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并且成果颇丰，但本文不作面面俱到的综述，而是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民间艺术资源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这是对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艺术审美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二是对与这些审美研究和美学评价相关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如意识形态、现代性视角、民间立场等)的变化加以勾勒，以呈现对赵树理的小说艺术上的种种质疑、褒贬、好恶等态度背后的不同文化立场。
一、民间艺术资源的影响
民间艺术资源，包括戏曲、评书、故事、曲艺等对赵树理的影响是赵树理小说艺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戏剧、戏曲艺术与赵树理关系方面，不乏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黄修己在谈及上党梆子与赵树理小说之关系时，感受到两者之间“有一种和谐感”，并从人物绰号与戏曲脸谱的关系、小说注重动作性与戏曲做工的关系和从开场介绍人物到结尾团圆的小说故事模式与戏曲结构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赵树理小说融入的地方戏曲(主要是上党梆子)资源作初步的清理。杨新敏、郝吉环的《论赵树理小说的戏剧性》，从语言的舞台性与动作性、情节的戏剧化冲突、故事结构的戏剧化情境等方面，分析赵树理小说所受的戏剧因素影响。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谈到“山药蛋派”小说的戏剧化倾向，并从叙事方式、人物类型、结构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地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赵树理等山药蛋派小说故事集中、叙事粗线条、不注重景物描写、有很强的表演性等特征都是小说的戏剧化倾向的表现；类型化的人物绰号则是作家戏曲“脸谱”化思维的体现；穿插性人物和道具如软英、小宝和罗汉钱等，也是取法于戏曲的结构技巧；赵树理小说重趣不重情，不会描写爱情，也与上党梆子粗犷、豪放、不善于表现细腻情感的艺术趣味熏陶关系密切；“势”(威势)与“术”(计谋)的解决矛盾方法与受古代戏曲的思维定式的影响等等。文章较为细致地将戏曲艺术资源在赵树理小说中的若干影响落到实处，大都贴切而富有见地。王力的《试论戏曲艺术对赵树理小说文体的影响》从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性格化”、情结结构的场景化以及韵散结合的叙述方式等三个方面，探索上党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体构成对赵树理小说的复杂影响。这篇论文选取的三个角度并没有创新之处，它的优点是以文本剖析为主，对于这些观点进一步做细、做深。例如第一次明确提出上党梆子的脚色行当与赵树理小说人物角脚色功能的对应关系(须生、净角、青衣和武小生分别对应区干部、父母或流氓、正义的农民)；再如认为“古代戏曲中正面人物往往成为某种伦理象征符号，而丑角、反角则更见个性”，并以此解释《小二黑结婚》中主要人物与叙事主题意义合一，因而不需要变化，而次要人物的性格则容易“得以比较全面的表现”等等。虽然文章有个别不够贴切之处，而且研究思路也并未完全理清，但仍然为戏曲脚色体制与赵树理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可贵的提示性研究思路。
关于评书笔法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赵树理本人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总结得比较清晰，即将描写融化在叙述中、从头说起并前后衔接、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吸引读者、根据情节的推进和完成性安排笔墨的粗细、语言上注意保留民族语言习惯。此后对于赵树理与民间传统艺术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以此为基础的细化和推演，如冯健男的《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有些补充了诸如“故事性强，情节连贯”、“大故事套小故事”等结构手法，如王献忠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的部分章节。
方锡德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中的部分章节，在现代白话文体的创造这个文体发展史线索下，对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围绕“说”所形成的特点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文中对赵树理把“话”艺术化的诸多方面，如讲故事的艺术，农民化的比喻修辞的运用，评书、曲艺语汇和形式在小说中的直接使用等“说的技巧”，都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小说语言的声韵节奏特点，如平仄对应、叠词象声、骈对复沓等方法都有所提及，遗憾的是论文以现代白话文体“文言一致”的探索和追求为中心，因而没有将这些语言现象深入落实到小说的文本研究中。李国正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特色与文学风格》引入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以鲁迅、茅盾和赵树理小说的代表性语段为例，对这三位作家小说语言的不同语音特征进行分析，以探讨不同文学风格各自的声律美学基础。以现代小说作为语料的研究论文在语言学领域并不少见，但真正摆脱语言学角度的结论，而提升到文学语言的艺术和审美层面，成功的例子还不多见，这篇论文确实提供了一个可开拓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是说书人和叙述视角等问题的研究。王春林和赵新林的《赵树理小说的叙事模式》从叙事学理论切入，分析赵树理小说的三种叙事模式，探讨说书人的叙述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是隐含读者听书的审美期待对他的制约，这正是赵树理的独特意义所在。白春香的《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认为赵树理在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之上，借鉴五四小说中“化身作者”的叙述方式，创造出一种独特新颖的隐含书场的叙述模式，既摈弃了现身说书人和书场绝大部分语言程式化的旧套，又保留了说书人的口吻，满足老百姓延续了七百多年的由说书人讲故事的审美习惯。赵勇的《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认为，赵树理在20世纪中国小说形式革命中的特殊意义，主要因为他以“非革命”(相对于五四时期小说的种种革命性而言)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可说性的本文”。这种“可说性本文”将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合二为一，同时规定其在小说中“说书人”的身份和位置，这就形成了“一种视角，一种声音以及一种疏朗、清新、乐观、自信的叙述格调”，将说书人变成“独揽大权”的“布道者”。而且可说性文本的叙事模式最终制约着作者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说与听”的传播方式，失去现代意义上的读者。由此，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可说性本文”是成功的次品，失败的杰作，而成与败、得与失又是互为因果的。这篇论文不乏创新的意义，但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小说中心主义”和“书写中心主义”倾向，即在现代小说的阐释框架之下，将赵树理小说中融化的民间艺术资源轻易地解释为缺失和低级。本文正是引人民间艺术的阐释框架，力图纠正这种研究的偏向，凸显赵树理小说在口头和文字之间双重文本的艺术魅力。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可说性本文”的概念问题，赵勇认为五四小说无论从自身构成方式还是从它与读者的交流方式来说，都具有罗兰・巴特所谓的“可写的本文”的基本特征而具有现代小说的雏形，仿照这一概念，他提出“可说的本文”的概念来界定赵树理所创造的不同于现代小说特征的小说形式。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也使用了相似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的概念，但笔者认为，使用“可说性文本”来界定赵树理同时满足口头文学脚本和书面读物的双重文本更为恰当。一方面借用符号学理论的界定方式对赵树理研究来说并非必须，另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本文”和“文本”的区别来看，指称小说用“文本”这个术语也更加恰当，其他研究者在使用这个概念分析赵树理小说时，一般也都习惯采用“可说性文本”的说法。
二、“评价史”与当代文学规范
赵树理评价在当代的几番起伏，与评论界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创作的政治和艺术诉求变化密切相关，这就使对赵树理评价史本身获得了不同于一般“研究综述”的意义，而颇能从中洞见40年代以来赵树理与文学规范的冲击与碰撞，是近年来受到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
90年代初，黄修己的《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论述的着眼点仍是落在“赵树理研究”上，正如书名所示，是一种严格的“研究之研究”。不过该书还是比较全面、细致地回顾了赵树理研究的发展之路，对早期周扬建立起来的赵树理研究框架，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流行批评模式，如“政策批评”以及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和典型形象的标准等问题的评析，实际上都涉及到了时代风气、意识形态与赵树理评价的问题，只是很多问题止于“赵树理研究”，而没有进一步提升到文学和文化转型这一视界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梳理了赵树理的“评价史”(40－60年代)，开始把赵树理评价史作为一个现象研究，从中透视当代文学规范的形成和变化。因为文学史写作的篇幅所限，这个描述比较简略，不过从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的阐释，到建国时急迫的将其经典化的种种运作，以及他在后来各种理论分歧与思潮起落中的命运，都线索清晰地描绘出来。《赵树理评价史研究》(40－00年代)是第一篇这方面的专论。对于40年代的“赵树理方向”，作者从“主题”、“民族形式”和“农民立场和革命功利主义”三个方面，分析了评论者们所言的“方向”与赵树理自身创作之间的裂隙；并认为比之于戏剧、诗歌，小说经典范本的缺乏，毛泽东团结、教育农民的目的，赵树理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农民立场，以及赵树理小说适于普及的“新的民族形式”，是他被树立为方向的主要原因。对于建国后赵树理评价的反复，作者归纳为表现“倾向性”的“理想的”和表现“真实性”的“现实的”两种文学思想在五六十年代起伏交替的结果。文章花了一定篇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引入、内涵和发展等问题做了梳理，以凸显赵树理评价史的政治文化语境。对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文章只是作为结语理出一条“拨乱反正――发现不足――挖掘潜力”较为简略的线索，论文的重点仍是在40－60年代。
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是一部以作家为切入点研究文学转折的力作。在探讨赵树理评价史的这一章中，作者明确以当代文学规范的形成和变化为着眼点，通过赵树理的评价史“勾连起‘五四’新文学、以民间文艺为基础的解放区文学和当代文学规范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把对40－50年代转型的探讨，引向更深层的话语冲撞、磨合和重构的层面。”作者的研究史料翔实，例如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的发表情况，一般都只提到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以至于有些人弄错了郭沫若和周扬对赵树理评价的先后(因为郭的两篇评论分别发表在8月16日的《文汇报》和8月25日的《解放日报》)，而作者从《论赵树理的创作》最早发表于7月20日的《长城》开始，几次刊载情况和人事往来都梳理得清晰细致。由于作者着意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建构，对于赵树理方向的生成过程，主要是周扬等人的评论文章的分析，从这些“塑造者”对赵树理的塑造甚至改写中呈现他们自身对新的文学规范的建构。对赵树理评价在49年以后的变化，作者着重从《讲话》中强调的“群众路线”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更加偏于浪漫主义的线索，讨论赵树理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中的“新的英雄形象”、“历史本质和方向”、“人民内部矛盾”等当代文学规范的摩擦和冲突。
三、民间文化立场与民间立场
对赵树理的民间文化立场的质疑，最初是在80年代后期，以质疑“赵树理方向”的形式出现。戴光宗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认为赵树理的类似于“小儿科”的问题小说和排斥现代模式的“民间文学正统论”都已经与时代潮流相背离，“赵树理方向”已经不合时宜了。郑波光的《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则从赵树理迁就农民的“期待视野”导致创作水平缺欠的角度，分析批评了“赵树理方向”不但完全忽略了文人文学的传统，而且也是窄化了的“工农兵方向”――“农民方向”，建国后给赵树理和文坛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论文是在重写文学史和反思“十七年”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对“赵树理方向”的反思实际上和80年代后期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型有关。当然，这种反思本身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思维模式，例如他们对赵树理笔下人物形象的批评，依据仍然是一直以来人们对“典型形象”理论的理解和要求。
在这之后维护“赵树理方向”的文章主要有唐再兴的《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蔺羡璧的《我们还需要赵树理》、庄汉新的《鲁迅+赵树理=当代农民文学的新方向》等等。90年代以后，讨论赵树理方向的论文陆续还有胡永修的《关于赵树理方向和文学史地位的思考》、艾斐的《论赵树理方向》、沈光明的《全球化和赵树理方向》等。这些文章对“赵树理方向”的坚守也显得比较急躁，遮蔽了赵树理的独特民间文化立场，赵树理并不适合作为方向性作家，他是一个风格作家，他的审美特质与被规约而成的方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隙。
到了90年代，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进一步建构了一个“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浮沉的理论体系，并将赵树理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嵌入他的“民间一庙堂”式的对立体系之中。作者通过40年代和80年代周扬的两篇评论的差别，引出赵树理对民间立场的坚守和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摩擦，认为赵树理由此获得与康濯、周立波、丁玲、柳青等作家不同的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无法抹煞”。这在当时的确是对赵树理的一种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王光东的《“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也是从相似角度对赵树理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民间理论，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如鲁迅)，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如李大钊)，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如老舍)。在第三种民间观发展链条上的赵树理，正是因为对民间立场的坚守而在建国后屡受批评。此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论文，但基本都未能在此基础上有突破性的进展。
用民间立场来描述赵树理，的确把握了赵树理思想观念中的某种特质，不过这种“嵌入”式的研究也不是没有需要斟酌之处，因为这两位研究者都是将赵树理放在自己的理论建构的链条上，因此有时难免“为我所用”之嫌，对赵树理关于“民间立场”的复杂状态有所遮蔽。例如赵树理反复说过自己一方面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劝说、批评农民，一方面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向国家提意见的矛盾状态。席扬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是对民间立场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该文从社会角色、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及角色焦虑等方面，将赵树理纳入“知识分子”文化之中，认为赵树理一生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正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固守；他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又多是在“生存困境”意义上的，也正是一个清醒的外在于农村的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作者同时分析了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长期被遮蔽的原因，是对赵树理与乡村关系的简单化、概念化理解。这对于多年来似是而非的“农民作家”的定位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事实上，赵树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精英文化立场，以农民文化持有者的内视角进入农民的精神世界，但他同时保有知识分子的外视角和现代化理想，这种双重视角是他在小说创作中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固守和现代性的转化同时得以实现的关键。
四、文艺传播理念与民间接受状况
赵树理和农民读者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近年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杨新敏的《接受美学视野中的赵树理》是从接受理论入手的常规研究，从赵树理对农民读者期待视野的尊重，以及用“空白”、“否定”、“空缺”等召唤结构，分析其最终召唤农民读者完成阅读并获得成功的过程；同时指出有时作家对农民读者接受能力估计过低，导致一览无余而令提高了水平的农民失去兴趣。赵勇的《完美的假设悲凉的结局――论赵树理的文艺传播观》、朱庆华的《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是从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的敏锐把握、准确编码及适时传送等方面，总结赵树理获得成功的原因，并着意于这种传播学意义上的成功对当下文学市场的启迪。范家进的《为农民的写作和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则从接受条件人手，说明赵树理为之写作的广大拟想农村受众，事实上在解放后并不具备真正的“阅读条件”，甚至也不再像解放前那样有政策上的阅读需要；“赵树理方向”确立之后，其接受环境也由直接面对农村读者而变为首先接受“政治正确”的检验。另一方面，农村中有条件的读者大多正是为了冲破人为设置的城乡二元鸿沟，摆脱农民身份进城谋出路的青年，这与赵树理的写作理想正好构成悖论，也是赵树理晚年一直苦恼、困惑的一个问题。范家进的接受研究没有套用现成理论，而是从问题人手，确实提出了以往我们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席扬的《“赵树理模式”与“当代语境”的复杂关系》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赵树理本人与时代意识形态所规范出来的“赵树理模式”并不是一回事，并列举赵树理对农民利益的坚守和受到农村读者欢迎的事实，呼唤客观地还原赵树理与时代意识形态及农村农民关系的复杂性。
这些基于传播、接受的研究，为赵树理的文艺理念和当代命运提供了不同侧面的观照，很好地呈现出赵树理毁誉参半、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当代命运的复杂状态。
五、现代性视野与海外汉学界
赵树理作为一个被树立起来的典范作家，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被粗暴地批评得一无是处：“赵树理早期的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故事，而他的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产党仁爱的杂拌而已。”这番话中审美趣味的隔阂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论者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这些小说原本就属于“别样的世界”，研究者与它们天然的隔阂，正如当时这个“别样世界”中的广大农民与西方现代小说形式有隔阂一样。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文学自然也有高低优劣之分，但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美学法则，所以这位研究者的“文学性”和“现代性”标准多大程度上对阐释赵树理的小说有效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从理论上讲无疑是一种跨国界政治批评。这段充满嘲讽语调的评价，除了证明意识形态立场对批评眼光的影响是万难完全摒弃的之外，还从侧面提供了本文的一个研究切入点――这位研究者基于精英立场所不屑的“小丑式的文笔”，正是赵树理文学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对民间艺术资源中丑角艺术和笑的艺术如何被广泛地引入赵树理的小说，并经过现代性的转化和现代小说融为一体，这是一直以来不大为人们注意的赵树理审美趣味重要方面展开论述。
相比之下，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客观得多：“作者的作品都富有浓重的中国农村风味的，农民的语言，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民的生产和向往，经由作者如实的表达出来。也可以说那是新铸成的中国风格。”也许是因为李本身是现代作家，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看文学，就多了一份对当时文坛脱离大众情形的切身感受，对赵树理的努力和成就自然也多了一份尊重。可惜李氏文学史影响远不如夏氏的小说史。而夏氏小说史对赵树理的评价，既有一种审美的隔阂，又明显带着反感的心态，因此既失中正又浮皮潦草。然而它在80年代引入大陆，作为大陆学术界自我反思的一个有效参照系，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赵树理的评价当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直接参照，但他所建构的文学性和现代性模式作为一个潜在的标准也足以令赵树理“在劫难逃”，80年代末关于赵树理方向的那场论争很难说不是产生在这个大背景下。
现代性问题的引入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且将整个现代文学史都纳入了一种有效的读解范式之中。但现代性的内涵是复杂的、多重的，如果只认可一种现代性模式，就将赵树理作为“反现代性”或“非现代性”的反思对象推上审判台，是不公正的。其实赵树理的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饶有兴味的问题，只是一直以来缺乏系统的论述。新世纪以来，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对赵树理的现代性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作者以现代性的多重内涵，以及中共的现代性追求入手，从参照“五四”新文艺而成立的民间文学传统，语言和短篇小说的样式，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形象，和农民主体、国家意志、个人主义这几个方面，对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做了深入的解析，并力图以此个案，深入到“当代文学”建构与发生内部。这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作是对夏氏观点的另一个反证。
《文艺理论与批评》在2005年第3期发表了三篇分别从文学史、阶级意识和左翼思想遗产的角度探讨赵树理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是站在反思80年代批评范式的立场上的研究，前两篇不约而同地提到夏志清小说史对赵树理的评价，似乎开始重新评估夏氏小说史给现代文学界带来的深刻影响。其中旷新年的文章，对新文学的两个转折人物――赵树理和张爱玲的沉浮荣辱加以评述，同时对赵树理文学独特的现代性追求进行了分析。这几篇文章都有着鲜明的现实关怀，对赵树理的淡出视野的感叹，也是对其资源的有效转化和利用的呼唤。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