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已经解散20多年了，作为一个在生产队劳动20年的“过来人”，我对那场经历作点思考，应当说是有点资格的。也许，我的看法有些偏颇，有些人看了可能不喜欢甚至反感。我欢迎他们来同我争论。
一、对一个生产队的经济解剖
我所在的村（即大队）在华北平原上，仅距北京百里之遥。村里有6个生产队，我是其中一个生产队里的社员。生产队里计220人，360亩土地。1962年我到这个生产队时，它仅有两辆花轱辘车（即原始的木轮上嵌铁瓦的车），两头驴子，6头牛，资产（不算土地）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生产队部和牲口棚均是原来富农的房子。这3000元的生产资料也还是1954年成立合作社时中农以上农户入社的资产。据说当年入社时，生产资料曾一度“蔚为壮观”，共有3匹马、两匹骡子、七八头驴、十几头牛、五六辆车（其中有一辆胶轮马车），还有十几架安在砖井上的水车。可到了1962年，这些资产就被折腾成3000元了。
据我了解，我们村在1949年至1954年这段时间情况相当好，村民们的收入，不光靠农业，还来源于从工从商，生存道路的选择极为自由。可以说，当时的农村是一片阳光灿烂，百业俱兴，政通人和。按当时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如果国家的工业发展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机械，15年内，中国的农民就能达到初步的小康水平。
可悲的是，这美好的发展路径被合作化和公社化一下子阻断了，单一的农业生产，大呼隆的劳动模式，按阶级斗争模式委派的生产领导人以及社政合一的政治框架，大大扼制了生产力。继之而来的统购统销、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一平二调、大饥饿，更是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致使农民的积极性大受挫折。60年代初期，才从饥饿阴影中走出来的不少村民，都有今不如昔之感，甚至连一些贫下中农也怀念起过去给地主、富农打短工的日子。你可以说他们“觉悟”不高，可有一个事实就摆在那里，让人很是尴尬：民国28年，我们这地方发大水，全村没饿死一个人，而才过去的“三年自然灾害”，全村却饿死了50余口！
这种怨气的产生是由于200多口农民守着一片薄地、两辆坏车、几头瘦牛，每天重复同样的生产而收入低微。“走出饥荒”的农民每天也只能吃“八大两”粮，去掉皮壳后实际就剩了六七两，根本吃不饱，只不过比饿死人的饥荒稍好一点；做衣买布，每年每人不能超过13尺，有时棉花歉收，只发三尺八寸布票，只够做一个大裤衩――即使这点布票还有许多人没钱买。那时的衣料还没有化纤的，很不结实，而农民干的又是体力活，衣服很容易破损，所以人人几乎都着“丐装”。劳动力多的人家，年底分几十元钱，当时我家6口人4个劳力，最好年成分七八十元。我们这个近300户的村子，从成立合作社到1978年的20余年间，几乎没添过什么新房，旧房倒是倒了不少。每逢春节过后，不少人跑到生产队长家哭天抹泪要返销粮。春夏时节，榆、柳、杨树都要遭一次殃，它们的芽、叶、皮，被充入饥肠。而这情况，就出现在土地肥沃的大平原上！
处于不得温饱中的农民更没有半点人身自由，不能外出打工，即使出去了也没法活――没有粮票你难吃饭，没有大队以上单位介绍信你难住店。农民不许外出经商，连堤岗坟圈种几棵玉米也要遭批判：走资本主义。正如阿来在《遥远的温泉》中所说：“生产队就像个牛圈”，每个人“像庄稼一样给栽在地里了”。把人变成庄稼，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二、生产队向“政治队”的演变
经济穷困、物质短缺困扰着中国农村，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农民以自由，解放生产力；二是从政治上解决，把人管住，设个“假想敌”转移人视线，继续高压。结果前一种选择被否定了，“假想敌”被树了起来，吹响了“阶级斗争”的强烈号角，开始了一场场的运动。先是闹“四清”，共产党干部中的很大部分人开赴农村，查政治、查经济之外，还搞“复议阶级成分”――把农村中上中农以上、凡在解放前后雇过工的一律纳入地富阵营，以扩大被专攻的范围，满足贫下中农的斗争欲和财产欲。于是名曰生产队的乡村组织变成了“政治队”，到了“文革”， “政治队”这个特征就表现得更是“完美”了。
各生产队都有“贫下中农协会”，协会主席是极具权威的领导，假如这个生产队有一个解放前后乞讨者，他肯定是贫协主席。我所在的生产队就选了一个外号叫“榆木扒棍”的人为贫协主席。此人曾有乞讨的经历，解放后分点地就卖了喝酒，整日醉醺醺的，张口“妈拉巴子”，闭口“爷爷不怕穷”。他当上主席后想把所有中农以上的人都划成地主成分。所有的贫下中农，白天开会，抓政治，记最高工分10分；所有的地富反坏右白天干脏活、累活十几小时，记6~8分，晚上是挨斗，贫下中农斗人；斗人者记工分，被斗者不记分。大部分贫下中农都成了脱产者、统治者了，同时也成了剥削者！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阶级阵营”如下：20户贫下中农，8户中农，10户地主富农，两户做过伪职的“四类户”，阶级阵营是20户团结8户，专政12户。这28户分3个家族，权力分配很平衡，大家族里的人任队长、会计、保管、贫协主席、民兵排长这些正职，另两个小点家族的人出任副职。此外，饲养员、看场的、看青的（护秋的）、柴油机手、电工、赤脚医生、读报员、文工团员都是从这三个家族中出。20户贫下中农的主要劳力都不在田间劳动，挣的却是高工分。8户中农虽然都去干活，但是大多都是地富反坏右劳改队的监工。他们名曰领工，实则是看管专政对象而自己不怎么劳动。12户地富反坏右家庭近30名苦力干着360亩土地的所有重活、累活、脏活，还要给队干部家脱胚、抹房、打炕、淘厕所！
他们有什么罪吗？解放前他们雇过人，富一些，但大部分是靠精打细算吃苦耐劳自然发达起来的。我们队的几户地主富农最多的有50亩土地，雇过两个长工，最少的有十亩半地，雇半个长工。他们对长工并不像“文革”时的文艺作品描写的那样，凶巴巴、恶狠狠，待人还是和气的；给长工吃的并不是什么“猪狗食”，也不存在拖欠工钱打白条的问题。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阶级意识：我在压迫你，你在受压迫。打长工的，一般很心服富起来的人能干，有韬略（正像现在的打工者心服企业主一样）。还有个情况很值得玩味，凡在和平土改地区，不少被分地的地富在入社以前又渐渐富了起来，而分了地的一些贫农又穷下去了。这是体力、智力、品格造成的。我们村地主富农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那一带的地主富农的情况也约略如此，再远的地方，因没有资料，我不敢妄谈。
富是罪恶，富人即是罪人。这种肤浅的“阶级斗争”理论，像一剂毒药害了不少人。由“四清”培养起来的仇恨意识在“文革”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相当多数昔日贫民沦为毫无人性的“打手”，甚至“恶魔”，他们以无法无天的残酷手段，来对待昔日的勤劳致富者：吊打捆绑、欺男霸女……
“四清”运动使生产队变为了政治队，“文革”又让这个政治队再变为“劳改队”，城市、厂矿“犯错”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好人）被大批送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而接纳他们的就是生产队。
现在人们住上了瓦房，吃喝不愁，可还有些人念叨过去好，说是那时他们像个当主人的样儿。可是别忘了，你这主人的样儿，是残忍地建立在剥夺、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基础之上的。你像个当主人的样儿，别人就得像个奴隶的样儿。我曾问过别人，是否还愿意回到那个“穿尿素袋子吃八大两”的年代去，有的回答不愿去，而有的则说除非再土改再公私合营。这就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的影响！
三、生产队对中国的影响
生产队存留了20多年，自然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它的负面作用怎样估价都不为过。
（一）导致农村基层领头人的低素质化。表面看，生产队只是一种组织形式，似应与极“左”的东西分开来对待，可实际上，两者构成了一种最佳组合。如果把极“左”的东西比作软件，那么生产队就是最适宜它运行的硬件。
在“贫下中农领导一切”、“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领域”的声浪中，贫下中农被大大地神化、圣化了。贫下中农大部分是老实巴交的劳动者，他们因智力、体力和机遇不足落到贫困地步，在当时当地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选择。现在要他们扮演农村领头人的角色，希冀把村子搞好，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村有个贫农出身的治保主任，他在“辽沈战役”前当过解放军，可在向东北进军时，刚到山海关，便弃枪当了逃兵。就因为穷，他当上了治保主任。他没什么本事倒也罢了，可极“左”路线把他人性中潜在的恶给激活了，同村不少人都被他打过。
还有一类人，他们其实不是讨厌财富，只是讨厌别人的财富超过自己。他们当上统治者后，端着从地主家分来的紫砂壶，坐着从地主家分来的太师椅，怒气冲冲地训斥地主。他们比当年地主还“神气”，可是论到指挥生产、创造财富，他们就显不出什么能耐了。那些当队长、会计、贫协主席的人，因为不善生产不善理财，所以连累得其他人只能天天吃“八大两”。漫漫20年，使一些农民身上纯真、质朴、勤劳、善良转而变成了懒惰、偏执、愚昧和凶残。
（二）扼杀了中国农村经济。没有合作化、生产队以前的中国农村欣欣向荣，分了土地的农民很多向工商业发展，最终会自然转化为工商业者，就像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情况一样。可是成立生产队后，不但农民必须以农为主，所有干部学生也经常要支农。六七亿人搞农业，全国人民吃饭还要限量，真是天大的笑话。20年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技能都呈下降趋势，这对中国农民素质、对中国农村经济是多么严重的摧残！如果在那一段时间内，能够给农民像现在这样的自由发展空间，当今的城乡差别会小得多，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要顺畅得多。现在我们要还农民许多的债，很多就是那时欠下的。
（三）中国传统文明遭到破坏。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孕育了很多优秀品质：勤俭耐劳、重视诚信、讲究礼义、崇奉名哲圣贤等等。可是在生产队里，具有与此相反品质的人却占据了权力岗位，他们中很多是痞性较强的“流氓无产者”，没有什么文化教养，唯一的“长处”就是随时都拉得下脸来，不顾乡亲情面敢于大打出手。为什么1958年那些虚假卫星能放得成？很重要原因就是那些村干部也没了羞耻感。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农村已渐趋富有，出了不少富人，但是有多少是爱读书、好礼义、讲文明的人？我在县政府工作期间，无数次到农村，见了不少农民企业家，他们尽管都很能挣钱，但很少有文化艺术爱好，讲究道德信义礼节。他们大多崇尚潜规则，乐于暗箱操作，喜于和权势者交往，甚至追求非法得利的享受。这绝非只是当今世风的熏染，生产队遗留下的“旧习俗”也大有“功劳”！
（四）压制了人们的高尚追求。当每个人都成了人民公社中一员的时候，就都变成了驯服工具，人人都要有同样的思想，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干革命”，干同样活，吃同样饭，穿同样衣。我与同村几个小伙伴看看书、聊聊天，有时写首小诗，弄篇小散文，“文革”初即被打成“小三家村”、“反党小黑帮”，继之又和其他几个村不相识的文艺爱好者一块儿被封为“八人反党集团”。凡尚有一丝文化理念者，悉数被剿灭，这是何等凶残的愚民统治呀！前些日子，报上说有农民造出了飞机，我不想给这件事赋予什么政治意义，只把它当做是那位农民的个人爱好、个人追求。这样的爱好和追求，绝对是人格中的美好内容，可在有生产队的岁月中，人们产生得了这样的爱好和追求吗？
中国人民应该感谢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还要永远感谢伟人邓小平，他使新中国再次获得了新生。生产队远去了，历史给它画上了句号。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要告诉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读者：生产队解体之前的生活，不值得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