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的记忆没有被这些年头众多琐事冲刷干净的话，应该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码头是什么样。在那些周末，我们都会准时地出现在码头。那里人头攒动，垃圾遍地，污水和来历不明的尿骚味让人产生近乡情怯般的悲伤情绪。卖各种零碎的小摊小贩将通向候船室的那条窄路占得满满当当，使原本松松垮垮的人流变得拥挤不堪。如果嗅觉没有衰老的话，至今你大概还能闻到前方姑娘头发上洗头精的气味——贴得那么紧，为什么她们不生气？这在眼下仍然是个值得一问的问题。还有卖磁带的，将音量放到最大，以此招徕顾客。就是在刘德华的《来生缘》或者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的背景音乐里，我们买票，候船，然后上船。在船上，我们靠在扶手上看江岸渐远，然后听到歌声越来越依稀，最后，在江心，我们还依依不舍似的眺望着看上去矮小得足以让人落泪的码头……
当然，码头内部的状况不能用江面上的所见来代替，就像真实的往事不可能用回忆来代替一样。多么遗憾，我们只有回忆而无法重返。大致是，买好票后，一般离上船还有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我们要么买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晚报看，要么一边等船一边看别人打台球。花色球。两毛钱一杆。我那时是一个台球爱好者，经常和同学逃课到校外一家叫野狼游戏室的地方来几杆。野狼游戏室里除了台球，还有十几台电子游戏机，街霸或者三国志，都是打斗游戏。老板是当地的一个混子，胳膊上雕龙画虎，脖子和手指上金光灿灿。于是，无一例外，他的老婆或曰老板娘也是个美女。后者嗑着瓜子坐在煤炉前，炉子上是一钢精锅，锅里是茶叶蛋，这些蛋可以补充我们的体能，然后继续留在她的游戏室里。老板娘似乎一年四季都坐在煤炉前，跷着二郎腿，一根脚趾挑着拖鞋，欲掉不掉，摇摇欲坠，永远的形象。她还在吗？她老了吗？十多年后，除了剩下诸如此类的提问，我们无能为力。
我是说，在这位老板娘并非蓄意的勾引下，我的台球技艺一度非常了得。三角进洞，一杆扫清，都是常有的事。可是在码头，我并不敢和别人打球。我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赌一些小面额的钞票。我是一个天生无法接受赌博的人，一旦如此，我就高度紧张，球打不进，什么都干不好。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熟人可以在码头的台球桌上让我一展风采。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问胡忠：搞一杆子？
在此之前，我很难确定自己能不能说和胡忠认识。怎么说呢，我们是同一所初中的，他高我一级，现在我们在同一所高中，他仍然高我一级，彼此互相看见对方的脸已有数年，不可谓不熟。此外，我还知道他叫胡忠，因为他是初中到高中以来最著名的娘娘腔。他的声线和动作像巨星一样被众多不怀好意的人恶意模仿。和所有自以为是的小男子汉们一样，虽为老乡，但我羞于与他为伍。不仅如此，我还听说他成绩非常优秀，这也是我必须感到不屑的。然而，在码头，熟人是那么的珍贵，如果船不晚点的话，还有半个小时，让我们来一杆子吧。
好的，他说，来一杆子。
这让我吃了一小惊，我没想到他如此果断，甚至他还知道我的名字，一时让我忘了他的娘娘腔是多么难听。不过很快我就感到别扭，他的娘娘腔太刺耳了，吸引了很多人站在我们旁边看。也许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围观，并非娘娘腔的缘故，只是我不希望有这么多人围观而已。另外，在我看来，围观者的表情无一不是在提醒我，兄弟，如果你打不过这个娘娘腔，你就别活了。
我这样说是因为一伸手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胡忠的球技不在我下只在我上，这已经够让我冒汗的了，重重围观更让我深感压力。赌博让我紧张，反过来，紧张也便等同于赌博。是，这已经沦陷为一场赌博了，然后我就输了。
再来一杆？看得出来，胡忠非常谨慎才有了这么个提议。我没法拒绝。然后我就觉察到他在让我，许多能进的球被他故意打偏了。也就是说，我赢了。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愉快，反而满怀愤恨。我将杆子扔在台球桌上，掏出四毛钱，看也没看他就走了。别提多沮丧了，我懊悔不已地往候船室里走，并没有意识到他就在我的身后，直到我停了下来，才发现他正站在一旁冲我微笑，并塞给我两毛钱，坚持认定自己也输了一杆。
我能怎样，只好被动地和他说话。候船室、船上，直到下船各自坐车回家。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故意让我？他说不是。真不是？真不是。我们还聊到日益沉重的学习，我故作轻松，表示考不上大学的话也无所谓。他则表示，他即将高考，有些资料可以留给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学校遇到，不得不点头致意。刚开始，一些同学会表示惊讶，后来他们一如既往地当我面笑话他，并渐渐地转而嘲笑我。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和其中一个打了一架。我没有打过对方，被他压在身下，一只臭球鞋就在我的脸旁边，然后我就哭了，我记得我说了句让我至今仍感到非常震惊的话，我说：就算他是娘娘腔，你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人家！
在整个高中时代，我和胡忠的交往其实并不多。校内，我们就是点头致意寒暄两句；码头上，我们打台球；船上，我们聊点学校和学习的破事。然后他就毕业了，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如他许诺的那样，离校之际，将许多资料送给了我。这些资料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感到时不我待的时候才想起来使用。必须感激胡忠的这些资料，它们对我最终也考上一所垃圾大学有很大帮助。值得一提的是，读大学后，我们通过几次信。在一封信中，他表示听说过我为了他的娘娘腔问题跟别人打了一架，他十分感动，当面难以启齿，通过写信才鼓足勇气表示一下感激。这封信让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后来就是寄那种免贴邮票的贺年卡。其实我们就读的大学在一所城市，有话要说，根本不用写信，直接找对方即可。不过考虑到那个年头小青年们热爱写信，更热爱收信，倒也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我们是老乡，虽不在一个村，如果想在假期互相走动的话并不费劲，然而从未有过。听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我们曾共同就读的那所乡村初级中学当了一名教师，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等我再见到他，已是十多年后，而且是在一张照片上，是结婚照。但见他西装革履，昂首挺胸，孙兰兰则作小鸟依人状斜靠在他的肩上。一男一女，他们结婚了，他们是一对幸福中的人儿！该照片所能透露的信息就是这些。
现在，我只能说自己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胡忠考上大学后，我仍然在野狼游戏室混了一段时日，我们希望老板不在，那样一来，老板娘弯腰给我们码球的时候有可能会在领口分别泄露半个乳房，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乳房，总之我们当时是这么认识的。我也追求过某位女同学，但遭到了后者的强烈拒绝，让我感觉向她求爱就像使她受孕那样，妊娠反应剧烈。大学时代，我时来运转，每次跟一个女孩分手后，不出半月就又跟一个女孩搞上了。到了毕业，大家各奔东西，说得再好听也都成了“美好的青春往事”，所有的男女关系基本纷纷寿终正寝，我岂能例外？
大学毕业后，我不可能回乡，（这难道不是乡下孩子读大学最主要的目的？）父亲动用了一桩遥远的战友关系把我留在了城里，然后我就被分配到一家事业单位。但我无法容忍事业单位的工作，尤其无法容忍事业单位的卫生间。当然，早年间似乎还没有卫生间这种很洋气的叫法，起码在我那个单位不叫，那会儿只叫厕所，公共厕所，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志甚至还称之为“茅缸”。“走，到茅缸去屙泡屎怎么样？”他们一大早的就经常向同事们提出这样的邀请。虽说乡音亲切，但我还是不太乐意，因为那会儿的厕所太简陋了，没有隔间，两溜长坑，蹲在坑上的人面面相觑。如果你不去看对面同志裸露的部分，那你就太刻意了。而如果你看，一系列摇摇欲坠的屎橛子与同样悬挂在档间的阴茎难分彼此……这是让人绝望的，于是我辞职离开了，自谋出路。这在当时已不称之为“下海”——下海这个曾经光鲜勇敢的动作已经沦落为和下岗一样的悲惨了。据说那年头有部分年纪不大、姿色姣好的下岗女工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卖淫的犯罪道路，可知那个时代离开单位是多么的凄凉——而是被他们不无嘲讽意味地称为“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不是说你获得了自由，而只说明你必须在一个职业和另一个职业之间不停地折腾。当然，你也可以说你自由，你自由地被老板炒鱿鱼，你自由地炒老板的鱿鱼，但它更多的还是自嘲，因为你会被一个更强大的东西所压制，那就是生存。没有工作，你就得饿着，就是这样。没有工作，具体到本人就是没有钱买船票回乡，必须在年节期间谎称加班而逃避塞给老娘一点孝敬钱、给侄子外甥一点压岁钱的责任。我先后干过许多工作，都不高级，没有发财，也看不到发财的希望。幸运的是我还活着，而且保持着饭量和性欲，这也不错。老实说，我曾一度后悔自己从原单位辞职，尤其是听到他们工资翻了两番之后。据说当年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大多数都买了福利房，娶上了相貌、工作和学历等各方面条件都门当户对的老婆，更有甚者还提了干，有了两房两妻，开着新买的车奔波于两房两妻之间。对比之下，我怎样才能跟得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买房呢？没有房，我如何安置我未来的家？既然这是问题，你的女朋友当然勤于和你分手，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很难再找到女朋友。
当然，妄自菲薄和怨天尤人总是可笑的。也许我们必须相信命运，就像我的父母，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种地的农民，屁股上永远摆脱不了那块黄泥巴。两年前，这对农民夫妇，他们就是使用屁股带着这块泥进城找到了我。坐下之后，他们从怀中掏出很多很多的钱，请求我为自己在城里买一套哪怕只有一室一厅的房子。我能怎样？只好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就这样，在他们带来的钱的基础上，我又四下借贷，终于买了房。他们含着热泪参观了属于儿子的房子后，非常幸福地回到了乡下，似乎年轻了二十岁，更加勤奋地种地了，产量似乎也越来越高。我想，这，也是命运。至于它是好是坏，并不重要。
与此同时，我也在这对农民夫妇的恩威并重下频繁地与来自四面八方奇形怪状的姑娘们开展相亲活动。也许我使用“奇形怪状”是一种妇女歧视，在此我表示歉意，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绝大多数情况都如此。我年已而立，在所有媒人的眼中无非是个“娶不上老婆的人”，也就等同于正常生活中的残疾人士。此外，我没有“稳定的单位”，是一个打工者，这种人是没有“向上爬”的前途的。条件如此恶劣，也只能派给他条件恶劣的姑娘了。需要提醒的是，姑娘总是不愁嫁的，婚姻的稳定机制又总是需要男方比女方强一点的，于是，在简餐厅，在茶吧，在公园等适合相亲的众多场所，我和许多姑娘见面了，恕我直言，她们大多又老又丑。老，本身就是丑陋的重要内容，而一个姑娘之所以变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又无非是丑陋。它们互为因果。
虽说我经历众多，但一点儿不擅长和这些姑娘交谈。绝大多数的交谈内容，诸如身高、学历、家境、工作和爱好等等，其实都在彼此见面以前通过媒人了如指掌了。见面后，还是说这些等同于砝码一样的身价话题，一如双方相对而坐的桌子中央有一架天平，你放一块砝码，她也放一块，就这样互相放砝码，最后放完了，拍拍手，一看天平，倘若一头轻一头重，这事就不太好办了。当然，媒人之所以会将你二人攒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已经事先帮你二人称过了，所以普遍的结果是，天平很平稳，与桌面、地面构成了平行关系，于是呈现“彼此彼此”的形象，仿佛一对难兄难弟，而非一对男女。
放砝码的过程其实是很短暂的。出于礼貌，我会让见面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为了让捉襟见肘的话题聊完后不至于过度尴尬，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每次都带一副象棋。让我们下一盘棋吧！注意，这与我下棋好坏无关，我下棋很糟，这从小学就开始了；也和对方是否会下棋无关。不会下吗？好吧，我教你，马走日象走田。还是不会？也好办，咱们当五子棋下。也可以说，我这副象棋在相亲桌上最广泛的下法就是五子棋。当然，我也遇到过象棋爱好者，对方棋艺高超，起码比我高许多，我们大战十来个回合，回回都是我输。但我一点儿也不生气，天色已晚，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是的，该走了。于是买单走人，假模假样地互留联系方式，表示下次再见，然后自此不见。
也可以说，我的相亲史就是买单史。在我所在的城市，一般一次一百块不到，个别超额，视场所和消费情况而定。不可否认，其中也有我比较中意的姑娘，巧合的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方往往是相反的态度。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否认相亲桌上有一见钟情的可能性。有时我口称是照顾亲友的面子而去相亲，是否内心里也抱有如此的期许呢？想到此处，我龇牙咧嘴，对自己十分讨厌。 相亲的事也许再说已经多余，不过有一条最富有喜剧色彩的相亲故事我觉得说出来也不至于乏味。话说某次我在电话中应邀前往一所大学门口，电话中称，以手拿某某杂志为号。嗯哼，而且是一本当地的时尚杂志，这让我对即将到来的对方充满了好奇心。一些袅袅婷婷的女大学生向我迎面走来，继而擦肩而过，一度让我高度兴奋，使我老泪纵横地想起了大学时代的一幕又一幕，只是她们手上都没有杂志。后来，一个身材矮小干瘪的老太太向我迎面走来，她手上也没有杂志。但是，她很坚定地向我走来，走近站住之后还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这才自报家门，自称是相亲女孩的妈妈，女孩加班没来，她来代替女儿相亲。其实她并非老太太，仔细看应该在五十岁左右，于是我和这位五十岁的老太太向校园深处走去，在那些花木扶疏的专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甬道上信步由缰。我们谈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也不重要，我只是记得我们并肩而行的样子，就现在看过去，一老一少，一高一矮，一男一女，无不构成巧妙的对偶关系。
当然，所谓进入社会的年月里，我并非没有通过所谓的自由恋爱和姑娘们相处过。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我曾和一个卖水果的姑娘睡过觉，我带她看过电影，还在街头分吃过烤红薯。在一张餐桌上，我有幸认识了一位记者，曾陪同她到过一些地方采访，那些血淋淋的案件于我而言一点也不可怕，反而因为二人一路亲热形同蜜月。有一次我还勾搭上了我的一个师妹，我给她说了许多大学里的奇闻异事，还虚构了更多的亲身经历，从而使她乐意和我相处一段时日。凡此种种，实不便细说，总而言之，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姑娘后来都纷纷嫁给了别人。那几年姑娘们办喜事的鞭炮声特别集中，我经过她们嫁人的现场，踩踏着地上的鞭炮尸骨，再在马路边吃一碗盖浇饭回到住处。其时天色已晚，收摊子回家的小贩背影让我陡然认识到，我已经下市了。与此同时，新鲜的姑娘上市了，但起码目前她们还属于新鲜小伙的。于是，我非常下流地和一位女房东发生了关系，她三十多岁，有丈夫有孩子，却无所事事，打麻将输掉之后，她往往会灵机一动，来到我的房子里与我如狼似虎一番。
换言之，无论是曾经的姑娘们，还是女房东，她们最后离开我的房间都是定局，然后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闲得发慌。电视是没有任何意思的，好在网络已经普及。当网恋大多以一夜情或见光死而告终之后，我只能依靠网络游戏来度日。然后我就在同城斗地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打滚妞”的女人。因为名字实在有趣，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我就和她聊了起来。
好几天没斗地主了，干吗去了啊你？我说。
哼！她说。
没你，跟那些蠢货打，挺没劲的。
哼！
你怎么还不来？你看，你的位子给人占了。
哼！
那我先跟他们打完这局，待会儿再换桌子你来？
哼！
你有病啊，老哼？
你管我，打你的牌去吧！
她说她想离婚。
为什么？
凭什么告诉你？
她说她丈夫有病，结婚一年多了，都没有跟她“那个”。
怎么可能呢？鬼才信。
真的。
等我确信她说的未必是假话后，问：阳痿？
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不知道。
那你还是处女啰？几天后我故意这么调侃她。
她说，滚！
打滚妞当然不是处女，她在读卫校的时候就跟她们班那个唯一的男同学开过了房。这是在我的床上由她告诉我的。此前，漫长而多情的聊天已使我们彼此相当信任对方，约地方见面后，亦和照片及视频无多大出入。那是一个周末，天气虽然糟糕，但没有影响我们初次相见的激动心情。在我的家里，我为她做了饭，她在一旁帮我择菜洗菜，饭后她还帮我洗了锅碗。我们还并排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些彼此觉得好玩的事情，二人之间隔着一个抱枕。我们聊得是那么轻松投入，一个盘腿而坐，一个将腿翘在茶几上，一点儿不觉得对方是在假装。事实上我们彼此非常谨慎刻意地在避开她在网络上所说的夫妻间的事。
搞吗？当她正在说她所在医院的一个病人的笑话时，我突然打断了她的话这么问。
她先是震了一下，然后操起我们中间的那个抱枕砸向我。再看她，眼圈已然红了，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她的手背上。不过，仍然保持着刚才的动作：腿跷在茶几上，脚尖悬挂着棉拖，欲掉不掉。恍若隔世的场景。我于是开始抚摸她的头发肩背，然后是她的脸。她的脸滚烫。嘴唇也很烫。她全身都是那么烫。整个过程她都没有停止流泪，直到我抽离她的身体，流泪才转变为哽咽，哽咽后来变成了打嗝。于是我们又快乐地笑了。
不许笑！她笑着命令道。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想起她“不许笑！”的命令时，我都有要哭的冲动。
我们之间的忌讳话题也不再忌讳，关于她的丈夫，为什么会那样对她？这对夫妻一年多来睡在一张床上，虽然肢体在睡眠中难免交叉触碰，但没有性爱层面的肌肤之亲。压抑的吵闹和扭打过后，她怀疑丈夫是阳痿患者。结果在一些早晨，她还是注意到丈夫有严重的晨勃现象。她曾覥着脸求欢，遭到了后者的无声抵抗。她甚至放弃羞耻之心，在半夜爬到他的身上去，结果被惊醒的他掀翻在地，然后他又跪在地上请求她的原谅：
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
在黑暗中，丈夫带着忏悔和自我辩解的语气反复向她说着同一句话。
我认为她的丈夫很可能是一位同性恋，她说她也这么认为，但当她终于克服难堪试探着问丈夫时，后者情绪相当激烈地否认了这个指控，他咆哮道，放你妈的臭屁！
他可是一个随和的人，从来不发脾气，心比女人还要细，对我可好了。她说，谈恋爱那会儿就很好很好，结婚后仍然很好很好，同事都很羡慕我，我父母也通过故意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来夸他。
说不出口，没法说，没人说，不敢说。她又哭了。
是的，我说，这事确实只能在网上对一个ID去说，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但我还是上当了，还被你搞了，我怎么办啊？
你跟他离，我娶你。我说。
因为上述对白太像低级电视剧，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说自己愿意娶她并非甜言蜜语虚情假意。虽然我没有结婚，但并不代表我不愿意结婚，我可不是独身主义者。就打滚妞来说，在我看来挺好的，在一起很快乐，人一点儿也不讨厌，我也很喜欢她的相貌和身体，虽然谈不上有多好看，但五官活泼喜气，整个人小巧玲珑，却结实健康。单从相亲原则上来看，也挺合适，她有一份护士工作，我也有一份工作，我们虽没多少学问，但不至于愚昧粗鄙。此外我们都讨厌别人大声说话，都喜欢孩子，都反感蓄意教孩子说普通话的父母。我们还一致认为长寿不长寿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吃吃该喝喝。虽然我们都必须上班，也不打算不上班，但我们都讨厌上班讨厌领导讨厌同事，在路上走，我们都感到心慌。到哪儿玩都没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喜欢待在家里，在家做饭吃，在家搞搞卫生上上网，实在无聊就睡觉。假如我和她结婚，她的已婚史也不能不加以考虑。无论怎么说，我们是活在亲友中间的人，我们不能无视舆论，比较之下，如果她没有结过婚当然更好，但事已至此，我不会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如果没人问，我不会告诉他们（包括我的父母）我的新娘曾经做过别人的新娘。如果他们问，我会如实相告并不以为耻。我能够如此自信，还在于我深知打滚妞会同意我以上的判断。这种自信是不需要做任何解释的——虽然我在向她表达爱意的时候连对方真名实姓家住何方都不知道。 不要送，她上了公交车，在车内用手背向我挥舞，意思是叫我赶紧回家，每次都这样。我显然也不曾考虑暗暗跟踪，看她到底住哪儿。我不是那样的人。
再卖关子就矫情了。打滚妞名叫孙兰兰，她的丈夫就是胡忠。这是直到最后发生那件事后我才知道的，至于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事情是最后发生的，所以我打算最后再说。
鉴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娘娘腔都结婚生子了，所以胡忠的娘娘腔除了被人作为笑谈外，并没有被人们太在意。毕业回乡执教后，胡忠的父母也像我的父母一样希望儿子早点成家，乡下的老年人总是那么热爱抱孙子，一如乡下绝望的妇女总是把敌敌畏当饮料喝，它的顽固是动摇不得的。刚开始，胡忠以“不急”作为借口还撑了几年，后来同龄人都结婚了，他没了说头，只好跟一名幼儿园的老师谈起了恋爱。在乡下，像胡忠这种上过大学有份正式教师工作的小伙非常吃香，而幼儿园的老师大多是临时聘用人员，嫁给中学教师当然比嫁给农民要好得多。据说幼儿园老师一家对这门亲事很是主动，但最后还是黄了，其原因不得而知。后来就经人介绍，胡忠认识了在乡医院当护士的孙兰兰。这一次两家都很满意，在乡下，这种都有正式工作的“双职工”夫妻无疑等同于上流社会。胡忠这一次也显示出了男孩追求女孩所常见的殷勤。孙兰兰刚开始则并不乐意。她和大多数在卫校待过的女孩一样，因为学生时代没怎么见过男人，所以希望男朋友非常男性化，而胡忠的娘娘腔是无法满足这一点的。让她发生转变的是一次胡忠帮她家菜园浇水，只见胡忠一声不吭地从河塘里挑水，越过高矮不平的田埂去菜地泼洒。后来他还脱掉了外衣，只穿着背心来来回回。那些鼓鼓的肌肉在孙兰兰的眼前滚滚而来。在烈日之下，胡忠深陷的眼窝和嘴角那一抹微笑也相当迷人。孙兰兰承认，她当时完全被眼前这个身手矫健的男人迷住了，出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反应，她说她当时感到口渴难耐，站立不稳，眼前不住地发黑。她不禁扪心自问，自己之前完全被胡忠的娘娘腔所误导了，这个人当丈夫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她就开始认真对待起来，交往中，胡忠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让孙兰兰无比感动。想起初恋，想起卫校那个班上唯一的男同学，真是霄壤之别。那个蠢货除了有根阴茎，完全一无所长。人傻，还自以为是，自私得要命，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该围着他转，都该宠着他。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孙兰兰岂会被他哄骗上床。在婚前，她甚至因为此事而对胡忠感到愧疚。然后她就找了机会告诉了胡忠。
什么？你不是处女？胡忠看上去无比激动。
你介意？孙兰兰说。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没想到。胡忠说着就陷入了沉思。孙兰兰记得清楚，她认为胡忠一定很失望，所以她感到很难过，并且也很不爽。在她看来，都这年代了，一个男人还整天在这方面较真，是不是脑子有故障？她甚至打定主意，只要胡忠稍有冷淡，她将立即沉下脸来结束这段关系。没想到第二天，胡忠不仅没有懈怠，反而展开了炮火更为猛烈的进攻。一年后，水到渠成，二人结婚。
因为二人都是公职人员，喜事必然大操大办。他们放弃了农民办喜事在农家院子里铺排流水席的陋习，而是将乡间那家最大的饭店全部包下。双方亲友不提，二人的同事也基本涵盖了乡下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物。副乡长给他们证了婚，校长和院长又分别发表了祝词，司仪还带领广大食客捉弄了这对新人许久。总之是节目太多，前戏太长，把来客们饿得两眼发黑。等到共同举杯，一些人因为饿过了头变得毫无食欲，只好拚命喝酒。这样一来，因为是空腹喝酒，那天喝醉的人非常多，饭店厕所和周边地区到处都是呕吐物。在乡下，喝醉就是“吃好喝好”的象征，可谓热闹非常，皆大欢喜。
食客散尽，回到新房，胡忠像个男人那样扑向孙兰兰。后者还试图挣扎，以表达洞房夜妻子应有的羞涩，没想到还没等她扑腾几下，胡忠已呼呼睡去。确实，他也喝多了，而且累坏了。可以理解。最后只剩下孙兰兰还醒着，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胡忠永远不会对她行男人之事，但还是略略有点失落。躺在折痕坚硬的刚拆封的新被褥中，她先是匆匆回忆了一下和丈夫的恋爱史，一年以来，二人居然没有睡过，这在这个年代实属罕见。亲吻搂抱似乎也没有发生过。牵手倒是有过，那是他们在人群中为了不让挤散，爬山时他在上方表示提携……这一顿想，让孙兰兰隐隐感到有点不对。不过，更多的还是自我嘲讽，她骂了句：“你怎么那么骚？！”然后就沉沉睡去，这些天来，她也累得够呛。
之后的那段难言之隐的夫妻生活已在前面有所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胡忠的其他一些事迹，因为是孙兰兰告诉我的，下面我不打算转述，而让她来讲。
“也不晓得怎么搞的，他很怕去上班。其实他在学校吧，混得也还凑合，书教得不差，人际关系也还好，没有跟任何人争过。
“唉，又要上这个倒头班了。每天早上他推着摩托车出门的时候，都要这么叹气苦笑。
“我就讲了，你这班还不快活嘛，双休日，寒暑假，旱涝保收，你看我，给人打针挂水，端屎端尿，从来就没有固定的休息天，有时白天上班，有时晚上还要去熬，我都不叫苦，你叫什么苦啊？
“他父母意见就更大了，说，你这个二五东西现世宝，你也不想想爹娘老子这么多年怎么过的，这个世上最苦的就是种地，皮也不晓得脱了多少层，关键是种地还不来钱呢！我们都没叹气，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干么事？你这不是故意气老子吗？哦，我晓得了，你是这山望那山高是吧？觉得当老师没干别的来钱是吧？这也不怪我们啊，我们给你念书，让你上那么多年学，我们苦成什么样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责任是尽到最大了，要怪怪你自己。再说了，当老师有什么不好呢？不就是活一辈子嘛，你跟小孙生个小娃子，我们带几年，腿一蹬，死了，然后你们过。反正就是过日子，好好过就是了。
“这些话他也听着，笑笑的样子在听，从来不辩一个字。最多看看我，摇摇头。老实讲，我确实不晓得他在想些什么。
“他也不喜欢串门走亲戚，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愿意陪我回娘家。有一次隔壁二婶到我们家来跟他妈妈拉呱，就在院子里，他跟我在屋里。隔壁二婶嗓门大，确实讨厌，他就叫我出去叫她们声音小点，我没去，但他妈妈意识到了，就跟二婶压低声音说，没想到他更难受了，坐不是坐站不是站的，在床上歪一下又蹦起来，然后他自己跑出去了，在院子里冲二婶跟他妈说：你们两个讲话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能不能不这么鬼鬼祟祟啊？！ “他也不跟同事来往，也没听说他跟他的同学有什么接触。对他七姑八姨客气归客气，也很冷淡。我可能没跟你讲过，他不吸烟不喝酒，更不打牌，一点坏习惯都没有。他们学校聚餐搞活动什么的，他尽量不参加。同事家里有事，该上份子，他当然也跟人家一样上份子钱，但他不去吃饭。这一点也是我爹妈觉得好的地方，我也不觉得不好。
“干什么？就是看书，看电影，后来就是上网。他看的那些书我都没有听说过，记不住。我原来也确实估摸着他上网勾三搭四，也不是。只要我问，他就给我看他跟人家聊什么，确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是跟人家交流哪本书哪部电影。我搞不明白。
“他喜欢出去玩。就是旅游。我还记得我们蜜月，他非常高兴，拍了很多照片。在海南岛，他对我说，小孙，我真不想回去了。我也说那当然，我也不想，这块儿多漂亮。但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海水的样子让我觉得，虽然我们说了一样的话，但他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当然，这也是我现在感觉到的。
“平时只要有长假，他就出去玩。我们结婚后，他还假惺惺地问我去不去，我怎么去？我要上班啊，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他自己去了。去年一个夏天，他都在外面跑。回来给我看照片，好多地方，真不晓得他怎么能跑那么多地方，因为他每次出门也没带多少钱。工资卡本来是他妈保管的，结婚后，他妈偏要塞给我保管。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出去玩是很省的，我好像听他说过住过一晚上五块钱的旅馆。
“他有次说过，他最后悔的是没有继续考研究生，主要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才回来教书的。另外，他也后悔自己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被贵州那个大学录取。他还说他想到外国去，他说如果能到新西兰那种地方放放羊就太好了。我就说了，直接到月亮到火星不更好吗？他笑笑，然后还当真了似地说，好是好，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啊。
“后来就是他要调动，想调到市内来，到学校或者到其他口子都行。他找到个老同学帮他，请客送礼很是忙了几个月，平时跟人不来往，这下全不一样了，很会巴结讨好，很会应酬说话的样子。找各种人，吃各种饭，那段时间可能是他花钱最多的时候。我看着都嫌麻烦，但他一点儿不怕麻烦。
“在这之前我已经不止一次跟他提离婚了，以前，他都说他不同意，说他会改变的，要给他机会之类的屁话，我根本不信。现在他要调动，我就故意问他，你调走了我怎么办？他像才想起来似的，愣了半天，才说，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我说，比如呢？他说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我不愿意守活寡，这是肯定，另外，我对这个人一点都不了解，如果说有点了解的话，那就是知道我对他一点不重要，包括他的家里人也不重要，没有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我就说，这是个离婚的好时机，我们就办了吧？他说，等等看等等看。也就是说，我也很希望他能调动成功。
“然后就是，他没有调成。他把摩托车丢在学校，一路走了回来，像个吊死鬼那样又高又瘦。他告诉我，小孙，我没调成。然后晚饭也没吃就睡了。夜里，我俩都哭了。第二天他没有起床。我摸摸他的头，不烫。到这时候我还有什么好情绪吗？我就说，随你，我晚上也不回来了，我回我妈家。然后我就上班去了。”
孙兰兰在最后几次提离婚的时候，完全做到了破罐子破摔。先是胡忠的父母知道了，然后她自己的父母也知道了，紧接着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孙兰兰还告诉胡忠：我在外面偷汉子了。当然，这个汉子指的就是我，但她出于保护我，没有供出我的姓名，关键是胡忠压根也没问。双方父母以及乡下其他的人自然不知道孙兰兰偷汉子的事，他们纷纷哭天抢地，抹着眼泪进行斡旋，希望这对双职工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
关于夫妻之间的难言之隐，除了我，孙兰兰始终没有开口向别人说过。
为什么离婚？
你们问他！她总是将这个问题推到胡忠的头上。
我得承认，这是我喜欢孙兰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孙兰兰摸了摸胡忠的头，认为对方没有生病，然后去上班，晚上回了娘家。夜里的时候，胡忠的妈妈打电话给孙兰兰，问胡忠是不是在她家。孙兰兰说不在，电话那头一下子就失控了。
胡忠，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如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话，寻找将维持到胡忠的亲人全部死绝那一天，起码也要维持到胡忠父母死掉那一天。这就是我所说的最后发生的那件事。
在胡忠失踪之后，我和孙兰兰仍有来往，这时候我才告诉她，其实咱俩是老乡。然后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还说了我父亲的名字，虽然此人已死，但在多年以前闻名全乡，因为他除了是一名屁股上有泥块的老农民，还曾经是全乡唯一一家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几十年来，所有的人都曾被我的父亲从镜头中窥视过，他也被这些被窥视的人所熟知。现在，许多照片中的人已经死了，因为那个照相师傅即我的父亲也死了，加上相机的普及，照相馆早已寿终正寝。孙兰兰确实也被我的父亲窥视过，我不知道父亲当初在镜头中瞄这位姑娘时有没有闪过一念：坐在聚光灯下的这位扎俩羊角辫、戴红领巾的小姑娘将来会跟他正在照相馆外打弹子的儿子有关系。
孙兰兰惊讶一番，继而长叹一声。我从她的叹息中看见类似命运的形状。确实是命运，我自从初中毕业后离开乡下，就矢志不与那里发生任何关系。我讨厌农村，厌恶农民，就像我讨厌城市和厌恶城里人一样。我对故土毫无感情，更不可能引以为我的精神家园。那里只是河流被污染垃圾遍地粗言秽语和人世间所有丑恶的博物馆。在这一点上，多年以后，我和胡忠或许可以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而命运就是，颠簸多年之后，我发现那个叫打滚妞的女网友，那个我第一次表示愿意娶她为妻的女人就来自我的出处。这与小时候父亲的一个诡异遭遇简直如出一辙。
有一天，父亲关上照相馆往家的方向走，回家的路需要经过一个石拱桥，河流两岸以及路的两侧都是玉米地。出乎父亲的本意，他居然走进了玉米地，然后他看着桥想走出来，结果近在眼前的桥始终近在眼前而不可接近。他在玉米地里走了整整一夜，浑身被露水和汗水浸透，锋利的玉米叶将他割得支离破碎。直到天亮他才上了桥头。
他说，后来他不走了，蹲在了玉米地里。现在，我觉得自己和蹲在玉米地里的父亲合二为一，都是那么绝望。 那我们到底还结不结婚？我问她。
需要我先离了才能告诉你。她答。
根据法律，配偶长期不在一起，超过一定时限，就意味着二人在法律上自动放弃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坚定与孙兰兰结婚的意志，它是可以实现的。但如你所知，我无法确定这一点了，因为，我并没有将一切告诉对方。
有一次，她带来了一张照片，和胡忠的结婚照。我已说过，这是我和胡忠十多年后的“重逢”场面。即便婚纱照将人美化，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新郎就是十多年前那个在码头和我打台球的娘娘腔。
我控制住了自己，很平淡地说，这就是你丈夫？
她说，嗯。
我说，还挺帅！
她说，是吧。
码头总是有两个的。
我和胡忠在进城上学的码头也经常遇见，因为我们要赶过去上晚自习。所以，仍然是黄昏。
因为是农村，这里比江对岸的码头还要破旧肮脏。拥挤在检票口的总是那些二八长征自行车，后架上左右两个大箩筐，两百多斤的新鲜蔬菜充塞其中。他们需要晚上就过去，在城里的某个菜场挑个好位置，喂一夜蚊子，然后赶在第二天早市卖个好价钱。我们的父亲经常也置身其中，如果我们不读书，不考上大学，也必然置身其中。
这里也是各种小道消息的聚散地。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们搞对象，家里人不同意，于是他们约定好在船到江心的时候一起跳船。姑娘跳了，男的没敢跳。
而在候船室外面，也有台球桌，但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这是上学的紧迫感在发挥作用，不比回乡的从容。此外就是待客的三轮残疾车。驾驶残疾车的并非残疾人，他们手脚俱全，膀大腰圆，在对岸开来的船靠岸之前，他们会聚在一起打一种名曰“斗鸡”的牌局。有一个人赢了很多钱，他的口袋却很小，所以他把钱直接从领口塞进圆领套头衫里。其他人的钱都被他赢过去之后，他们就发生了口角，然后开始推搡，接着开始挥拳。赢钱的人不得不找了一块砖头自卫。当他正举着砖头被众人围在中间的时候，一个手执砍刀的人拨开人群冲了进来。前者见状转身就跑，但他跑错了方向，居然向检票口尚未开门的候船室跑来。在跑动中，他系在裤袋内的圆领套头衫松开了，面值大小不一却又无不皱皱巴巴的钞票洒满一地。人们纷纷弯腰抢钱，而我和胡忠却吓得跳过前方的自行车和箩筐到了检票铁门边。然后，被追砍的人也跳了过来，和我们并排站在了一处，就在我和胡忠的中间。我们一边回头看执砍刀的人向我们逼近，一边手摇铁门，希望检票人此时能哗啦一声打开门放我们出去，然而时间没到，我们必死无疑。
我哭了，将脸紧紧地贴在铁门的钢筋上，只听到刀剁骨头的闷响。胡忠没有，他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刀是怎么砍在那个人身上的，鲜血和骨肉的碎末是如何飞溅的……
十三刀一共，他说。
我没答腔，越过他的肩膀看了看船头的天空，一轮新月挂在天上，照耀着黑暗的江水，两岸若隐若现的灯火则眉来眼去。总之，一切看上去好像很美，或者真的很美。
（选自《收获》2011年第3期）
曹寇，男，1977年出生，南京人，先锋小说家，被誉为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著有小说集《操》《喜欢死了》《越来越》《屋顶长的一棵树》，长篇小说《萨达姆时期的生活》，文史作品《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
