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系 我们兄妹七人,方友是老大,我是老三。 当年父亲在劳改农场里服刑的时候,家里除了母亲,扛将的就是大哥了。大哥说,老三,你小的时候吃得肥胖,都是我看护你,我背着你到镇子里的面粉厂里去找咱妈,一路下来都快把我累死了!常言说,长兄如父呀,那种感情是能用文字表达得了的?
多年以来,我们兄弟都生活在一起,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和幸福。
1993年以前,我们都居住在我们的出生地――颍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小镇里,那个小镇名叫新站集。镇东居住的大多是从山西老槐树下移来的汉民,镇西居住的大多是穆斯林信徒,人口四千左右,是镇政府所在地,隶属河南省淮阳县,也就是历史上的陈州。陈州在历史上小有名气,比如孔子、陈胜吴广、陈思王曹植、包拯包大人等等,多少都和它有些关系。当然,还有人祖伏羲。人祖的故事大多为传说,文学上叫虚构。虚构的故事流传长久往往就形成了某种真实,中国文学里的许多人物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淮阳城里至今还保留着宋朝宋太祖年间建成的气势非凡的太昊陵,每年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那里都要起庙会,庙会期间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去朝拜,香火十分旺盛。
熟悉孙方友小说的人,肯定能从中找到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故乡,像熟悉自己的眼睛和气息一样,我们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不说大哥,我就知道我最初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都是来自那个小镇,我小说里的颍河镇的格局也基本上是以那个镇子为蓝本的,只是那个镇子在不停在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再往下的行文里我可能还要提到这些地方,比如周口的关帝庙,我也要在这里先说一下。
周口关帝庙和太昊陵一样,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质结构传名于世。1993年以后,我和大哥迁到离我们镇四十里的周口市后,就住在距关帝庙大约一千米的一座楼房里。我们兄弟的家,门挨着门,站在我们五楼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关帝庙绿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说家南丁和张宇,评论家耿占春,还有《小小说选刊》的杨晓敏、郭昕、寇云峰等诸位先生,都到过我们的寒舍。
到了1998年,我们兄弟又一同搬迁到郑州,仍然在同一幢楼居住,门,仍然挨着门。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哥一直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以写小说为生,但是,我们兄弟的创作风格完全不是一条路子。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大哥的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用什么手法,走什么路子,或者他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属于什么流派,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所建造起来的那个艺术世界,推没推到极致,是不是像地理学上的造山运动那样,在人类的文化视野里耸起一座山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座山。比如,达利是一座山,贝多芬是一座山,罗丹也是一座山。就文学而言,能不能成为一座独特的山峰,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维度:
一、对自己民族苦难的体验。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再现。三、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再有,就是作品里体现出某种形而上的宗教品质。
孙方友的小说创作也应该是一座山,当然,山的状况与大小应该由评论家和读者来评定。在这里,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来回忆一些有关他与他的小说创作的零星往事。
经 历
我大哥1949年出生,年长我七岁。大哥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刚刚丢掉他卖烧饼的筐子参加工作。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白色的衬衣束在裤腰里,留着分头,系着皮带,在我的感觉里,家父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神圣的。留着分头系着皮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有谁能这样?没有。
家父从小就是同伴们的领袖,事事都做得让人五体投地。他从爷爷的烧饼摊子上端走一筐子烧饼,卖得的钱不到十分钟就会在赌博场里输个净光。父亲参加工作后,练了两手绝活,一是喝酒,二是骑车。有一年春节我父亲到姥姥家走亲戚,他一个人灌倒了包括我舅舅在内的十六个男人,父亲枚来的好。父亲骑车能从楼上一直骑到楼下,整整十八个台阶,而且是旧式的木楼梯,他还把车子骑到我们镇子东边的歪脖柳树上。那些亲眼目睹父亲这些经历的人,当时把我的目光都讲直了。
家父后来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坐过飞机。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人有几个人能坐上飞机?如果我的同伴之中有谁敢叫一声父亲的名字,那我一准会和他打架,并十分刻骨地仇恨他。我父亲的名字,是你能叫的?我觉得就连父亲坐牢到劳改农场去服刑,也是十分了不得。
父亲服刑的原因直接来自1964年的四清运动。在1962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承担了我们县的用煤采购任务,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失的煤,都成了我父亲贪污的证据。父亲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天,也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开端。
父亲被人带走的时候,大哥在离家十二里的一个叫作程寺的小集镇读中学,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中。父亲出事以后,哥哥就中断了学业,为了有点儿读书的时间,他到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去帮槽,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我们家里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给供销社推麦面,留下下面我们吃。我们每天推石磨几乎都要推到深夜,大哥说,真是累得要死,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母亲还要给我们做饭,做好饭一个个把我们叫醒。
母亲说,起来,都起来吃饭。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母亲叫醒了。那天母亲破例给我们兄妹做了一顿好面条,那面条没有放盐,淡的,可是我们一伸筷子却从里面捞出一块红薯来。我的天呀,那真是好吃,那个时候春红薯刚刚下来,鲜物呀!
大哥说,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可是总觉得都没有那碗面条好吃。
为了改变家中的生活,大哥就领着我们兄妹到颍河里去捞砂礓,卖给公路段里。初冬,河水冰凉刺骨。我们的腿冻麻了,就跑到岸上把腿埋在干沙里取暖。我们的手被河水泡得惨白,一摁一个洼坑,半天还不起来,我们的脚被藏在淤泥里的砂礓刺破了,那真是疼呀,疼得钻心。
那时候,大哥正在跟我们街上的一个姓雷的姑娘谈恋爱。可是人家看到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就跟大哥吹了,大哥肯定很伤心。为了争口气,他就用卖砂礓的钱跑到项城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可是我二伯父却不让大哥听,二伯父说,这收音机能是你听的?人家告你收听敌台。
母亲一听就怕了,就借了一辆车子让大哥去把收音机退掉,可是大哥死活不去,母亲就哭了,母亲说,你想气死我呀!大哥不忍看着母亲伤心,就同意去。要走时,却找不到了自行车。自行车哪里去了?被我推到镇外的打麦场上学骑车去了。那个时候谁摸过自行车?我没骑两下就把车子骑沟里去了,结果把前叉子摔坏了。那个时候大哥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挣不上大人的工分,大哥常为这愤愤不平。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和二哥常常被叫去开可教子女会,常常被生产队里派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大哥和二哥被派到一百六十里以外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了大雪,颍河里结了冰,不能行船。大年三十,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们。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了他们,我就叫了一句,大哥――一句话没有喊完,泪水就流下来。大哥也在对岸叫,妈――二哥也叫,妈――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妈就叫一声,乖――声音就嘶哑了。
我和母亲看着大哥二哥沿着河道向东走去,他们要冒着鹅毛大雪到离我们家二十里路的项城去,那里才有一座桥,然后再往回走。大哥二哥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在黄昏里,在我的感觉里,发出经久不息的嚓嚓声。那时候,镇子里已响起了初一五更过年人家的鞭炮声。
在那几年里,大哥几乎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后来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播种的时候,大哥就是耧把式。地里种什么,上什么肥,都是大哥说了算。直到今天,我们兄弟在颍河的河套里还都有一亩责任田。
1967年,我们公社里成立了豫剧团,现在我也说不清大哥当时是怎样进的剧团,但我知道,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上一次小小的辉煌。1968年是我们镇上的豫剧团移植革命样板戏最红火的年头,大哥演过《白毛女》里面的穆仁智,《沙家浜》里面的刘副官,《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而使他红遍颍河两岸的角色是《红灯记》里面的鸠山,大哥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脬做成的光头道具,几乎演遍了我们那一带所有的村庄。大哥有一部中篇小说,名叫《艺术皇冠》,写的就是那段生活。
1972年的冬季,作为盲流,大哥去了新疆。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中的又一次小小的辉煌,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留下过大哥的足迹。当然,大哥也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经历。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的大伯父。我大伯父刚解放就从部队上转到新疆石河子的农七师,尽管他老人家1989年已经长眠于那块异乡的土地,但那里还有他的儿女。尽管我没有到过那片土地,但我却十分热爱那里,我绘画的启蒙老师张夫仲先生,在1986年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我们的镇子,也到了那里。大哥说,在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和那块遥远的土地有着某种联系。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也清楚那段为我所不知的生活,在他后来的创作之中应该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年后大哥从新疆回到故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哥成家立业,尽管又经历了许多风雨,但他的生活基本上稳定了下来。1985年他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被县里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调到县文联工作。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调入省城的这么多年里,大哥都是在用他手中的笔说他想说的话。应该说,是他创作的《陈州笔记》,给我们那片土地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他也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养活着他的妻子和儿女。
大哥有时会感慨地说,唉,不容易呀,我们农家的孩子,有俩钱不能算翻身,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上翻身。
大哥在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是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教育上不去,那她就永远也别想强立于世界之林,一个民族是因为有了自己伟大的文化,才显示出耀眼的光辉。比如俄罗斯,因为有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她光芒四射的。
我认为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就一个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种无意识的,你不可回避的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的生活,和我们所提倡的那种到另处体验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也会产生出不同层次的作家。在我们经历生生死死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写作。但是,当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那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就像被雨水从泥土里冲出来的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读 书
在一个夏季的上午,大哥要坐渡船到颍河的对岸去,然后再乘车到周口去找父亲,而我却一心一意地闹着跟着去。颍河对岸那带莽莽的长堤,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更别说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那座城市了。大哥给我讲过许多有关周口的故事,颍河上的老洋桥、桥头的镇水铁牛、关帝庙……我很向往那个地方,他的那些讲述,更加引诱着我要跟着他一块去周口的渴望。那天上午我抱着大哥的腿,坐在镇子南门外的红石码头上不停地哭闹,大哥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对我许诺。他说,听话,等我回来,箱子里的画书随你看,好不好?我不同意,大哥又说,回来我一定给你买几本连环画,好不好?这下我同意了。但是大哥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承诺。
那次他从周口回来是买了连环画,可是,等他手里一有了连环画,他就忘记了对我的承诺。他先在画册上写上孙方友三个字,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本应该属于我的小人书放进了他的画箱里。大哥的画箱里已经有了满满一箱子画,可他就是不让我看。他说,你会看个啥?他不让我看,我就哭。一哭,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嚷大哥。母亲说,你买画不就是让看的吗?大哥说,他看不懂。母亲说,不看咋会懂?给他拿一本。大哥翻眼瞪我一下,嘴撅得能挂上一把水壶,在母亲的监督下,他只好打开箱子给我拿出来一本画书,可他当时难受的样子,就像谁要取他的命。我当时那个心里呀,真是个乐!
幼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大哥的画箱才是最神秘的,最令我向往的。像大哥一样,我最初的读书活动也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冲雪夜上梁山》《崂山道士》《杨七郎打擂》《画中人》《马兰花》《济公斗蟋蟀》《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真正的书,我也是从大哥那里看到的。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在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帮槽。所谓帮槽,就是帮助生产队的饲养员打杂,挑水出粪铡草等等。等干完了这些,大哥才能挤出一些时间去看书。那个时候家里穷,一个冬天也洗不上一回澡。第二年夏天该穿单衣的时候,我的膝盖上就积了厚厚一层的黑灰。由于不卫生,我的头上就生了黄水疮。那种疮真是厉害,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起疮。母亲从医生那里求了单方,把树上的槐豆打下来,放在蒜臼里杵成泥,用香油配成药。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大哥往我往头上抹药。大哥因为急着看书,就抹得很不耐烦,三下五除二就抹完了,把帽子往我头上一戴,抡起巴掌照我头上就是一下子,疼得我抱着头在屋里直叫喊。母亲从外边进来了,大哥就笑着说,吃木了,吃木了。一边就拿着书本逃走了。之后我就不愿让他给我抹药了,那时他心里有多得意呀,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看书了。
那个时候我一放学就往牲口屋里跑,趁他干活的时候,偷着把他看的书找出来遛两眼。大哥一看我拿他的书,就急了,他说,放下。我就把书藏在身后,我说,我看看咋了?大哥说,你看不懂。我说,你咋知道我看不懂?大哥怕我把书给他弄坏了,就只好向我妥协。他说,好好,你给我念两段,要是念下来了,我就让你看。听大哥这样说,我就高兴得要死。那一天大哥看的是《平原枪声》,我兴高采烈地翻开那本书,看了大哥一眼,然后我读道: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还没等我读完,大哥就哈哈地笑起来,他把腰都笑弯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哥,他的笑声使我心虚。他笑完之后伸手把书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学着我的腔调说: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那一年我十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的原文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后来,我就把这段往事写进了《红房间》里,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上。而大哥的读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
写 作
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哥重操旧业,进了公社组织的宣传队。这次他不是去演革命样板戏,而是改说山东快书。文革时期,北京广播事业文工团曾经在淮阳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说相声的侯宝林、马季、唐杰忠,说山东快书的赵连甲等等,许多曲艺界名流都到淮阳劳动过,我大哥曾经去五七农场向他们求教。那个时候,他的山东快书《赔茶壶》说得已经有些味道了。后来县里汇演,就把一些自编自演的优秀节目保留下来临时组成一个团,准备到地区去汇演。大哥的节目被选上了,同时选上的还有我四弟和其他三个小学生演的《四个老汉学毛选》,只是大哥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又改说了相声,节目也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做《陈蔡绝粮》,说的是孔子当年来陈国游说的时候被饿了七天的故事。那个相声段子,被登在当时我们县文化馆办的内部刊物《革命文艺》上,可以说那是大哥写下的最早的文字。
最初的《革命文艺》是油印本,后来才改成铅印,封面是白皮红字。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是一本很了不起的刊物。编《革命文艺》的老师姓张,也是临时从乡下的一所中学里抽来的,他和大哥很熟,大哥创作的曲艺作品大都在《革命文艺》上发表过。那时候县文化馆设在太昊陵,他们的宣传队就住在高大的统天殿里。在那段时间里,大哥结识了文化馆的霍进善老师,霍老先生祖籍不是淮阳,但他却是一个淮阳通,大哥没事就缠着他讲古,三皇五帝,传说掌故,霍老先生直侃得吐沫星子四处飞扬,那真是我们陈州的一张国嘴呀。1997年朱熔基到太昊陵参观,他能把总理讲得哈哈大笑。可惜的是,在1998年的春天,霍老先生被人误杀在他的家中。这个案子在我们故乡曾经轰动一时。霍老先生的故事应该是一篇小说材料,我曾经动过写他的念头。我在这里说到他,主要是他在我大哥的写作生涯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大哥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作家郑克西。
郑先生是省文联的专业作家,1976年他到淮阳收集创作素材的时候,就住在伏羲太昊陵前面的一排房子里,那时候,大哥有幸和他住隔壁。那一年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一个人独自外出去闯世界,我一连在驻马店流浪了两年,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在这期间,我也常常收到大哥的书信。
大哥在信里说,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已经写好,第二部《水葫芦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动笔。大哥带给我的消息总让我激动。那年夏季我从驻马店回到故乡,在太昊陵,我见到了郑克西先生。见到郑先生的时候我很激动,你想,他是省城来的大作家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哥在郑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了小说创作。郑先生对我大哥说,你应该写小说!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哥从郑先生那里开始接触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普希金的《大风雪》、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莫伯桑的《羊脂球》、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等等,同时我大哥写的第一篇小说也刊登在《革命文艺》上。可是当时我们地区文联的一位文学权威看了那篇小说后说,这是小说吗?话传到大哥的耳朵里,他十分不服气,大哥说,那不叫小说叫什么?你不是说那不是小说吗?那我就写给你看看!从此,他开始走上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
那个时候写作,条件真是差。没有稿纸,大哥就用白有光纸,没有信封,大哥就到我们镇上的新华书店,跟人家要几张牛皮纸自己回家叠。好在那个时候投稿不要邮费,邮资总付。记得大哥第一次投稿是寄往《解放军文艺》的。大哥说,用不用没关系,只要他们能给我退稿。那时候我的堂姐在大队代销点里营业,大队里的信件都走她那儿。有一天上午堂姐给大哥带回了一个大信封,是《解放军文艺》的退稿。大哥接到那个信封后,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连连的说道,哎,退稿了,哎,他们退稿了。高兴得就像范进中了举人。
从那个时候起,大哥就开始了他勤奋的写作,他的稿子一篇一篇的往外寄,可是,又一封一封地被退了回来,那里面大多都是一些铅印的退稿信。大哥把那些退稿信一封一封地用书夹夹到一起,挂在我家的土墙上。没事儿的时候,大哥就把那些退稿信拿过来翻看,每当接到一个大信封,大哥就愣怔一下,他喃喃地说,我啥时候才能接到一个小信封呢?
1978年的秋季,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出红薯,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用他那涂满黑色红薯筋的手慢慢地撕开了那个信封。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朝河边奔跑起来,他一边奔跑一边喊叫着,发了――我的小说发了――
起初,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动作吓着了,等明白过来,也朝河边追过去。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下来。大哥对我说,发了,你看,真的发了。你看,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孙――方――友――
他一字一顿地给我念着他的名字。
那篇小说就是大哥的处女作,小说的名字叫《杨林集的狗肉》,发表在1978年第10期的《安徽文艺》上,而且是小说专号的头题。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发这篇小说,编辑部还专门往县文化馆来信函搞过外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