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锐的小说中,尤其是《厚土》之后的作品,“革命”的影子不断地浮现于各种故事的叙述中｡《厚土》､《黑白》以及《无风之树》都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革命”成为一个隐遁于后台却又操控着人物命运､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旧址》及《银城故事》中,革命更成为直接的表现对象,小说在对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描述中彰显了革命的整个进程｡这些各具形态的“革命”的表现,不仅体现了李锐对“革命”的全面认识,而且也反映了他对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的反思与质疑｡
作为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关键词,“革命”几乎席卷了历史的各个角落,几乎任何一种历史行为中都有它的身影存在,它制约着历史的各种发展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走向｡客观地看,“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在一个国家不统一､民族不独立､社会不安定､政治不清明的社会里,“革命”会为一个强有力的､高效廉能的､能实现国家统一和确保社会安定的全新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前提｡不少历史事实也证明,每当国家的政治､经济彻底恶化,各种矛盾难以调和时,“革命”往往会打破重重束缚,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期｡以20世纪的民主主义革命为例,1949年前中国社会的统治集团,从晚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其本身或自始至终都不能推动现代化进程,或越到后期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执着于依靠武力维护本集团既得统治权益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因此,要打破这种既存的社会秩序与架构,就必须采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这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当时现实中国社会中的“绝对”真理,任何主义､理想或现代化发展范式,若无军事实力的支持或主导,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封建的自然经济闭塞落后,封建的思想意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农业大国里,没有暴力革命的扫荡,封建的根基无法撼动,历史的惰性无法打破,土地制度变革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也无法实现｡因此,革命在历史的行进中往往发挥着扫除变革障碍的重要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革命”神圣光环的笼罩下,人们对“革命”的认识与判断很容易陷入单纯与简单,“革命”所包含的另一面影响往往会被人有意无意的忽略｡这首先表现在“革命”本身所包含的暴力因素以及这种暴力所带给个体生命的巨大损害上｡“革命”一词在中国古语里早已存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兽皮治去毛曰革｡”其中含有脱离､剧变和死亡之义;“命”意谓生命､命运､天命等义｡两字合而用之最初现于《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①后“革命”成为儒家学说中重要的政治话语,它延续“兽皮治去毛”的古义,指朝代更迭过程中,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但这里的“革命”不仅仅包含着“暴力”的含义,而且强调其像四季轮回一样,是受之于天命,顺乎民心的行为,这就确立了“革命”的合法性存在｡在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薄西山以及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天意民心”的说法渐为19世纪以来的进化论所取代,这使得近现代“革命”中包含的暴力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支撑｡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②这种对“革命”的界定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结合,这一界说后来成为长期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发展的中心思想,也是文学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阐释产生重大的规约性力量｡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学对“革命”的表现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将其纳入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的模式中,强调其“合目的性”的特征,以历史必然性规律作为认识与评价“革命”的终极标准,即使偶尔涉及到革命中个体生命的付出与牺牲,也最终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被掩盖了｡李锐的小说即是要打破“革命”的政治学诠释的单一规约,剔除其强烈的功利色彩,揭示出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背后隐藏的“暴力”对个体生命的损伤与压抑,同时也对革命中民众本性的负面因素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一
在李锐关于“革命”的表述中,“革命”像一头凶猛的巨兽吞噬了无数个体生命｡《旧址》是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来反映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在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李氏家族的成员被“革命”的洪流一个个吞没了,在李锐与“祖先与亲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③在小说的开篇,包括族长李乃敬在内的李氏家族几乎所有成年男子毙命于镇压反革命的枪声中,之后是之生与冬哥惨死在红色革命群众手里,并导致挽救李氏家族的唯一希望李紫痕悄然自杀,而亲手葬送了自己家族的革命者李乃之却又被疯狂运转的“革命”机器甩出,悲惨地病死于医院中,随夫出逃的李紫云尽管躲过了“革命”的制裁,但却孤苦伶仃地留在大洋彼岸,忍受着思乡的痛苦｡所有的人都被各种名目的“革命”卷入漩涡,在徒劳的挣扎中最终被“革命”强大的力量淹没在幽深绝望的古井中｡但是,这些被吞噬的人物毕竟还有着自己的名姓,那些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的无名无姓的个体在历史中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旧址》中描写的1927年12月的那场“银城暴动”,最后是以三千八百多个农民在机关枪的扫射中像落叶一样飘零为结局｡57位共产党员的头颅,被挂在五个县城的城门上,“历时整整一年,直到头发脱落肌肉腐烂,变成五十七具骇人的骷髅”｡被押去给革命的领导者赵伯儒和陈狗儿陪刑的十数个农民,也被熊熊的烈火活活烧死｡同样在反映世纪初的一场革命的《银城故事》中,这种鲜血淋漓的屠戮场面也随处可见｡刘振武的新军在桐岭关遭遇农民义军后,凭借着自身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将几千名组织松散毫无战斗力的天义军很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此外,革命者欧阳朗云的冒失行动导致巡防营统领疯狂的杀死疑犯,以逼出革命党人,刽子手每天砍下的两个无辜的人头,“滚在草地上留下殷红的斑斑血迹”｡而残酷的站笼刑罚将“被杀者的挣扎､惨叫､哭号､咒骂､哀求,和他们的眼泪､鼻涕､汗水､鲜血､粪便一直在站笼里被榨出来”,成为一只可以任意宰杀的牲畜｡这里“革命”残酷的一面已昭然若揭,它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动声色地吞噬掉了无数个体的生命｡
由于“革命”是以铁的手段去打破旧的规范重建新的秩序,因此它竭力强化的是一种利害关系,这使它规范与排除了人的一些真实情感,只要某种多愁善感的温情威胁到“革命”本身的利益,它就会极力加以剔除,甚至进行严厉的惩罚｡《旧址》中李乃之与同志们暗杀叛徒陈先生的情节对此表现得最为精彩｡陈先生是李乃之大学时代的革命启蒙老师,他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去陈先生家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教育,在密切的交往中与陈家老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残酷的现实是,由于陈先生叛变了革命,李乃之必须按照党的指令与同志们杀死他,这使李乃之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尽管他后来果断地协助同志们完成了任务,但他却在安全地返回宿舍后,拼命地呕吐,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用肥皂洗起手来,可无论怎样洗,也不能把那个肮脏恐怖的触觉从手上洗下去”｡事后他仍“禁不住三番五次地回想起一张微微仰着的慈祥的脸,回想起红苕焖饭的香味,回想起在桌子下面画胡子的大男二男”,甚至在入了党后,“还一直惦念着大男二男,和那个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去了一趟陈先生家,并留下了20块银元｡但就是因为李乃之的这一行为,使他受到了党组织最严厉的批评,因为在“革命”看来,除掉陈先生虽不可避免地会给他双目失明的母亲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带来伤害,但除掉叛徒的任务又是压倒一切的,完全不允许有任何个人感情在内,“革命”的残酷性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中被“合理”地稳固下来｡
同样,《银城故事》中对欧阳朗云的死的描述则鲜明地显示了“革命”残酷地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草率地收入囊中的逻辑｡当秀山次郎在拍摄挂在城头木笼里欧阳朗云的人头时,作为他的朋友,秀山次郎的内心是激动和悲伤的,一次次眼泪的夺眶而出说明他情绪的波动｡他曾想用带着血和泪的语言作为相片的注解:“城墙上挂着的是我的同事,是一颗受过早稻田大学教育的头脑｡”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理智,他要冷静的记下这一历史画面:
城墙上挂着的是暴动者欧阳朗云的人头,他因刺杀桐江知府而被砍头示众｡砍头示众是支那最常见､最常用的对犯人的惩罚｡欧阳朗云,越南侨民,银城育人学校物理､化学教员,1908年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在这冷冰冰的描述中,丝毫看不到秀山次郎一点个人情感,这种由悲伤到冷静的情绪转变构成了对“革命”的一个绝妙的隐喻,昭示出其残酷的编码机制是如何在瞬间使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如鲜花般凋零,变成风干的标本｡
李锐的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一种已发生了质变的异化了的革命,这种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相反却是一种破坏与倒退,因此它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戕害也就更加触目惊心｡
“文化大革命”一直是李锐小说追问的中心｡作为一场全民狂欢式的“革命”,“文革”所具有的疯狂的精神痉挛性不仅直接褫夺着个体的肉体存在,而且还直接摧残着人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个体生命最无情最为彻底的毁灭｡《旧址》中,李乃之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但是他的忠心耿耿和满腔赤诚在“文革”中换来的却是打击与迫害,他的人格尊严被“革命群众”肆意践踏,最后孤苦地病死于医院中,连一个亲人的面都没见上｡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张写满了字的《人民日报》,上面密密麻麻的只写了一个词:“革命”,那些字首尾相接填满了报纸的所有空白｡可以想见,李乃之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多么深厚的悲哀,对“革命”的不解与困惑完全倾泻了出来｡
同样在《黑白》中,知青黑与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革命”困境｡他们将“革命”奉为至高无上纯洁无瑕的神,带着“革命”的崇高信念走向农村,为革命献身成为他们最大的幸福｡在这种理想的支撑下,他们不仅多次拒绝了返城的机会,而且在语言行为与生活习惯上也竭力向农民靠拢｡但是现实的生存状态很快将他们逼入了绝境,白学习农村妇女留在家里生育时,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人格尊严也遭到了无情的践踏｡而小山的出生更使他们陷入了无法调整的矛盾之中,最后两个人只能选择自杀来实现解脱｡小说通过他们的死尖锐地批判了极左“革命”带给人精神上的荼毒｡
如果说极左“革命”给李乃之及黑白带来的是沉重的惘然与困惑,那么在《旧址》中延安与歪歪的婚姻则表现了这种“革命”通过对人思想上的驯服带给人精神上的毁灭,这种驯服更为可怕,他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而完全堕入“革命”预设的思想逻辑框架中｡李乃之的女儿延安在“文革”中不仅坚决地与父母划清了界线,而且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带头到农村进行锻炼｡为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她还嫁给了憨傻的放羊娃歪歪以示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决心｡在得知她母亲被迫害致死后,她竟无动于衷,甚至在歪歪提出要戴孝的时候,她还批评歪歪在搞封建迷信,并声称“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队里修大寨田的革命工作”｡在革命的“教育”下,延安已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与人情,完全变成了一个被掏空了主体情感的干壳｡
《无风之树》中的苦根儿生命更为干瘪,他的内心活动与思想情感都是由毛主席语录组成的,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皆可在语录中找到根据,实际上他作为生命个体的情感已被“革命”观念完全抽干｡他对性毫无兴趣,从不考虑成家,而是时常把苦难作为衡量革命彻底与否的标准,整天像一匹马一样嚼着黄豆,以使自己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将拐叔逼到了绝境,但是在他听说拐叔上吊自杀的消息后,除了没有一丝同情和悔意外,反复强调的居然是“我真没想到咱村的阶级斗争会这么复杂,太复杂了”｡在苦根儿身上已发现不了任何人之为人的特征,他已变成了一具地地道道的毫无情感可言的行尸走肉｡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异化了的“革命”不仅残酷地剥夺个体的生命,而且还在控制人的精神过程中,无情地践踏人的灵魂,使人最终变成一架可由“革命”来操控的机器｡
二
李锐对异化变质的“革命”的批判与思考必然会关涉到革命中民众本性的反省｡不可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革命的主体,群众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没有民众的参预,革命的胜利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时,革命所宣扬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独立,而这一动机最终要落实到对民众的解放,维护民众的利益上,因此,革命必须通过肯定民众的价值以让民众尽可能地参预到革命中来｡但是,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神化大众”的思潮,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为了强调民众之于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而美化民众的潮流颇为壮观,尤其是在40年代直至“文革”,这一趋向更被推向了极致,这种对大众的神化往往极易使人忽略民众本性的负面因素｡
实际上,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染,广大民众的心理深处普遍积淀着根深蒂固的诸如暴力､自私､狭隘､阴暗等民族集体无意识,这对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并对社会构成一种强大破坏力｡早在1930年,奥尔特加・加塞特就曾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惊呼西方文明正面临着空前危机――群众正走向社会权力,他指出,群众反叛乃是对其自身命运的反抗,而群众的胜利则证明暴力的铁律｡在《旧址》中的那场“银城暴动”中,以陈狗儿为首的农民赤卫队“率先解除了地方团防的武装,砍下了老财高炳辉的头,杀了高家所有的男人,分了高炳辉的粮食和家财,并且又用一根麻绳把高炳辉的头拴起来,吊在一根竹竿上四处游街”｡祖祖辈辈受尽饥寒和压迫的农民像过节一样迎来了革命的暴动,“于是,便有许多血红的人头吊在麻绳上,像过年的灯笼一样穿遍四邻八乡的大街小巷”｡更为可怖的是,陈狗儿“有一天在把老财家的男人杀光之后,又把所有的女人们赶进小姐的闺房……大笑着把雪白的太太小姐们挨个都‘尝了一遍’,并且论功行赏,叫他的队员们和他分享”,“终于有一天,陈狗儿……又把属于贫农雇农的厨娘和女仆们也尝了一遍”｡这些行为可以清晰地看出群众在革命中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寻求解放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提在其代表作《群众与权力》中,对群众的“破坏癖”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群众的破坏癖在不同的国度和文明中都存在着,他们之所以进行破坏,是要打破禁锢自身的等级制度,“他感到轻松,因为所有把他推回到自身并禁锢在自身中的距离都已清除｡由于去掉距离的重负,他感到自由了,而他的自由就是对这些界限的超越｡他想,他获得了自由,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自由,他期待着他们获得自由｡瓦罐所以激怒他,是因为瓦罐只是界限;房子激怒他的是紧闭的大门｡典礼和仪式,保持距离的一切东西,都对他构成威胁,使他无法承受｡”④《旧址》中李氏家族在解放军的枪声中崩溃的同时,大批革命群众涌入以前他们根本无法进入的李宅,大肆破坏着其中的回廊曲径雕窗画牖,最后还拽倒了李氏家族的象征――两座石牌坊,锯倒了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老槐树｡这种破坏是因为这些形象“表示着它们的长久存在,它们很久以来､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高高矗立,不可动摇;怀有敌意去接近它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它们被推翻了,被打得粉碎｡解放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⑤在所有的破坏中,火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火的破坏是无可挽回的,也是最为彻底的,在某种程度上,火也是群众最有力的象征｡《万里无云》虽然讲述的是“文革”之后的事情,但小说中的人物依然保持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心理特征,他们带着一种近乎白热化的狂热情绪祈雨,最终导致了灭顶的火灾,不仅烧掉了大片的林木,而且烧死了两个充满童真的孩子,这场火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它象征着狂热而又盲动的群众所带来的彻底的毁灭与破坏｡
在群众强大的破坏力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蕴含在群众身上的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补偿欲和报复欲,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旦被压制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寻求最大程度的补偿,这种补偿的过程包含着百倍的贪婪和阴暗的心理｡不论是《旧址》中陈狗儿领导的农民赤卫队的暴动,还是《二龙戏珠》中群众们对“土改”的渴望皆来源于对有钱人生活的羡慕,他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过这些富人们的生活｡因此才会有陈狗儿的斩尽杀绝后,将太太､小姐､厨娘､女仆挨个“尝了一遍”,才会有土改群众们在把地主老财的财产瓜分贻尽后,把女人们也当作胜利的“果实”进行了分享,并向往着自己也能当一回财主｡这实质上是对旧有的不平等生活模式的继承与扩大,他们“革命”的真实目的完全偏离了“革命”的最初设想｡除此而外,当“革命群众”的某些欲望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时,他们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在欲望想像中实现恶意的满足｡《旧址》中入住李氏宅院的底层民众经常掩饰不住对九思堂的新奇,拦住冬哥问这问那:
“冬哥,鱼翅燕窝啷个样子,啥子味道?”
“冬哥,太太小姐些也都读书认字?”
……
“冬哥,四五房姨太太啷个睡法?一天天轮到起呢,还是大家伙到起?”
“冬哥,他们姨太太也娶起三房五房,为啥子叫你打起几十年的光棍?”
在这些问话中,可以感觉到问话者最感兴趣的依然是物质享受和性的隐密满足,而当这种欲望被推向极致时,激起的就是对原拥有者强烈的报复欲与仇恨欲｡出生于资本家但后来追随了革命的白秋云在“文革”中接受劳动改造时,管理他们的张财是“一名粗壮的农工”,他对那些来改造的“当官的”和“官太太”们无比仇恨:
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太太全他妈是狗屎堆!我张财三代贫农,我爷爷是门头沟下煤窑出苦力的,我爸爸是天桥拉洋车的,我他妈是种菜的｡凭什么我们就得几辈子出臭汗呀,啊?凭什么你们就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还他妈多领钱儿?这他妈理儿顺吗?要不怎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呢,要不怎么毛主席瞅着你们不顺眼呢,全他妈狗屎堆!干活吧,您哪,也他妈当当这劳动人民吧!
在张财的管理下,文弱的白秋云深受其折磨,他不仅随意践踏白秋云的个体尊严,让其不断承认自己是“狗屎堆”,而且还逼迫白秋云在两个大粪池中间嗡嗡的蝇阵和冲天的恶臭中边倒粪边吃饭,并最终迫使白秋云服毒自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广大的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但拥有贫穷并不等同于拥有纯净的人性,在他们变革社会的能量释放中,也包含着某些人类丑恶野蛮的行径,并构成了对社会发展以及美好人性强大的破坏力量｡因此,很难说这样的“群众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文明的进步｡《旧址》中自九思堂为群众所占后,显现的是这样的景象:“回廊画栋下挂满了灿烂的尿布和衣服,曲径通幽处摆起了堂皇的粪便,假山竹丛里整日传出孩子的喧嚣,夜静更深的时分青灯烛照的书房内,响起来男人雄壮的吼叫和女人快乐的呻吟……”这就是革命成功后的生存景观,精神的象征被低俗的生活方式淹没,“革命”所宣扬的目的在这样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被完全消解了｡
李锐的小说在对民众这些负面因素的揭示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革命”客观冷静的全面审视,而且也折射出李锐对于神化大众的态度｡在他看来,“反智主义大旗下的神化大众,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可怕､最麻木､最残忍､最具摧毁性的一种人类现象｡”⑥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对大众的神化虽包含着很多社会实际的因素,如救亡的迫切要求,但无疑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参与的原因｡从世纪初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欢呼“庶民的胜利”到北大《新潮》派主将罗家伦的“猴子论”,再到1928年为“工农”或“革命大众”的“革命文学”的提倡,最后直至毛泽东把群众话语纳入“国家”､“阶级”的框架中,将人民群众尊为“上帝”,并在“文革”中将这种秩序规定推向了极致,赋予民众无上的权力,这整个过程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对群众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却也伴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滑落,并最终匍伏在人民大众的脚下,接受从里到外剔骨换血的大改造,当初的启蒙金字塔被完全颠倒过来,由知识分子推崇欢呼的广大群众反过来却将知识分子打入牢笼,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知识者自身的悲剧｡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锐的小说不仅对民众的本性进行了反思,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
三
鲁迅很早就表现出对虚假“革命”的厌恶,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简直就是一场社会闹剧,是无谓的弑杀和牺牲｡1925年他曾激愤地说:“我仿佛觉得没有中华民国｡我觉得在革命前,我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⑦“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⑧这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给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并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实际上,“革命”在中国明显存在着“误读”现象,它与西方的“革命”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霍布斯鲍姆在《革命时代:1789―1848》一书中曾提出所谓“双轮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观点,它认为“革命”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包括暴力的颠覆;另一种是科技力量和社会变革的渐进过程｡可见,“革命”不仅有暴力破坏的一面,还应有积极建设的一面｡但是,上一世纪特定的民族危亡情势极易使人们从民族传统中唤起狂欢节日般的集体记忆,使得西化的“革命”在传入中土后与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产生的结果就是人们过滤掉了“革命”本身所包含的建设因素,而强化了其暴力的特点,从而给20世纪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持续破坏的动力｡也正是基于此,李锐小说对“革命”客观全面的思考与审视才显露出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张园齐《白话易经》,第26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一),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③李锐《旧址・后记》,第30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④⑤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⑥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⑦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页,第5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