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大军兵临京城，明思宗朱由检将三个皇子召入宫，叫他们改穿民衣，并殷殷叮嘱：“万一生还，一定要光复社稷。”然后朱由检便上吊于景山寿皇亭。
明思宗的三个皇子流落民间，就此成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心病，顺治和康熙两朝，始终笼罩在所谓“朱三太子”的恐慌中。“朱三太子”，就是皇四子、永王朱慈焕。胡忠定《教科书里没有的清史》记载：“朱三太子”最早出现在顺治八年（1651年），有人告发一个茶叶贩子是崇祯帝的三皇子。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十九日，漕运总督蔡士英向朝廷报告，江西南昌人朱周錤自称“朱三太子”，“暗通海贼，潜谋叛乱”。康熙十二年，农民杨起隆等人不满满洲贵族入关后在京城周边大肆圈地和政府实施“逃人法”，利用宗教做掩护暗中组织民众，并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举事。杨起隆自称“朱三太子”，建年号为“广德”，率领头裹白布、身束红带的起义者与清军街战。起义虽然遭到镇压，200多名起义者被杀头，但此事带给清政府的心理阴影却不可小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苏州织造李煦密报，苏州有人起事，“以红布裹头，树大明旗号”。官府顺藤摸瓜，在浙江四明山地区将抗清多年的张念一等人逮捕，在审讯中得到了“朱三太子”的下落。不久，清政府即在山东汶上县抓住了“朱三太子”。此人声称自己真的是崇祯第四子，曾落入李自成军中，后来流落南方，在凤阳被一王姓绅商收养，继而出家为僧，最后又入赘余姚县胡家，曾被几伙反清义士拥戴。康熙让明末老太监来辨认，结果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因此判定此“朱三太子”是冒牌货，下令将其凌迟处死，其三个儿子斩立决。然而，“朱三太子”们并未收手。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此人依然自称明朝后裔，举着“朱三太子”的牌子。到了雍正朝，甘凤池、周昆来、张云如等人也借着“朱三太子”的旗号大肆活动。
事实证明，清初众多的“朱三太子”无一正宗，“原装”的朱三太子从来没露过面，估计此人早因冻饿暴尸荒野了。社会上出现那么多假冒的“朱三太子”，并非因为老百姓真的认为明王朝有多好，他们只是觉得清朝统治者完全依赖屠刀夺取政权，不在乎民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证据，加上清政府授予满洲贵族大量特权，又极大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底层人士自然只能借助“朱三太子”的名号，唤醒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亡“国”之痛，以便团结一心推翻清政权。只要统治者不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老是像过去一样欺压百姓，那些来自民间的“朱三太子”就抓不完杀不绝。晚清时孙中山先生发动革命，不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吗？如果我们不看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只讨论其行事手段，孙中山其实就是一个一定意义上的“朱三太子”。
作为自然人的朱三太子并不可怕，人生不满百，朱三太子再跟现政权作对，也总有从地球上消失的一天。最可怕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老是逼着一批批人去做“朱三太子”，使国家永无宁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最大的“朱三太子”，其实是极端自私的封建统治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