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杰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三月天了，祖国早已是枝杈吐绿，春意盎然。我们南大的小树林一定早就换上嫩绿的上装，优优雅雅地相聚。荷花塘的“小荷”也一定会露出“尖尖角”探头探脑比着高矮。
远离祖国，才知道家的味道那么酣甜，那么令人迷恋。
祖国总是生机勃勃，这里，拉脱维亚里加城却还在冰天雪地之中。此时，我在拉脱维亚大学讲学。
一
一天下课，那是刚到里加不久。在城郊电车的终点站下车，天色已晚。铅灰色的天倦了，要睡，躺在白蒙蒙的大地上，分不出天和地的界线。放眼，到处是茫茫的积雪，大地像盖上厚厚的棉被。远处的屋群在厚厚积雪下，只现出弯曲起伏的曲线。一切静悄悄，只有小木屋的窗闪着跳跃的灯光。那光告诉我，人们还没有睡。
穿过一片小树林，再走过一片空地就是拉大公寓——我的新家。 四处寂无一人。走在林间铺满冰雪的小路上，只有我脚下单调“咯吱、咯吱”的响声伴我回家。我必须格外小心。你摔倒，就会一头扎到路边的积雪中，只露出一个屁股，那样子一定像个鸵鸟，那时我就借此大笑一通，自己开开心。
今天仍然如此，如履薄冰。我的半高靴子灌满了积雪，但我不停地快步走着，因为我忽然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不相信有鬼，我不害怕。不过，一个人时，我就连吼带叫地唱上几句。跑调也唱，壮胆助威吗。而此刻，天呀！我后面好像追来好几个人呀！我猛然向后转，站定。来的是三个醉汉，看不清他们的脸，只闻到一股酒气。他们嘴里叽里咕噜，一律倒着拳头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脖子。是kiss吗？天呀，是流氓吧！我大声说：
“呀捏资拿油由（俄语音：我不知道）！”那时我会的俄语很少。
来人说：“节捏给！节捏给！”
我不知那是什么意思。赶紧转身快步地向前走。来人又把手伸开，手心朝下地比画像砍自己的脖子。妈呀！还要砍我的头吗？人也许到了危机的时候就忘了害怕。我想起，邻居说我是来这儿的第一个中国人。那他们肯定也猜不透我，说不定还怕我呢。于是我又忽然站定，面向他们大声说：
“已急！已急！（俄语音：走开！）”
三个醉汉竟一律重心向上，飘飘悠悠地走开了。我发现他们都很年轻。我还特别看到一个年轻人，有一头好看的金色卷发。昏黄的灯光下，眼睛里写满了无奈。
二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学生竟笑成了一个团儿。他们你争我抢地给我讲了个笑话：
相传，沙皇时期，一个小镇，一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忽然歪倒了。人们惊呼：
“上帝啊，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上帝饶恕我们吧，我们有罪……”
“赶快把十字架安正啊。”
“快呀！快呀！”
人们惊恐地呼喊着，焦急地议论着，仰头看着，可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教堂顶太高了。许多人都开始哀叹：这样，上帝会惩罚我们的。上帝会降灾难给我们……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人群里站出了一个小伙子。只见他高高的个子，金头发，蓝眼睛，英俊又健壮。他没有说什么，迅速地脱下靴子，然后手脚并用地攀爬上了通向教堂顶的泄水管道。有好几次差点摔下来，人们“啊！呀！”惊呼着，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好一会儿，小伙子终于爬上了屋顶，在屋顶上，他肩扛背顶，用力地把十字架扶起来，又招呼人们扔上绳子，拴好。十字架稳稳地又立在了屋顶。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欢呼起来。当小伙子爬下来，人们一下把小伙子抬过头。一次次抛起来，又接住他，表达大家的感激之情。
说也巧，这事被来这儿的沙皇看了个正着，龙颜大悦。沙皇叫他的随从拿来一大杯伏特卡赏给了小伙子。小伙子喜出望外，高兴万分，一口气就都喝了。喝了似乎还觉得不够。小伙子深深地向沙皇鞠了一躬，希望沙皇再赏赐他一杯酒。沙皇高兴，叫大臣去拿酒，但是随从带来的酒已经全倒给小伙子了。附近又没酒店。沙皇看看眼前的小伙子，着实可爱，想了想，从腰间掏出自己的玉玺，叫过来小伙子：
“勇士，来来来！伸出你的脖子。”
小伙子不知沙皇要干什么，砍头吗？吓得魂飞天外，一步都挪不动。沙皇哈哈大笑起来。
“勇士，别怕。你不是想喝酒吗？这回够你喝一辈子的。”
说着叫人拉过青年，就把他的玉玺戴到小伙子的脖子上。接着又向大家宣布 ：以后这个小伙子无论到哪里喝酒，只要看见他脖子上这个章印，谁也不许要钱。
“乌拉——”一片欢呼。
好啦，现在的人们没记住爬教堂屋顶的危险，只记住了喝酒，指脖子。不想给钱。
用拇指指脖子，原来是要酒钱啊！我大梦初醒。学生还告诉我，用手掌比在脖子上，那是说他吃不饱，要面包钱。
他们真的吃不饱吗？
三
苏联解体，许多地方的损失不亚于一场战争。在拉脱维亚，许多俄族人的工厂关闭，机关撤走。确实，我到这儿，就是在首都里加城中心，也可以看见搬空的楼房。黑洞洞的窗子像饥饿的人张开的大嘴，总叫你感到凄凉。
我的学生说，许多俄族人的生活才叫真正的凄凉。拉脱维亚新公民法规定，取得拉脱维亚国籍必须会讲拉语，还要通过考试（苏联时期都讲俄语）。掌握一种语言，谈何容易。没国籍，没工作，自然生活也极为困顿。听了这些，我心里难过。真后悔，何以对那几个醉汉那样不客气。 后来，又过了多久，我没算过，我只记得天热了，冰化了；天又凉了，又开始下雪。
一天下班，我从南边回家（回家有两条路）。路上，远看像有个倒着的口袋，鼓鼓囊囊；走进看，一个粗壮大汉正倒在路上的冰雪里。他的衣服都摞到身子的上半截，露出了鼓鼓的大肚子，人还在酣睡。
我不愿颤动的心又颤动了。说实在的，在里加，经常看见喝得滥醉的人，迈着猫步。有的摔得鼻青脸肿，魂不知去了哪里，但仍像立不住的杆子，挂着酒瓶子在街上晃。也没有人管他们。广播上也报道，哪儿哪儿，有人竟冻死在雪地里。如果不是亲见，真不相信。看着真叫人难过。
而且这位，竟倒在当道上！我还是头次看到。如果来辆小汽车，那真是太危险了。他要再这样过夜，那真会冻死。我想拉起他来，可是一想学生嘱咐过我，我又迟疑了。一旦被他们黏上，会有说不尽的麻烦。我的头扭过去了，眼睛又非得看他；我的脚走过去了，心又把我拉回来。可是他太沉了，拉不动。奇怪，人怎么这么有分量？真不好意思说，像那个最肥的动物。我只好站在那儿等人来。好一会儿了。国内的人们一定想象不到，在这里出门，看见一个人，那也不容易。到哪儿，都是冷冷清清。
忽然，来了一个，似曾相识，年轻啊。真喜出望外，我不客气地叫他帮忙。叫小伙子把醉汉摞起的衣服拉好，盖上他的肚子。又叫他帮我把那醉汉拉到路边。说实在的，我真怕他冻死。可是没想到，那年轻人却不动。哈，你们自己的同胞！我火了。接着便不客气地大骂（其实是很文明的说）。他们这些男公民，多么没出息。不是打老婆，就是酗酒。没了钱，就找人家要；有了，又是“有米一锅，有柴一灶”。（那是我从中国商人那知道的，他们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按周发，甚至按天发。否则发了，就都花了。相比，中国人会过多了）。
那时，我的俄语大有进步了。我大概是当老师当惯了。只要见到谁不争气，何止是“秋风扫落叶”，简直就是急风暴雨。其实我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可在这冰天雪地里，哪里洒得了“春雨”？
一阵冰雹之后，年轻人红了脸。白种人脸红，真是更红。他不开口，只是挠着脑袋，指指我们身后。我回身看，又来了两个。拉着一个雪地拖车。金色的卷发！哈，见过面。正是追过我，要酒钱的那三个醉汉。冤家，路真不宽。
这回，三个人不是一律重心向上，而是一律满脸羞涩。
很快我知道了，他们没有工作。但他们自己办了个什么自救的组织。这不，做好事来了。正要拉走他们的同伴儿呢。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说起追我的事，大家都笑了。那天还真是有点麻秆打狼——两头儿猜不透，两头儿害怕。不过我们这次见面时，可不是两头儿害怕，而是两头儿不好意思。原来，我们还算是邻居，都在一个住区，而且人家本来是来拉人，我却不分青红皂白。
那天，他们一再向我表示，他们不再“贪瓶了”（不是贪杯。那里的人喝酒，一喝就是拿瓶子喝）后来，慢慢我们成了朋友。知道了他们在艰难和苦闷中，也知道了他们有很多梦。
四
仲夏，漫漫的暑假，漫漫的白夜。11点多，太阳和月亮都高高挂在天上，遥遥相对。只是太阳仿佛也喝多了酒，喝红了脸。醉意朦胧。一脸黯淡。而月亮却清亮清亮。
远处天际呈现着一片清光。整个苍穹显得那样深邃。我难以忘怀这一日，
是我在国内从没有见过的这样的景象，而且我也从没有听过这样多的，这样优美的音乐。
在草地上，我的这些一喝酒就重心向上的朋友们，那时都稳稳地坐在折椅上，演奏音乐。他们有萨克司、单簧管、圆号、铜笛、小提琴、中提琴、大贝斯、定音鼓、电钢琴……一个几乎完整的管弦乐队。演奏家们，虽在草地上，但个个一本正经，一脸神圣。我实在惊讶。这是那些醉汉吗？这和那天，他们浑身像断了线一样，提拉耷拉的醉态，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说，因为有一个中国教授听他们的演奏，他们特别有面子。在欧洲，无论我到哪个国家，只要他们一知道我是教授，那真是肃然起敬。
其实在我的住区，我总忘了我是教授，只记住了我是中国人。我是他们最积极的音乐粉丝，而且我的学生、萝卜头朋友们、巴布什卡（老奶奶）朋友们，连同我们的小狗女士、先生们，也都到场为他们加油、助兴。说了，你们都不会相信。之所以我对这些小狗们冠以“女士、先生”。真是奇怪极了，这些在夜里都不肯闭嘴的家伙们，一听音乐，竟鸦雀无声。有的坐着，一动不动，两眼凝聚在演奏的乐器上，静静地享受那天籁之声。
看来，谁也不会拒绝美好。
在那里，我听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命运》《第三交响曲》 、小约翰·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 、也听过俄罗斯的《三套车》《正当梨花开遍的时候》《伏尔加河纤夫曲》……
至今，每当我在钢琴前，弹起这其中的曲子时，就一定会想起我的这些特殊的朋友们，想起他们给我的美好。
前苏联人民的音乐文化素养永远叫我钦佩。
那个夏天，他们常在我的住区演奏。我是每次必到。演奏者们也为此特别得意。我借此机会和他们聊了很多。他们并不只是俄罗斯族人，还有车臣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
他们中间有的曾是飞行学校学生，修船厂工人、列巴亚（前苏联军港）无线电技师……
苏联解体。俄罗斯的机关都撤走了，他们一下没了工作。也没护照，因为他们还没通过拉语考试。他们“吱吱歪歪”地叫苦：
“还得学一门外语。难死啦。”我立即批评他们：
“那是你们自己祖国的语言！”
多么特殊的事！他们从小只学俄语……
我同情他们。他们叫我老师。不知是那一声声的“老师”，还是他们真诚又无奈的目光，叫我真恨不得给他们每人找份工作。
“你们才多大？时间的富翁”。
我还用拉语说：“拉布店、巴德也死（拉语音：谢谢、再见）”。他们都笑了。
我想起我年轻时，总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想起那些话在我生命中注入的生命的力，想起那些话在我心中点燃起的激情：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下决心艰苦奋斗一辈子！”
“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那些语录是在语录的时代印在我心上的。至今激励我。我至今觉得伟大的人，虽不都是伟大，但一定有伟大之处。人是需要精神的。
我不能翻译准确，我说给了他们大意。他们高兴：
“第一次听说，我们是太阳！”
是，我不能全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叫他们“太阳”。
金发年轻人说：
“我们应该是拉脱维亚的太阳。
解体，我们失去依靠，也失去一条绳索。得到的是贫困，但也得到了自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工作也会有的。”
他说起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说的话。他的话一下打开了我苏联电影的记忆。我太熟悉了。那也曾是我们在那变革年月，常念起的名句。
金发年轻人说，那是他父亲总说给他的。
是呀，一个时代可以成为过去，然而总有光亮留下来。
五
开学了，铃声编织我的生活。一见学生，心也就难得有缝隙了。
一直也没见到这些“太阳们”。真担心他们又沉入哪片迷蒙的云雾中。
后来，我要回国了。
一天，那是我要回国的前一个夜晚，我的邻居们都来看我。前楼的安德烈（他是我爱人学拳剑的学生），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叫我们特别惊喜的告别会。他给我们先是放了邻居向我们告别的录像带。我们激动不已。他又叫我打开窗子，说，有一些失业者们等着给我特殊礼物。他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我都对不上号。时间总是模糊着记忆。可他说起有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还有几个演奏音乐的青年，我的眼前真是如同升起了好几个太阳。过去快有半年了。
在我楼前雪地上，那是隆冬啊！他们不让我出去，只叫我打开窗子。
拉开窗，一阵冷风进来，可是却觉得一股暖流在我周身奔流。那个倒地的醉汉伸开两臂叫我看，冲我大声喊，他有工作了，“作保安——”
伙伴们也喊起来，说“口袋”只要在门口一站，谁都别想进去。
……
心在欢乐中鼎沸。我叫他们进来，他们不。他们说，我也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最真心的朋友。邻居告诉我，这是他们拉脱维亚人最真情的表示。
那天，他们一遍又一遍演奏深情的《第四交响曲》为我和我爱人送行。那是俄罗斯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写给他友人的。
最后，他们还演奏了门德尔松改编的莎士比亚的《仲夏之梦》。
是，我看到了他们的梦——蓝色的梦……
人要有梦，美好总是从梦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