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上海真如镇走过普陀医院门口，我总要凝视它一会儿，心中情不自禁会默诵起弘一法师那充满深情的念母之作——《梦》，感怀的泪水便潸然而下。43年前，我的母亲就病逝在这所医院里。
1969年，我在正定县林场劳动改造。5月的一天，接到妹妹来信，说是妈妈的癌症严重了，问我能否请个假回来见妈妈最后一面。我当时对向造反派领导请假一事并不抱太大希望，但过了一个多星期，我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回去，同时还准许我向会计室借40块钱作路费。造反派领导对我这么大的“恩典”，令我预想不到。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未计较过他们对我的种种迫害。
我是中午赶到医院的。我疾步走进病房，只见妈妈浑身上下已成了古褐色，脸色很可怕，慈母昔日的风采已经全无，人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妈妈靠盐水、葡萄糖液坚持着能活下来，很大原因是我弟弟输了300cc鲜血给妈妈。妈妈说：我拼命熬住，就想见你一面才死。我们三人除了痛哭以外，无法言语。我心里明白，跟妈妈相处的日子不多了。
妈妈出身于一个米店职员之家，兄妹5人。妈妈的姐姐（即我大姨）早就过世；妈妈的大哥（即我大舅）早年由国家选拔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先任杭州市体育场场长，后又在军队担任过文职干部，是一所子弟学校的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大舅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后来死在台湾。妈妈的弟弟（即我小舅）毕业于浙江大学，1948年考取美国希拉古大学，一直在美国生活，任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至今（今年已96岁）。妈妈曾在杭州女子师范上学，毕业后任中学教员。爸爸是个孤儿，从小就失去双亲，靠我几个伯伯供他上学，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爸爸与妈妈曾在同一所中学教书，由同事成为夫妇。我爸爸后来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体育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家坐船跟随学院准备撤退重庆，但途中遭到日本兵的炮轰，转回上海。以后爸爸、妈妈一直在上海、南京、苏州教书。1951年，爸爸在上海病逝于华山医院。妈妈一直在上海中学、小学任教。按规定年满55岁即可退休，但因为妈妈当时所带的班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学生家长们集体要求谢老师（即我妈妈）把这批学生一直带到毕业，所以妈妈一直到57岁才退休。1951年爸爸去世时年仅50岁，一位朋友的老太太安慰我说：“你爸爸有福气。”弄得我莫名其妙。就在爸爸去世后一个多月，妈妈接到中山大学一个聘书，请爸爸去中山大学任体育系主任，还可以带几位体育界的人一道去中山大学工作。妈妈接到这封迟到的聘书，悲痛得昏了过去。爸爸去世后，我们这个家就由妈妈一个人撑着。幸亏那时上大学是免费的，还供吃住，所以我们兄妹仨，都能上大学，且毕业后都有工作。这一点妈妈始终抱着感激之情，她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退休之后积极当好里弄干部，为大家服务，每天晚上为弄居干部们读报。
1969年，在揪斗里弄干部以后，妈妈升级为美国特务，主要原因就是小舅在美国。一次，小舅在英国讲学，圣诞节时寄给妈妈6个英镑，造反派便说这是特务经费。还有就是因为小舅是学地理的，托我妹妹寄一本新华书店出版的公开发售的中国地图给他。因这两件事，造反派开始了严厉的揪斗，并在我们家挖地三尺，要找什么电台。一位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人，一生都在当教员，一生都被人尊称为谢老师的妈妈，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被迫承认是特务，任人侮辱。连续的批斗，使妈妈的病又复发了。她去华山医院看病，替她开刀的医生认识她，忙说：“我替你看，我替你看。”但造反派跟了过来，对医院讲：“这个女人是特务，不能对她客气。”华山医院领导组织病人对妈妈批斗，一位好心的护士，拿了几片止痛药塞给妈妈，叫我妈妈赶快走。妈妈只好拖了个病身子回家等死。后来妈妈实在不能再进食了，妹妹也被街道造反派抓进了牛棚，家中只剩下9岁的外孙陪着母亲到普陀医院，在急诊室的角落里住下。
我们全家人都明白，妈妈坚持不了多少天了。有一天她问我：“你们把我的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明白妈妈的意思，就对妈妈讲：“我把你的骨灰用最好的匣子放好，放在我们家的五斗橱上，我们还是天天在一起，这样好吗？”妈妈听了很高兴，闭上眼睛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过了几天，妈妈真的坚持不住了，对我们3人说：“你们不要哭，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子女都非常孝顺我，我马上要见到你们的爸爸了。”1969年6月11日凌晨，弟弟骑了一辆自行车赶回家，对我们说：“妈妈死了。”3天后火葬。我们租了火葬场一间小的送葬室与妈妈作最后的告别。妈妈去逝后的遗容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她一生劳累，死前不但遭受了身体上的摧残，精神上更为痛苦，她一辈子没有正儿八经地享过福，基本上都是在挣扎着糊口。听说观音素（一年有一个月完全吃素）能使丈夫的身体健康，她就吃了多年的观音素，为此还和爸爸“吵过架”。
那天，在火葬场的送葬室待了两个小时，我们也哭了两个小时。目送着妈妈躺在一张床上被推走，从此母子相隔两茫茫。
我们选了一个大理石的骨灰盒，盒子就放在妈妈生前住的那个房间，有妈妈的照片，她又和我们住到一起了。一个63岁的老人，突然成了一个小匣子里的骨灰，我怎么也想不通。房间里到处都是妈妈的身影。
当晚我就睡在妈妈的床上，半夜里突然外面有喊声，锡儿，锡儿（在家里我叫锡儿，我出生在无锡），我回来了。我赶快起来开门，只见妈妈还是生前那身打扮，脚步轻盈，笑着向我走来，在门口还站着早已去世的堂嫂，也对我微笑着。我对妈妈讲，妈你进来吧。妈妈说：我是不能进来的。我又问：爸爸怎么没有来？她笑了笑没有回答。天快亮了，妈妈说她要走了。只见一缕青烟，把妈妈和堂嫂带走了。我连喊了几声妈妈，再也没有见到什么，只感到脸上有两股热流淌下来，我惊醒了，原来是梦！
我弟弟在杭州工作，就把妈妈的骨灰和爸爸生前的衣帽一道合葬在杭州的半山公墓。
1983年我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工作人员送来一个信封，正与我讲话的吴主任拆开一看，慢慢地对我讲，幼辉，这是你的老人家的。我看见是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人民政府来的平反信，信中说：“经调查，谢怀琴同志生前与丈夫王庚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与任何组织，历史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加给谢怀琴同志身上所有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平反。”妈妈在“文革”中的特务之嫌终于弄清了。这时我又突然想起爸爸病死后，那位朋友的老太太为什么说我爸爸有福气，现在我明白了。我爸爸1951年去世，他躲过了反右、“大跃进”的饥荒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虽然爸爸死得早，但他没有遭罪。爸爸的确有“福气”。但愿今后中国人都有福气，别再让那些人造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子孙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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