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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画及其人文精神】 文人画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5-01 04:39:38 点击:

      20世纪后期,中国绘画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新文人画”。1986年,北京画家边平山经常在自己的“平山书屋”同福州画家王和平、河北画家北鱼聚晤聊天,由于在艺术见解和追求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三人萌发了发起中国画联展的想法。三人后又与南京画家王孟奇、方骏等商定,由天津画家霍春阳在天津美院展览馆操办此次展览,这便是“新文人画”的开端。所谓“新文人画”新在哪里呢?“新文人画”的提法究竟应该有哪些依据?“新文人画”的特征应该是什么?“新文人画”的范畴与精髓又是什么?这是当代画坛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传统文人画的理论界定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不同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精通书画的宋代文豪苏轼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士夫画”概念;此后,文人画与院体画分离。明代文徵明视唐代王维为“文人画”南宗之祖,以别于画院待诏、祗候等所作的院体画。近代画家陈师曾认为:“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人文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并指出文人画的审美特征:“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精神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最后,他总结文人画之要素为:“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姚华(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指出“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或寓有对人性压迫、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而是山水、花鸟、人物绘画的一个交集。“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相区别,独树一帜。
      二、传统文人画超越时代的人文精神追求
      绘画是文化修养与人文精神的集中表现。最早把画与文联系起来谈论的是两宋之际的诗人画家邓椿,他说:“画者,文之极也”,“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明确提出了文化修养对绘画的重要作用,把文化修养不高的画人贬斥为“众工”,并鄙视说:“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日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清代邹一桂在其《小山画谱·画鉴》中也重申了这个观点:“自古以画名世者,不惟其画亦惟其人,因其人亦重其画,见其画如见其人,虽一时寄兴于丹青,而千载流芳于金石间。”
      文人画家大多以清高自居,或平淡天真,或癫狂古怪,充分体现了珍视生命、关注心灵的人文精神。他们不满于宫廷绘画谨细奢华的传统,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人性的追求,并且将人性转化为道德品格,体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追求。
      宋元是文人画的鼎盛时期。北宋文人画的代表画家文同、苏轼、米芾等兼有诗文与书法之长,且其作画大都属于业余创作,这种创作态度直接决定了北宋文人画的创作目的就是纯粹地表达自我情感和品位追求,作品也更偏重意象之美。人元之后,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文人画家对自身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被迫或自愿放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转而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以及性情的抒发,力求摆脱人世烦恼,向大自然移情,使得从文人画在元代发扬光大。赵孟頫《秀石疏林图》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来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种书画同源的认识对其后来的山水画创作影响颇深。“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在创作中都注重抒发个性和笔墨趣味,强调绘画的娱乐性,把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推向了新的高峰。如倪瓒主张作品要表现画家的“胸中逸气”,强调主观意兴的抒发,反对刻意求工、求似,曾云:“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黄公望说其画不过是“游戏而已”,表现出文人孤傲清高的人生姿态。
      明代董其昌将绘画风格进行南北分宗,把文人画提升到画坛的主导地位。他提出画家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清代石涛的题画诗“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表达了画家无限的浪漫情怀。之后,扬州八怪把文人画家将内在的孤傲清高的人文情怀推向极致。文人画家的文学素养及其作品所蕴含的“依仁游艺”的人文追求,对当今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三、“新文人画”的近代渊源及当代困境
      “新文人画”的概念首先在新,新旧文人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时间分段。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开端的依据。因此,当时那些新文化的倡导者、建设者,都应列为新文化人。此后凡拥护并积极参与新文化建设的知识分子也都应属于新文化人之列。这些人当中的画家之作品即是新文人画。如果把古代的文人之画称为文人画,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洗礼但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黄宾虹、潘天寿、石鲁、李昔禅、钱松岩、李可染、陆俨少等都应被看作新文人画的代表。
      新文人的产生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新文人中最早提出改革中国画的是康有为,1917年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急矣”,并主张“复古为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以《美术革命》为题,主张“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显然,康、陈的主张是基于大的文化背景来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方向的。1919年,蔡元培曾特别指出:“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较之康、陈从文化的层面指明中国画革新之必要,蔡元培从美术教育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画革新的途径。此后的徐悲鸿、林风眠无不受其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吸收西方绘画艺术之长,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并且通过表现内容的变革,为中国画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内涵。如“愚公移山”这一来自《列子》的寓言所凸显的人格尊严和进取意识,与中国文人画含蓄幽婉的隐逸境界大相径庭,却与西方人文精神旁通。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这一题材本身,即已表明他拥有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眼光,在表现形式也借鉴西洋画解剖和明暗法,通过塑造人物健康体魄恰当地揭示了寓言蕴涵的人文精神。林风眠长期被其反对者和极左势力贬斥为形式主义者,其实他在自身苦心经营的艺术语言中,真切地表达了历经磨难而不失终极追问的人文情怀,尤其他早年积极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召唤,创作了《摸索》《痛苦》《人道》《十字街头》等颂扬人文先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巨幅油画。在暮年寓居香江时期,他又重拾早年油画主题,创作了彩墨画《痛苦》《噩梦》《耶酥》等具有鲜明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作品。   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的理想仍然停留在理想之中。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文人的摧残使得中国画面临一次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使中国画又面临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两个方面的冲击,各种文艺思潮的涌入和绘画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加深了绘画界的浮躁、急功近利等混乱状态。中国画未来该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四、“新文人画”应体现时代性人文精神
      “新文人画”出现在20世纪末,那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些人办起文化公司,给各种评职的人写文发文,从中牟取红利。还有相当一些作家为所谓企业家、暴发户歌功颂德,批量生产报告文学,以获得高额的稿酬。一部分丧失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匆忙地加入到下海淘金的浪潮之中,绘画界也出现了媚俗不堪的所谓商品画。在这样一个理想和信仰逐渐缺失的时代中,画家更需要警惕自我和人性的丧失,保持精神追求的纯洁性和神圣性。海德格尔热烈呼唤要在物欲所造成的黑暗之夜守住精神家园,马尔库塞不断地提醒人们要拒绝高度物质文明所造成的自我异化,这对当世的人来说无疑更是警世格言。不同时代,人文精神应有不同内容、不同形式,在当今时代,“新文人画”应该体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又是什么呢?
      首先,新文人画应该关注人类的灵魂与命运。新文人画与旧文人画在精神追求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方面,那种超脱的自娱自乐只适合封建社会,而文人画的精神是人文精神的自觉。新文人首先应该关心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得失,关注人类的命运是所有文化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其次,新文人画画家应该肩负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鉴、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民族性作为文化个性仍有保留延续的价值。中国画的独特魅力及人文精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近百年来,为使中国画创作走向多元,徐悲鸿、林凤眠、齐白石等有识之画家为中国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文人画画家更应将优良的人文传统承继下去。
      第三,新文人画的主题应该定义为重新构建人类精神家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艺术创作从技法上来说,与传统中国画毫不相干,但在思想上,在对人性自由解放的追求上,二者目的相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所传达的都是对理想化人性的追求。达芬奇崇尚自然,拉斐尔把人描绘成善良、睿智、高贵的生灵,而米开朗基罗则关注富有表现力的、不朽的抽象的真实性,着力表现自己的心灵。他们的作品风格持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归功于他们崇高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中国“新文人画”应在借鉴传统文人画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积极精神,保持人所特有的终极性追求,站在怀疑和批判的立场上,在人文精神需要重振的当今时代体现自我认知与批判的人文主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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