
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人性之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司马迁以其深刻的眼光，以其敢于正视人间所有罪恶的勇气，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令人震悚的人生实相。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由悲愤而至于认可，实在表现了司马迁一种无言的痛苦，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性恶的深刻体认。为了对抗这种人性恶的世界，司马迁更展示了人性中值得骄傲的优秀品质。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深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对士卒以情换心。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他们不为权势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节义之士。
《管晏列传》热情赞颂了管鲍之交，精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至足动人的友情，歌颂了一种理解朋友、信任朋友、为朋友不惜贡献一切的深厚情谊。鲍叔牙自幼同管仲交往，深知管仲有才能。当管仲被囚禁时，是鲍叔牙出面说情，解救管仲。齐桓公本想任鲍叔为相，可鲍叔却将管仲举荐给齐桓公，并“以身下之”。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鲍叔以最大的体谅来对待处于逆境之中的朋友，以其识贤荐贤的高尚品质取胜。可以这样说，没有鲍叔这位知己，管仲早已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权斗争的牺牲品，更不可能建立功名大业。鲍叔牙甘居人下的让贤精神，与李斯、庞涓之类“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险恶用心相比，何止天壤之别。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出自肺腑的心声，是对人间友情的最高礼赞。司马迁将《管晏列传》列于《伯夷列传》之后而成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正显示了司马迁的无限用意。如果说《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是为了弘扬一种最高的节义，那么《管晏列传》则展示了一种珍贵的友道。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说：“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益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故于《管传》，即在仲口中，备言鲍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贤，则受知者之贤自见。”李氏所言，深得司马迁的微诣宏义。司马迁推崇这种知己之交，他认为知己之交应该超越一切世俗名利观念，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以最宽阔的胸怀来体谅对方，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对方，使两颗心灵在同一个频率上跳动。他认为知己之交的最高境界，乃在于创造条件，让朋友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司马迁内心的呼唤，他对知己真情的渴望，又包含着他的痛苦的人生体验。
《季布栾布列传》载：栾布早年与彭越是朋友，汉初时作燕王藏荼的将军。燕王反汉失败，栾布被汉所虏。彭越听说后，用钱赎出栾布，又向刘邦求情，让栾布到梁国当大夫。后来彭越被刘邦、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彭越的人头已被高挂在洛阳的街头示众，并有诏令曰：“有敢收尸者，辄捕之。”当时栾布正为彭越出使齐国，栾布回来后，“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栾布有感于彭越的知遇之恩和早年的贫贱之交，虽然明知这种举动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依然义无反顾，我行我素，不为朝廷的淫威所屈服。在世态炎凉的社会中，人世间的这份真情显得十分珍贵，司马迁热情歌颂了栾布与彭越之间的真诚友谊。
《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热烈歌颂了轻生仗义、急人所难的游侠精神：“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足多者焉。”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郭解“以躯借交报仇”，“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锐身救人，排难解纷，甚至不惜牺牲自我。司马迁通过对游侠“为死不顾世”的颂扬，有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因为现实政治太黑暗，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忠奸不分，是非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尔虞我诈，落井下石，面对这个在功利社会中反功利的伟大人格，深知世态炎凉的司马迁怎不倾心歌唱呢？
《史记》反映人情世态的作品达十二篇之多，说明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深切关注。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呢？
首先，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司马迁生活在我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发展，潜伏的危机已经显现的时代。汉武帝外事四夷，发动战争，“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困难，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旨在搜刮、掠夺的政策，诸如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朝令夕改，弄得民不聊生。武帝晚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汉武帝表面上尊儒，实际上实行的是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专制统治，完全压制、扼杀了西汉初期那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局面。社会风气为之大变：过去君臣间的比较平等、能够推心置腹的关系不见了，变成了唯唯诺诺、噤若寒蝉的以皇上为中心的绝对服从；社会上过去那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反抗邪恶、打抱不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甚至趋炎附势、奉迎拍马、落井下石。司马迁生活在这个由盛到衰、由强到弱、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情冷暖的现实，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扭曲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感情病态地发展的现实。这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能如此深刻的根本原因。
第二，与司马迁的身世有关。司马迁二十壮游，走出书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⑥。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跋山涉水，行万里路，到社会生活的海洋中领略浩渺风烟，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与黎民大众共呼吸，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厄鄱、薛、彭城，经历了艰辛与危险，他观察、了解、体验了世态炎凉。特别是他四十七岁时遭李陵之祸，被处死刑，当时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使司马迁感慨万千，极为伤心痛苦。受宫刑，使他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⑦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他不仅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而且看透了那种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的仕途官场的恶浊。面对着这个充满背叛与势利的社会，面对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险恶人生，惨遭现实痛击的司马迁有着切肤之痛。他深知背叛的惨毒，深知世态炎凉的苦味，深知人间的种种恶意。因此，他对这种现象特别敏感，对这类事情的感慨特别深，每遇此类事情，他的感情总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写入《史记》，以抒发自己的悲愤郁闷之情，正如当代学者钱钟书所说：“马迁于炎凉世态，如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者，殆别有怀抱而陈古刺今，借浇块垒与。”⑧明代的茅坤在《史记钞》中说：“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家一片胸臆。”晁无咎曰：“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所遭，寓之于书。”这种自我与历史的苦涩交融，使《史记》散发出一种难以自持的凛冽寒意。
第三，与司马迁的悲剧心理需求有关 。司马迁生活的西汉前、中期，是一个激荡着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豪情的英雄时代，当时的士人们积极入世，勇于进取，充满自信心、自豪感。司马迁作为一个掌管天文历法，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天官，坚信天道始终循环，坚信自己正处在一个王者兴盛的伟大时代，坚信他本人是身膺五百大运的名世者。他曾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⑨司马迁要做孔子第二，并且身膺五百大运，这是一颗怎样激动的心灵，又是怎样广阔的心胸啊！他的理想太高，人生期望值太高，而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乏鼓舞人心的事件，但在司马迁看来，现实还是太平庸了。司马迁的悲剧心理就产生在这个理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司马迁的心灵实际上经常处于不满足状态，他时时有一种沉重的莫名其妙的忧郁与寂寞，他的情感世界也异常干渴。他盼望与同样的英雄心灵相互碰撞，盼望有几个与他的心灵用同一频率跳动的朋友，他盼望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内心情感、他的向往与憧憬、他的才能与创造潜力、他的痛苦与愤怒、他的寂寞与忧郁。可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和事太少了。司马迁通过对人情世态的描绘，通过对世态炎凉，以势相交的感叹与批判，通过对人间真情、信义的歌颂，寄托自己对人间真情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关注世态炎凉，批判趋炎附势，可以看作是司马迁满足悲剧心理需求的一种手段。
第四，与司马迁的政治、社会理想有关。司马迁强调为人处世应以情义为重，这是他伦理道德观念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整个人类社会史，无时无处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无人不有酸甜苦辣，人们多向往着和好、亲切相处，然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无数受苦难遭冷遇的人为此心酸，有多少哲人智士对此苦苦思索社会原因，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对此麻木不仁。司马迁发现历史上许多人物遭受了世态炎凉的不公正待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不断在重演，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司马迁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即人与人之间应该慷慨相助，知恩图报。像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栾布与彭越之往，贯高及五百壮士与张敖之来往，都是司马迁倾心歌颂的。司马迁认为君臣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大臣之间就该互相理解，平等相处。当国君的应该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当大臣的应当竭尽全力，报效知己，如燕昭王与乐毅，齐桓公与管仲，知伯与豫让，蔺相如与廉颇。然而，人世间的这种真情太少，司马迁更注重于人情冷暖的现实，通过对汉代现实的鞭挞，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表达司马迁对人间难得的真情、信义寄予莫大的关注，对人间友情、友谊的礼赞和渴望。
第五，与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有关。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⑩司马迁写《史记》，能坚持原则，勇敢无畏地秉笔直书，他说出了当时进步的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或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司马迁对当时受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红人们的骄奢跋扈、贪纵无耻，一一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汲郑列传》对武帝时代上流社会的世态炎凉，表现了极大的憎恨。《酷吏列传》反映了武帝时代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贵族们骄横跋扈，地方割据势力的图谋造反，土豪恶霸们的为非作歹，以及贫苦人民无法生活而采取的铤而走险等等。《魏其武安侯列传》关于人情世态的描绘，触及了封建帝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以上内容，没有实录精神的史家是不敢写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先秦、秦汉时期的人情世态，世态炎凉，以市道交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其范围之广，篇幅之多，关注之切，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司马迁对人情世态的批判、抨击，与他所处的时代，他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悲剧心理需求，他的实录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何梅琴（1964－），河南省平顶山人，河南省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①战国策・秦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85页．
②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047页．
③司马迁．史记・郑世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1777页．
④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114页．
⑤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2936页．
⑥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41页．
⑦司马迁．报任安书．转引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610页．
⑧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第357页．
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第3296页．
⑩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2，第27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