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陕乐大于我对生命的担忧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幸福的。 我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开设《人与宗教》课程是从两年前开始的，每年讲15回，一回90分钟。按照校方的规定，应该属于秋季课程，从9月底算起，除了长短假期不计，课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份。从秋季的红叶到冬季的飞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与日本的大学生一起思考人与宗教的问题应该是挺宝贵的经验。
第一次上课来了三百多名学生，阶梯教室里坐得很满，热气扑面，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认真，但我无法观察得更多，只觉得自己通过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是没有回声的。
课开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排边上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因为其他座位都满了，所以一个空位就变得挺扎眼，有点儿像飘出来的空间一样。正当我纳闷时，从教室的后面有一位中年妇女推着一台轮椅走过来，轮椅上坐的是一个年轻人，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儿，向我鞠躬表示歉意，当然，他的躬是坐着鞠的。这个意外出场叫我停顿了一下，不过很快，我就示意他们坐到刚才那个空位子上。那位中年妇女坐下的时候，向讲台鞠了一个躬，然后把轮椅拉到身前替年轻人拿下椅背卜挂着的书包，动作麻利，一切都是日常的，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任何特殊的感觉，其他学生有的看我身后的黑板，有的写笔记，对轮椅的到来并不意外，至少不像我那样会出现停顿。
后来，我才听说，中年妇女是年轻人的母亲，而年轻人身患绝症，四肢麻痹，他母亲总是推着年轻人到大学听课，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位轮椅生的事情。每次听我的课，他的母亲总是坐在他的后面，眼睛并不是老看讲台，而是常常看着她的儿子，目光充满了慈祥。
有一回，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我与宗教》，让大家写一份小报告，写一段能够联想到宗教的生活体验，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篇幅字数都不限制。下课后，轮椅生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先生，他只能回家写，写得很慢，给您发电子邮件行吗?”
“当然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把邮件地址写在当天发下去的资料上。年轻人始终对我微笑，坐在轮椅里轻轻地鞠躬。原来，他好像连话都是说不出来的。过了几天，大约是深夜，我按到了他发来的邮件，以下是他写的内容，摘译如下：
“毛先生：其实我是可以在课堂上写这次报告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用嘴巴咬住筷子打键盘的样子，总觉得不让大家看到才对。因为那个样子不好看，有时我还会流口水，觉得害羞。不过，打键盘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也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刻。如果在课堂上能记录先生说的话，我会觉得更好。请您原谅我没有做记录……我坦白地说，我不懂宗教，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长，同时我也知道我的快乐，因为现在能给您写这个报告就是我的快乐，当这个快乐大于我对生命的担忧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幸福的。宗教也应该是让人幸福的吧。”
在后来的课堂上，每次我都可以看到这位轮椅生。他的目光是最亮的，腰是最直的，听课时，后背从来就不靠在椅背上。
到了今年的秋季课程，我就没有见过他了。昨天，我才听说这位年轻人已于今年的夏天去世了，而且还听说，在秋天的校园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推着一把空轮椅走过，就像当年推着年轻人上课一样。
秋天已经过去了，冬天到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在校园里与这位母亲重逢的话，我想对她说：“您的儿子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张爱青摘自“中国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